【女影】在尋常裡鼓起勇氣，一面後悔、一面前進——專訪《光的孩子》編導徐麗雯

客家電視台推出的《光的孩子》，一推出便獲獎連連，不僅抱回了本屆金鐘獎的「迷你劇集（電視電影）編劇獎」和「迷你劇集（電視電影）女主角獎」，更剛獲得第28屆台灣國際女性影展台灣競賽中的觀眾票選獎。

本身是客家人的徐麗雯，多年來從事編導外，也同時是個演員。歷經結婚生子後，距上部編導作品，近乎睽違8年才出新作。她說，《光的孩子》與她過往的作品有很大不同，不管是創作手法或內涵，這一切的轉變，究竟由何而來？以下，是她創作歷程的分享。

編按：本文特別感謝台灣國際女性影展與客家電視台協助聯繫。

——《光的孩子》 描述一名女編舞家玉蘭，在事業攀向高峰的同時，面臨養母失智、養兄自殺、懷孕生子等人生課題。我們知道與您的生命經驗也有密切關聯，想先請您談談整個編劇構想由何而來？

一開始，是客家電視台要做一個與「長照」有關的主題。剛好最近有很多探討長照的作品，而我在想如何能從不同角度切入。拿到案子時，我剛好懷孕，對一個演員來說，這等同失業，在無法拍戲的狀況下，多了許多空檔讓我重拾編劇的興趣與工作，因此，我開始撰寫《光的孩子》腳本。

那段時間又發生了一些事，我剛好在巴黎給自己一個月假期時，很少打電話給我的母親，突然在電話中告訴我：「你爸爸生病了，要不要回來看他？」我回去時，發現父親衰弱得很厲害，申請看護需要時間，於是在銜接的空窗期，我為了讓母親稍微喘息，就做了幾天照護工作，那幾天，給了我很大震撼。

如果我學的是能賺比較多錢的科系，也許我能花錢請個看護；我們在戲劇中做了很多身體訓練，但當他摔到地上時，我完全不知道怎麼把他扶起來；而在文學裡，我們談了很多生離死別，但真的發生在現實人生中，我無法招架。

因此，這些感受與經歷，促使我在《光的孩子》中，以自己從事藝術創作這個點切入，設定主角是個編舞家，當她面對突如其來照護母親的任務時，對她的作品和人生有什麼交互影響？

為什麼選擇與「舞蹈」結合？我從小對舞蹈就很有憧憬，一路也看了滿多舞蹈作品，在編劇時，我想到病人「身體的衰弱」跟舞蹈的某些失重質感很類似，結合起來應會很有力量，就順著直覺這麼做了。

——整個田調的過程如何進行？

我從2019年尾開始寫，前前後後修改了7次，大約花1年完成。田調方面，除了我自己的經驗，身邊也有滿多人可參考；這幾年，很多作家都面臨照護問題，像是吳若權、鍾文音、龍應台、葉覓覓等……。但我發現戲劇領域，似乎還沒有從創作者自身經驗出發，去觀照照護者的作品。

在田調過程中，我看到一個「體驗老者感受」的活動，帶領活動的人，想告訴照護者：不要綁病人、不要給他們穿尿布……便讓參與者矇上眼睛、戴上耳罩、腳上綁沙袋，或者把他們綁在床上、輪椅上……讓所有人體會無法動彈、行動不便的感覺，或倒一些混合物在尿布裡，讓參與者自己穿10個小時。

我自己相當能理解，許多照護者選擇把自己的長輩綁起來的原因，有些人真的無法24小時在身邊照顧，讓病人自己下床可能發生更嚴重的事，當然，這可能是種託辭，但實際生活我覺得真的滿難的，因此，在作品裡，我希望能讓這些看來殘酷行為背後的原因被理解，當然，人道照護是終極要努力的方向。

我相信滿多人跟我一樣，年輕時就北漂，家人在南部，很幸運有兄弟姐妹可分擔照顧父母的工作，卻很少想過那個被留在家裡的人的感受。我們可能覺得已為生活拚搏、為家人出了錢就代表盡了責任，而被留下來的人卻覺得他們也想有自己的人生，兩方都找不到平衡，都值得同情。

這些自身與他人的經驗，成為我田調的沃土，當時，我不只經歷父親生病，同時間我的孩子也出生了，我在這兩個巨大的衝擊間完成劇本。寫完，再回頭看那些文學作品，突然想起我一開始的提問：

——戲中深入探討了當女性已有社會成就、卻有不得不做的義務時，該如何抉擇。想請問您為何選擇以舞蹈家、移工、毫無社會成就的哥哥及失智母親等角色去編織這個議題？

女主角邱玉蘭（徐堰鈴飾）一開始就看起來很可惡，其實我是在嘲笑自己。她看起來是個光鮮亮麗的知識份子，做出了一些成績，也有強大表述能力，正如那些字彙庫較多的人，常用語言來迴避或掩飾一些事。

女主角和哥哥邱穆國（安原良飾）完全沒正面對到戲，從頭到尾只有通電話。我一直覺得打電話是很暴力的事，一接通就要馬上面對，像我自己就是不會在電話裡說「不」的人，我就想用電話這個元素，讓他們不要直面接觸，藉此反應兩人在城市與鄉村中，內在外在的差距。

印傭阿娣（施宣卉飾）的角色，在戲裡也相當突出。她可以和女主角對槓，質疑女主角能講話大聲，只是因為她是唯一有選擇權的人，很多人覺得這角色相當有力量。事實上，移工只是跟我們語言不同，但很多都是高知識份子，他們為家的付出沒少過，更是組成照護家庭的重要份子。這戲有一部分也在探討究竟什麼是「家」？我認為移工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女主角的內在轉變，是戲裡重要關鍵。她選擇回家，選擇放下一切、回去面對逃避已久的母親陸鳳霞（涂台鳳飾）。我常在問，如果是我，做得到嗎？當然，我設了一個前提，是他哥哥自殺，給了她很大衝擊，她的動力也許來自想知道哥哥為什麼要死？她的能力大到可以再請一個看護，只不過，藝術家有時就是有種偏執，想知道這一切究竟是怎麼回事，或許她以為一切沒這麼難，才會長久以來一直把責任交給哥哥。在過程中，她慢慢地理解、轉變，從原本一個愛講漂亮話的專業人士，到能感同身受母親與哥哥的處境、再到最後還是對媽媽施暴……而觀眾也知道，這一切的好與壞，會不斷重覆循環發生。

這正是我想帶給觀眾的，不是圓滿的結局，但更貼近真實。我很高興有觀眾回饋，認為這部片療癒了他們照護家人的心情，那種既愛又恨、想理性又失控的心境……讓他們在混亂中感到自己並不寂寞。

——這次的拍攝過程中，如何與幾位重要演員溝通？拍攝方式是否有做出與以往不同的突破？

最初寫完劇本時，我對舞蹈的部分還沒有想像，只跟編舞家董怡芬溝通幾個關鍵字：母女關係、拉扯、身體衰弱……等，而我第一次現場看她的舞作發展時，當場就淚流滿面。舞蹈的力量真的好直接，從那時我就覺得這部片會滿好看。

這次的預算只有300萬，只花11天就拍完，預算相當有限的情況下，我第一次嘗試把每顆鏡頭都畫下來，幾點幾分拍什麼畫面，都相當精準有效率，盡量不拍任何不在分鏡裡的隨機畫面，這是我從未做過的嘗試，效果也相當好。這次合作的伙伴都相當年輕、有才華，讓我發自內心覺得這不是我一個人的作品，他們每一個人的付出都是成就創作的一部分。

女主角由劇場天后徐堰鈴飾演，是我在寫劇本時就決定的。要找到介於40、50歲的年齡層，又要能演、有身體能力的女演員，她是我的不二人選。我以前不認識她，我本以為她是很不羈、很自由的那種演員，沒想到她比我想像中的嚴謹、務實多了，有種令人尊敬的氣場。劇本她通常一字不改，有改必講。而在片子裡那些討人厭、自由、風流的狀態，是我很努力地要求她去演出不是她原本的樣子，我甚至一度用了很拙劣的方式故意跟她吵架，惹她生氣，去激發她的暴力狀態。不過，我覺得這是超爛的方法，以後也不會再用。

飾演哥哥的安原良，本身就是一個很安靜的人，看起來沒有任何暴戻之氣。我就想找一個看來普通、很和平，但又在戲裡不能真的表現得很普通的人來演，「普通」是最難演的，而他真的有把那種安靜中帶有幽微暴力的質給演出來。他第一次看完劇本就跟我說，他正在照顧他父親，而他每天講話的對象就是家中的印尼看護，因此，在進入角色的過程中很能感同身受。

涂台鳳飾演母親，她本身家境不錯，是個穿搭優雅、一定要去美容院作頭髮、拍片現場要在她頭上放螞蟻會有很多顧忌的演員（笑）……但，第一次在大銀幕看到她的演出時，我看她做的很多細節，那些出神放空的時刻，真的會覺得她好會演、好無助……可以做到這樣，她真的很努力。

——談談您一路創作的方向及轉變。

徐：我大學念成大中文，後來考進北藝大的劇本創作研究所。中間誤打誤撞在應徵《幸福派出所》（2006）編劇一職的過程中，被導演相中去當演員，從此開啟了我的演員生涯。

拍攝期間，我在台東關山跟劇組住了4個月，整個劇組都非常有趣，大家收工後，還是聚在一起聊表演、聊生命，也因為劇組的鼓勵，我拿作品去投補助，很幸運地在拿到了《黑貓大旅社》的案子，在2010年問世，成為我第一部編導的劇情片。

那時我才23歲，什麼都不會，工作過程中很多刺、渴望自我證明、很多自我矛盾……《黑貓大旅社》很幸運獲選為「曼徹斯特亞洲藝術三年展」閉幕影片及「香港電影節費比西獎」提名，想想算是少年得志，但那部片也讓我負債很多，讓我往後10年都在拍戲還債，同時也造就了我後續的編、導、演之路。

以前我編導的作品比較異色，人物關係較為封閉。《黑貓大旅社》講的是一群社會底層邊緣人的故事，有舞小姐、越南移工、被霸凌的女學生……每個人關在自己的房間裡，都想逃出去卻又不得不待在那裡。2010年另一部作品《裙擺上的夏天》中，一個月經剛來的少女，喜歡上一個大姐姐，但那大姐姐跟別人私奔了，讓她也起心動念想離開那個小地方。2013年的作品《到站》，講一個公車司機，每天在固定的路線上，與車上乘客的故事。

這是我創作上滿大的轉變，我開始比較有勇氣，安於說一條簡單的故事線，直面很簡單的人、深刻的關係，我想，這跟我的生命經歷有密切相關。

我在34歲結婚、生子。曾經，我很擔心走入婚姻、和另一個家庭發生關係會自我犠牲，蠻幸運地這一切都沒有發生。以前我怕跟人相處、怕接電話、怕一個人出門，生完孩子後，怕的事情變少了，因為有了小孩後，這些事你不得不做；但有件事我變得很害怕，就是怕死，我死了，孩子怎麼辦？以前我就是個女文青，活得瀟灑，好像隨時死去也沒差……

結婚生子，讓我變更勇敢、但也更怕墜落。也許這讓我體會到，在一個尋常的生活裡，也需要勇氣，也有它的味道在，也能在其中找到自己、活得好，因而《光的孩子》有了不同的創作路線。

——從演員到編導，這一路的轉折，是如何影響您現在的創作思惟？

徐：當演員的經歷，讓我在做編導時，很明白演員焦慮、在意的是什麼，所以我當導演時會特別照顧演員的情緒，不會隨便對演員的外貌、身形做出評斷。

在金鐘獎的頒獎典禮上，我在頒獎台上說：「我希望能達到真正的性別平權。」我常思考女性在這產業的處境，特別是影視演員，還名不見經傳時，整個環境充斥著非常多剝削、性騷擾，而且是誰都可以插上一腳，不管是言語或身體。像是有些導演拿妳當示範，有不當的身體碰觸，但他明明可以用其他方式，許多舉動根本不應該發生。而大家在年輕時都想在這領域有些機會，很怕不配合會失去某些東西，所以這些狀況一直在發生。

現在的我比較少遇到，但我仍會看到，而每個發生的當下，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做些什麼……但真的很難。我站上頒獎台前，根本沒有想過我會講這些，但可能真的忍了太久。尤其想到每當妳求助，卻有很多跟你同樣性別的人，繼續幫那個高牆說話、質疑妳時……總是非常難過，這環境讓人們對受害者充滿存疑，不知道為什麼。

一路走來，我想文字會是我持續一生的工作，演員部分，我接下來希望能接一些也能帶給我養份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