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電影是想像力生產器——牧野貴專訪（三）
編按：2021年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邀請了日本動態影像藝術家牧野貴擔任評審，並放映了他的代表作《Memento Stella》（2018）。片名原意「記得星星」，也意指「記得我們是居住於星叢之中」。影片將自然風景的具象形體，透過重複疊影曝光轉化為抽象，為電影院內的觀眾帶來一次激發想像力的難忘體驗。所有人看的是同一面銀幕、同一片光點閃爍，置身的是同一場流動聲響，腦中溢想出來的，卻未必是同一部電影。
本文特別感謝TIDF協助聯繫，促成這場視訊訪談，由《此岸：一個家族故事》的台灣導演吳梓安與去年來台研究東亞擴延電影的西班牙實驗藝術家Esperanza Collado，一同採訪身在日本的牧野貴。請他聊聊作品與靈感來源，以及他作為實驗電影人，在不同場域中從事電影與其擴延的各種工作。
M- 牧野貴
W- 吳梓安
C- Esperanza Collado
擴延電影表演
C：想請問你最初接觸到擴延電影表演（expanded cinema performance）是何時？是怎麼樣的情境？你是否是從直覺開始對這個領域進行發展或重新發明？
M：21歲左右的時候，我和朋友聊到「我想打破電影表達的既有限制」，我記得當時朋友是這樣回應的：「那你該想像的是，打破疆界之後，會是什麼樣的情景」。當時，我想要的是一種更「接近藝術」的電影表現。我不清楚那是什麼，但我知道我想追求某種嶄新的影像風格。同時，數位的浪潮進入了電影文化之中，那時我曾想像，我們這個時代應該會有最令人興奮的電影文化，因為所有人都可以製作更個人的電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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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左右，我開始製作擴延電影表演是因為，我隱約感覺到某種電影文化將要消失了。而且，我真心希望將獨特性和身體感帶入我的電影的表達之中，否則電影只會變成永不損毀的數位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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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當時我專注思考的事情。所以我用自己的身體表演現場音樂，用合成器和吉他，然後在每場放映改變播放的影像。這個作法單純是想回應當時在整個電影文化面臨數位化的問題。
在我開始製作這些表演的時間，在日本的有另一波運動也同時在發生。那幾年我數位修復了足立正生、若松孝二和許多60、70年代的其他日本作者電影。同時，學者們開始重新發現並關注那個時期的日本擴延電影，其中一位重要學者是平沢剛（Go Hirasawa）1。以他為首，許多人開始關注並發現了更多日本實驗電影與擴延電影，並將這些作品帶往世界。因此，除了日本之外，歐洲也有許多人對日本的擴延電影開始產生興趣。
其實我到現在都還不是很確定什麼才算是擴延電影，但我記得2008年在鹿特丹影展的時候，我再度遇見了Tony Conrad，他做了非常有趣的電影表演／講述表演（Lecture Performance）。
另外，2009年我也在鹿特丹看過Bruce McClure表演，那是一個很激烈的經驗，我幾乎昏倒。3年後我在奧地利的克雷姆斯再度遇到他，我向他抱怨了一下，然後我們就變成好朋友了（笑）。2019年時我拜訪了他的家和工作室，他還為我和廖沛毅（Simon Liu）表演了一段。總之，鹿特丹影展辦了許多擴延電影活動讓我非常感興趣。
C：你說的那場Tony Conrad的表演是《Film Electrocution》嗎？
M：不是，那是2008年的《Window Talk: Recent Opportunities for Peeping》，一場半放映半講述的表演，我記得當時我覺得很怪，因為我以為那會是一場放映，結果Tony Conrad站在螢幕前講述他的電影。電影中他全身裸體，表演小提琴，給大家看一些圖片……講了大概2個小時。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擴延電影，或是Tony Conrad自己的方式，但總之那算是我第一次的「擴延電影」經驗。那年之前我對一般的實驗電影有點倦怠，但那次經驗改變了我，我開始對實驗電影的未來更有信心。那次的影展至今對我仍有很重要的影響。我也在那遇見了許多重要的朋友如Ben Russell、Ben Rivers、Johann Lurf和許多人。總之，鹿特丹影展讓我再度開始思考電影文化。
C：你是從那時起開始想做現場電影表演，或創造某種情境，讓影像機械是表演的一部分嗎？
M：是的，對我來說，那是非常好的，去了解電影表達的各種形式的契機。而且他們也給了我做表演的勇氣。大約在2007到2011年間，我認定我的作品都會是單頻道的電影形式，因為我當時我對僅僅透過一面螢幕和一台投影機上，我可以表現的的極限感到好奇。但就像我剛說的，2012年我自己打破了這個自我要求。
另外，當我在(S8) Mostra de Cinema Periférico看你的表演《We Only Guarantee The Dinosaurs》時，我也非常驚訝。一開始我並不是很懂，但後來，我在San Sebastian又看見你的另一場表演《A Piece of Broken Mirror Suspended on a String》後，我好像就懂了。那是在Tabakalera的老菸廠改建的文化園區。我覺得你在這種表演實驗上做得比我好，我指的是，這種擴延電影的實驗。
C：我想，其實只是在這個範疇內，我們的取徑不同。擴延電影是非常多元的各種形式和面相的複數集合體。就我的理解，現場性是其中一個重要元素，因為現場性延伸了傳統放映形式的光譜。所以我認為，過去這幾年你的作品，至少我所看過的，的確是在擴延電影的範疇內。另外，只要作品是從某種更具表演性和空間性的方向製作，並操作投影機做現場的場面調度，加以精心編排，去創造電影作為現場的整體性，例如：使用現場音樂，並讓影像與聲音互動並進行各種變造的手段。例如你的《Space Noise》這個作品，也是在(S8) Mostra de Cinema Periférico（西班牙拉科魯尼亞），我依稀記得你當時使用了多種放映規格，並現場創作音樂。或者，我該說那是現場配樂？
M：是的，我用了一台數位投影機和一台16mm投影機，並製作現場配樂。我的目的是使用不同的影像規格，但投影出一樣的影像在同一個螢幕上，透過影像的重疊，創造一種類似3D效果的普菲立克現象（Pulfrich effect）。之所以使用這種效果，是希望讓所有觀眾都可以在同一螢幕上看見或感覺到不同的影像律動。我覺得，我在創作上的所有興趣中，對身體感的強調或誘發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方向。至於現場的聲音，某種程度上也是對觀眾反應的立即反應。
C：我記得，那次的體驗很特殊也很強烈，整個空間中能量超強。而且，所有人員都戴著3D眼鏡。當時我坐在前排，對我而言，螢幕上的影像和周遭的種種現象一樣的強烈有趣，例如你和觀眾的在場，透過眼鏡，變成很奇特的狀態……創造了某種特殊的氣氛和強度。你有用煙霧機嗎？
M：那次我沒有用煙霧機，因為那是戶外表演，可能是場地又熱又濕所以有那樣的感覺。我想講一下我第一次的擴延電影表演，那是在直立電影節（Vertical Cinema）的演出。
C：啊！我記得那次……
M：這個活動是2013年，由Sonic Acts和一些以電影為媒材的藝術家所主辦。他們的作品是由35mm拍攝的短片，並用垂直的方式投影。並且，鹿特丹影展的放映師Erwin van 't Hart和其他技術團隊單純為了這個表演，還發明了新的投影機 。這個表演的成果超棒。我覺得那絕對是擴延電影的一種方向。
C：這個計畫和Tacita Dean的作品有關嗎？
M：是的，Sonic Acts因為她的作品得到啟發。那時我也去了倫敦泰特美術館看了她的裝置作品。
C：那，你之前提到的，2012年在馬德里的La casa encendida的表演又是怎麼發生的？
M：那個表演是由Martha Colburn、Sally Golding，鹿特丹的Tez和我一起做的。我們各自發表一個表演性的放映。影展叫做Festival Play。
美術館裝置
W：我們聊了你許多傳統電影放映和現場電影及擴延電影的經驗，接下來，我想問你在藝廊與美術館做裝置的經驗。
M：那些計畫真的都很不一樣。對於我的裝置的製作來說，一直以來都是看有什麼機會。我有非常多裝置計畫的想法，並沒有很多可以找到適合的場地和機會。更何況現在美術館很多都關了，也不再舉辦需要群聚的表演。我的表演經驗多數也是由影展邀請而發生。老實說，對我而言，在電影院的放映永遠是最好的選擇。我真的希望有一天能在電影院做一個裝置的作品。
W：我們都同意電影院是最好的環境，但你真的試過非常多其他形式的展演機會。
M：沒錯，舉例來說，《Memento Stella》不只是電影作品。我在舊金山還做了一個360度的裝置版本叫《Memento Stella Cine Chamber》。
然後，為了香港的Empty Gallery的展覽，他們幫助我把這個作品做成了一部長片。我在斯洛伐克還做了銅板印刷的作品，但我也沒有這個版畫了，因為已經賣掉了。
W：現在大家總是有跨界跟跨領域的意圖，而你同時是電影導演、創作者、表演者、藝術家……對你而言，你怎麼適應這些頭銜的轉換，在做不同形式的創作時，你會有不同的心態嗎？
M：以前我會單純說我只是一個映像作家（filmmaker），但我後來了解到那不是一個職業名稱……（笑）。為了生存，我同時也做很多其他工作，比方說教育。但反正，一直以來我都想當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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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轉作數位影像的原因，只是我不想再依賴作為產品的膠卷。有時候我會想，如果我生在100年前或100年後，我會做什麼，我要用什麼媒材去表達自己？但我相信不管是怎樣的狀況和時代，我應該都要找到一個表達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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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真的很複雜，畢竟藝術和電影的世界有時候真的分得很遠。但就當下而言，我會認為夾在藝術圈與電影圈的夾縫間是我的優勢和才能。我並不只是一個實驗電影導演，我的整個人生都在做自我表達的各種實驗。
C／W：謝謝你和我們聊這麼多，期待很快能實體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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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後記：
今年在TIDF看完《Memento Stella》後，有很多事情想問牧野貴，所以做了這個訪談。謝謝牧野貴跟Esperanza Collado，以及《放映週報》讓我們做這件事。以上三篇連載是由三個experimental filmmakers／artists用非母語的英文對談，和牧野貴經過數次英文校對和中文翻譯而成，在《放映週報》上的中文版將比英文版先刊出。希望這個訪談可以對所有對實驗電影有興趣的台灣年輕人，不論是創作者、研究者或觀眾，開啟更多觸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