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象中的深度及個人之眼：記 2021 盧卡諾影展的紀錄片

每年八月的瑞士盧卡諾影展（Locarno Film Festival），是國際影展的重要盛事。在目前 Delta 病毒肆虐，影展多半採線上加實體的混種型態下，從 1946 年開始、今年第 74 屆的盧卡諾影展，仍舉辦超過 300 場的實體放映來呈現影展選入的 209 部影片，亦可見影展最著名的、場地可容納 8,000 人的「Piazza Grande」戶外放映單元；此外，今年盧卡諾的論壇及講座不採線上會議，以實體進行，輔以線上直播且保留錄影，讓無法親臨現場的民眾也可即時參與或事後回看。影展的回顧單元，則完整放映義大利資深導演 Alberto Lattuada 生涯中的 41 部長短片。

今年盧卡諾僅有部份內容同時以線上影展進行，像是「當代影人新導演」競賽（Concorso Cineasti del presente），在影展期間可於瑞士境內付費觀看，而關注東南亞及蒙古電影的「Open Doors」單元中的短片，則開放全球觀眾免費觀影。後疫情時代下，影展單位如此安排，無疑仍是想盡力留存住影展本身的儀式與節慶感，以及人跟人親身碰面交流的親密感受。

紀錄長片：由日常觀察裡尋找深度

作為以劇情片為主的綜合性影展，今年盧卡諾影展的影評人週單元（Semaine de la critique），反倒清一色地皆選進紀錄片。而紀錄片作品同時也散見於其他單元中，如旨在鼓勵具創新及藝術性的短片跟中等長度作品的「明日之豹」競賽（Pardi di domani）（下分有國際競賽〔Concorso internazionale〕、國內競賽〔Concorso nazionale〕、作者導演短片競賽〔Concorso Corti d'autor〕），前述的「Open Doors」單元，以及非競賽單元（Fuori concorso）、瑞士全景單元（Panorama Suisse）與複數電影史單元（Histoire(s) du cinéma）。

紀錄長片作品中，比利時導演 Giovanni Cioni 所拍攝的《From the Planet of the Humans》（2021），是筆者此次所見極特別的一部作品。影片從探查鄰近法義邊境小鎮Ventimiglia開始，導演本是為了觀察從此地偷渡進法國的北非移民處境而前來，然而周遭卻是一片寂靜，而伴隨當地景觀裡的海濱、峭壁、山間小徑，他同時發現一則看貌似鄉野傳奇的軼聞。據說，此地一棟建築曾是 1920 年代名譟一時的醫師沃羅諾夫（Serge Voronoff）的別墅，他在此地進行人體回春實驗（將猴子睪丸移植到人類身上）並養殖了大量猴子。沃羅諾夫在二戰後名譽掃地，而他荒廢別墅附近，如今也形成偷渡客常取的路徑。

影片畫外音的渺遠語調，為其建構出迷離夢幻的氛圍，把眼前所見之荒蕪、牢籠與蛙鳴，與沃羅諾夫的往事，及當時歐洲對繁榮進步普遍抱持的樂觀，奇特地對照起來。誰會曉得在那之後，歐洲將陷入衰退衝突、最後引發大戰，摧毀歐洲人過往對自身文明及科學的信心？身陷當時集體的消費欲望和狂熱情緒下的人們，無法預見即將到來的危機，亦無法理解到自己在歷史中不過如此渺小，這一刻身處浪潮頂端，下一刻便可能反被吞沒；而景物在本片同時指涉自然與遺跡的雙重存在，更令人時而遙想起無常，用別種時間尺度看待人類的集體生活。對比大疫年此刻劇烈轉變前後，竟也與那段遙遠歷史，產生出某種相似呼應。

同樣從一個事件去反思集體心靈狀態的，還有波蘭導演 Tomasz Wysokiński 在南非拍攝的《Walk With Angels》（2021）。暱稱 Jerry 的主人翁 Jeremaiah Marobyane，在種族隔離年代曾經是反叛武裝勢力的童兵，戰爭使他失去了一條手臂，也造成心靈上的陰影。現今的他，則致力於尋獲被綁架的孩童，正在南非索維托（Soweto）附近郊區處理一樁綁架嬰兒事件，而在影片隨他四處搜尋當中，又牽扯出此地這類事件頻傳的樣貌。擄走嬰兒的目的究竟為何？這些孩童後來去了哪裡？這盤旋片中繞之不去的懸疑，在追尋真相途中逐漸反映出南非一般民眾在生活窘迫下受困的心靈。

索維托從種族隔離時期起，便是南非最大的黑人聚集區，集體記憶中被迫害的痛苦尚未完全消解；而 1994 年種族隔離結束以來，南非在非洲民族議會（ANC）多年治理下，仍未能成功消除貧富差距，近年多起貪腐，更毀壞民眾對其治理的信心。處於這樣的民生背景下，《Walk With Angels》的敘事引領觀眾走進介於現實與靈異之間的場景：受害母親尋求泛靈信仰的巫師指引，綁架嬰孩的犯罪事件也浮現摻雜巫術獻祭的蹤跡，不論是在迷信裡得到慰藉，或從殘酷中紓解的，皆是生活中沉重的絕望跟憤怒。夢魘未醒的土地上，宛若失去靈魂的軀殼遊蕩著，無法釋懷過去，亦無從期待明天。尋找嬰兒的路徑最後來到約翰尼斯堡，其街道日夜景觀，更是由裡而外地將汙濁的一面赤裸地袒露開來。面對此情此景，讓人不禁也產生如同 Jerry眼中所浮現的深刻悲憫。

對照前兩部的清冷與晦暗，Heidi Specogna 的《Stand Up My Beauty》（2021），則是一部關於衣索比亞女性，既深富肌理又溫暖的作品。片中環繞的主角 Nardos，是從事傳統音樂 Azmari 的女歌手，這門音樂除了演唱旋律之外，還擁有大量即興及跟聽眾互動的成分。小時被母親送來首都阿迪斯阿貝巴成長的 Nardos，避開許多衣索比亞鄉間女性從小就被嫁出的命運，但她也曾經歷過迷惘時期，爾後才找到實現自我的事物。而今，從事真心所愛的她，試圖開啟自己的創作，並找上女詩人 Gennet 進行合作。

《Stand Up My Beauty》刻劃最深入的，是 Nardos 在創作者身分之外，作為女性的日常現實與內心思索，以及這些，如何回返成為她創作的動力與素材。透過 Nardos 兩次返鄉，我們看見傳統社會對待女性的方式，過早的婚姻、柴米油鹽及育兒的束縛，更別說婚配對象往往被指定而缺乏感情基礎；但即使是自由戀愛成婚的 Nardos，日常跟時間的壓力，也經常壓縮能自由做自己的空間。作為女性，委實不易。Nardos 將他人際遇與自身感受融合在一起、化為歌曲創作，因而同時身兼為女性同胞發聲的位置，以及探索內在的旅程；而女詩人 Gennet 的詩作，同樣也是在生活掙扎下的間隙之間創作而出，這一面向的增添，更展現衣索比亞女性情感的豐沛及韌性。正因創作從生命的苦澀艱難中長出，片中樂曲才如此動人且引起共鳴，也正因 Azmari 音樂本就有與眾人共享情感及經驗的特質，因而在傳唱及共唱之中，便帶有改變社會觀念的政治意涵及動能。

相比前面這些作品，更顯小品的《The Balcony Movie》（2021），是從一個微小的出發點開始：倘若將攝影機從陽台外對準從門前經過的人，將產生怎樣的化學反應？導演 Pawel Lozinski 基於此一前提，把攝影機固定在陽台上，百無聊賴地搭訕起路過的鄰居與陌生人。有些人客氣寒暄回應，有些對他的行為感到防備，甚至有陌生人意外地願意吐露出真心話。僅僅一句「你現在要去那裡？」可能因此尷尬得知鄰居的八卦，或者對方剛好想找人分享的喜悅（或不滿）情緒，但也可能是一場對話的開啟。

讓人頗為玩味的是，這並非是拍攝已然發生或正在發生的事件，而是以攝影機跟「拍影片」這個行為作為開啟話題的起點，以此為媒介去製造「我」（即片中的導演本人）與「他人」之間的相遇，不論這相遇是平淡乏味的或充滿戲劇性，都引發我們對於接下來可能發生之事感到興味，也因而見證了導演和某些陌生人之間偶然產生的淡淡友誼。

或許人的天性之一，便是好奇於世界中他人的生命，於是影片中這經由攝影機與拍片行為誕生的每刻相遇，既輕且重，既是輕得下一秒便消逝，也是重得可能永遠銘印在記憶裡；而相遇所造成的，可能是接下來持續某段時間的情誼，也或許是僅此一次，卻因此讓對方生命轉向了也說不定。

紀錄短片：音畫的實驗性探索

由本次盧卡諾影展入選的紀錄短片，也可看出形式上探索的衝撞性。例如主題涉及南斯拉夫內戰的《In Flow of Words》（2021），採另一個位置進入這段歷史。它記錄的，是曾經在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ICTY）上負責翻譯的口譯員，請他們回憶當時進行翻譯的感受。法庭上的口譯員工作時需要摒除個人意見及情緒，以求翻譯過程中呈現的是基本事實；然而，口譯員也是人，當面臨受害者、目擊者與犯行者在陳述中浮現的諸如哀痛、震驚、羞愧、抗拒等各種情緒，又該如何自處？

特別的是，影片不直接以訪談畫面呈現這份內心激盪與衝突，而是迂迴地以畫外音和字卡來傳達，並搭配清冷的影像，如某人靜默於室內獨坐、躺在床上、凝視窗外，又或者是聆聽著當時的錄音，或手持物件在事件該地的地圖上移動著。這個二次聆聽（口譯員翻譯已是針對事件做第一次聆聽）的展示，透露出在「聆聽」這動作之中所接收，以及伴隨著情緒蔓延滋長的過程，但同時又曖昧地暗示，聆聽著的我們即使再能同感，仍難以撫平事件既成的痛苦。即使在法庭上還原事實真相，那樣的痛，仍可能永遠存在，而其中的殘酷或說絕對的惡，不僅腐蝕著受害者和目擊者的內心，也腐蝕著當時的口譯員與此刻觀影的人。

巴西導演 Leonardo Martinelli 的《Neon Phantom》（2021），則是部摻雜劇情、紀錄及歌舞成分的奇片。涉及疫情之下巴西外送員經驗的本片，有個貌似劇情片的開場，但中途又穿插進訪談的聲外音，讓人好奇起究竟訪談部分是擬造的？抑或影片其實是依據田調的真實經驗重演？而隨後影片更讓片中人物突然載歌載舞起來，為其增添超現實的狂想色彩。《Neon Phantom》在形式上自由流動、拒絕被定型，大膽地突破類型定義的窠臼，同時也挑戰觀眾對「真實」（甚至是「重要的真實」）的看法，在鏡頭之前可說一切皆是扮演，但這扮演中有多少也帶有真實成分？若「真實」也牽涉我們對周遭的觀感，那麼白日夢與幻想不也能納入真實？從這角度來看，身處疫情侵襲同時又因博索納羅當局舉措失當而造成災難的巴西，作為一個外送員之日常所見，只怕也是異於常態，只得以歌舞律動來自我排遣（或說是無奈地自我調侃）了。

同樣在形式上突破的，還有越南移民後裔背景的捷克導演 Diana Cam Van Nguyen 的《Love, Dad》（2021）。這部難以歸類為動畫或動畫紀錄片的作品，以朗讀書信的口吻為敘事開場。女兒以書信跟被關進拘留所的父親溝通往來，父女感情未因分離而消淡，然而當父親出來後，兩人卻開始漸行漸遠。片中伴隨書信一封封朗讀，這故事逐漸釋放出女兒對父親的眷戀、懊悔、不捨及反思等複雜的心緒，同時結合物件、照片、手繪、拼貼各種視覺元素，讓這份深刻的情思，向時間及空間之外無限綿延。從影片中父親稱呼女兒「Diana」及書信署名來看，這極可能是導演本人的經驗，然而，片中亦安排他人去飾演成年的女兒，展演著如奔跑、在白紙上作畫等行為，這同時又淡化了本片的紀錄成分。這個由他人所進行的扮演，雖可說是導演的另一化身，但也因這虛構的存在，讓觀眾可以更開放地，將影片闡述出的情感，投射到其他或自身類似的情境，導演自身的故事，因而也將觀看中的人，以共通的方式包覆起來。

一年的歲月該以什麼樣的方式來衡量？過往作品帶有實驗風格的導演 Jay Rosenblatt 長年進行一個有趣實驗，最後完成《How Do You Measure a Year?》（2021）這部作品。從女兒出生起，多年來他總在女兒生日當天，將攝影機對準她，讓她在鏡頭前說說話。女兒年幼時尚牙牙學語不知所云，待年紀漸長通曉人事，開始也對每年一次這樣的「儀式」有了不同反應，甚至會抗拒起鏡頭的存在。在全片 29 分鐘內，我們看到一個嬰兒逐漸成長、出落為一位少女，在外表及心智上的變化；而父親每年固定會問的那句：「你現在覺得怎樣？」則像是詢問女兒對於又過了一年有什麼感想。一年歲月如何濃縮為數分鐘的總結？這個頃刻的反思，對真實生活固然是大哉問，也是對有限時間的影像如何濃縮生命經驗，進行了有趣的提問。女兒想過之後說出的，作為父親的 Jay 決定在影片中放入的，都是某個在特定時空下獨一無二的決定，除了是回首沉澱，也暗藏著向前邁進的一步。

生命是如此反覆在失去與得到間流動著，稍停下來的片刻，便產生對於意義的思索，而這，卻也在此跟紀錄片創作本身，以及影像亟欲凝結的，產生靈光一現的聯繫。

綜觀而論，今年盧卡諾影展選進的紀錄片，紀錄長片多半兼具敘事上易讀與內容的深度，紀錄短片在形式上多有銳意嘗試的企圖，可見影展單位對紀錄片與電影藝術之間的關係，仍帶有某種標準的堅持，因而選出的多為帶有個人創作色彩，或傾向從故事中提煉出個人觀點的影片，與議題性的紀錄片較為疏遠。下一年的盧卡諾，又將會再給我們怎樣的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