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實的影像創意書寫訓練：2020 Asiadoc印尼日惹紀錄片工作坊

2020年，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影展、各大活動陸續延期、取消，原定四月舉辦的日惹紀錄片工作坊（Asiadoc 2020–Creative Documentary Storytelling Workshop，以下簡稱Asiadoc）隨著印尼疫情日漸嚴峻，最終決定改以線上方式舉辦，原本14天實體的工作坊也因線上延長至7週。

Asiadoc由法國紀錄片培訓機構Docmonde與印尼日惹紀錄片影展（Festival Film Dokumenter，以下簡稱FFD）共同舉辦，主要幫助製作前期的影片企劃案加強敘事方法、釐清創作企圖。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的Taiwan Docs臺灣紀錄片海外推廣計畫從2018年加入，持續鼓勵台灣創作者參與，希望能與東南亞增加交流、彼此建立網絡。

參加2020年Asiadoc的兩位台灣紀錄片工作者，導演冼澔楊以《男孩有點騷》（My Silly Flirty Boy）入選，這部片講述兩位舞者Fufu和Josh在網路上談論同志私密話題而成為網路紅人，迅速爆紅也帶來許多負面聲量，他們開始尋找自己在LGBTQ+社群的身分認同，而導演也企圖從中尋找歸屬感；林佑恩曾任報導攝影多年，作品《度日》曾獲選108年度的新創紀實短片，首部紀錄長片《不回家》（Come Back Home）把鏡頭轉向家庭，訴說這段家庭關係如何拆散雙方30多年，又讓他們再度聚首。

Asiadoc主要分成兩階段，首兩週的第一個活動「盧米埃計劃」（Lumiere Project），要求學員拍攝一分鐘的影片，不能有任何剪接、任何調整，完成後在課堂上播給大家看，學員輪流分享創作理念、拍攝狀況等。第二個活動是幫其中一位同學寫下他影片的前10分鐘，透過不斷的提問、應答、思考，必須用文字來描述對於畫面的想像，最後寫出完整的影片開場，同時也可以知道其他人如何解讀自己的企劃書及書寫方式。

冼澔楊：「我覺得互相想像對方影片開始的前10分鐘非常有用，雖然我的英文表達有限，但對影片的幫助非常大。因為彼此文化背景不同，對方會問了一些你覺得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我卻沒想過影片可以用這樣的結構呈現。」

前兩週其他時間為全體上課與討論，主要說明如何寫出好的提案企劃（dossier），從logline到故事大綱（synopsis），再到拍攝大綱（treatment）。林佑恩：「我覺得最大的幫助應該是寫作，他們教非常多寫企劃該注意的細節，譬如logline非常重要，必須用非常簡短一句話去形容你的電影，讓人看到這句話馬上會被吸引，並想要繼續看下去。」法國導師Vladimir Léon提到他們常常一次要看30到40份企劃案，時間匆促，所以有時候只能看頭尾。

導演企圖也相當重要，必須要告訴大家你為什麼要拍這部電影。林佑恩：「你要講得很個人，也就是說你到底有多麼靠近你的被攝者，有多想要做這部電影，要讓看的人知道你對自己的影片有多少把握，必須說服他們。之後再說明這是一部什麼樣的電影，讓大家有一點想像，譬如是觀察式，或是紀錄式、調查式。最後告訴大家你的觀點，用字要清楚簡短，把訊息藏在你的書寫裡面，不要很直白地下結論。」

導師也提醒寫企劃書的時候，很容易不小心都在介紹背景，常忽略現在電影拍到的資訊。林佑恩：「導師建議我們在寫的時候最好都用不同顏色的筆，有的顏色是寫背景，有的是寫我拍到的東西，尤其我在寫媽媽的時候，常落入長篇大論，講她怎麼變成一個單親母親。」

林佑恩提到參加Asiadoc還有一個很大的幫助，可以知道要怎麼樣把自己的作品提升到共通語言。他說：「2020年參加DOC DOC紀錄片工作坊，我會一直強調姊姊不願意讓媽媽做月子這件事，但轉換到國際語言這只是她們失和的狀態。另外我一直在解釋為什麼父親選擇去當台商，用很複雜的英文，但彬彬就跟我說這樣講其實大家不理解，直接說兩岸關係變好，台灣人開始去中國工作這樣就好。」

但導師也提醒不要用太多比喻式的寫法，有時看企劃案的人不一定是英文母語人士，也不一定直接找一位母語人士翻譯就好，因為如果沒回頭仔細去檢查內容，這可能會變成另外一種創作。「你一定要找到恰當的人合作，透過語言的轉換，內容可能全然不同，但你卻都沒有發現。」林佑恩說。

Asiadoc特別注重如何用文字闡述影片內容、導演觀點、鏡頭語言，透過這些過程也讓導演釐清並反思自己的創作意圖，讓作品的輪廓更加清楚。擔任Asiadoc導師之一的廖克發導演提到，在台灣不太要求寫拍攝大綱（treatment），很多會以角色介紹替代，因此這方面的書寫訓練是台灣所缺乏的。

接著12位學員分成三個小組，由法國的Vladimir Léon、台灣導演廖克發、新加坡導演陳彬彬這三位導師，帶領小組討論或一對一討論。導師花很多時間在認識創作者，像陳彬彬希望學員寫下在拍攝過程中跟受訪者相處最有感覺的時候。工作坊中的書寫作業，除了幫助導師更了解作者，同時讓導演稍微停下腳步思考自己的位置。小組討論中學員也需要幫同組的三人寫logline，導師也會引導學員發展別人的影片，互相幫對方做筆記，迫使你要更專心聽。冼澔楊：「不只是導師，還會有其他導演去看你的作品，我覺得可以帶入創作者眼光是滿重要的。」

中間休息兩週，導師希望這段期間學員能去多拍一些素材，或是多做一些有關拍攝主題上的研究，回來後和大家分享做了哪些改變和遇到哪些困難。冼澔楊提到這兩週陳彬彬導演出了三個功課給他，第一個是拍「我的日常生活」，讓他在鏡頭面前重新去觀看自己。第二是要他穿著片中兩位主角的高跟鞋去跳舞。第三則是找三個人，問他們怎麼看同志圈裡面一些狀況。「這個過程讓我發現片子沒有的東西，看到了一些不同的可能性。」冼澔楊說。

最後一天是模擬提案，邀請印尼紀錄片推廣機構In-Docs、印尼日惹FFD紀錄片影展、法國Docmonde、Taiwan Docs等代表一起參加，在學員7分鐘提案後後給予回饋。 林佑恩：「前三天我們都在練習寫提案的內容，陳彬彬導師希望在模擬提案前有一個簡短的試提案給她聽。一開始我用第一人稱，她說這樣太像在跟朋友說你的故事，她建議前面先用第三人稱，等要放片花的時候，再說我就是那個導演。」

冼澔楊：「我2017年開始拍《男孩有點騷》，現在拍到有點卡住，所以我一直在找新的角度去詮釋。最後的提案和原先的方向完全不同，以前一直著重在同志身分、台灣同志間一些歧視的狀況，可是後來我覺得影片的核心是，我們怎麼在共同身分上找到一個所謂的家，也就是歸屬感。」又說：「模擬提案讓我搞清楚自己的創作目的，重新看影片素材，感覺裡面有好多東西是我以前沒有發現的，《男孩有點騷》之後拍的內容可能某些部分會差不多，可是當選擇以不同角度觀看事件和拍攝時，對於作品已經有很大的影響。」

兩位導演與其他創作者交流後發現，東南亞創作者對於參加這類的培訓工作坊、提案大會相當積極且有計畫性。林佑恩：「好多人同時在這段期間參加三、四個工作坊。他們心裡好像有一個schedule，關於全世界的（徵件），譬如一月底有一個新加坡的funding（資金申請）要截止、要準備什麼，他們也會跟你分享策略。」冼澔楊：「跟他們聊天才發現有的人一天只睡三、四個小時。可能因為他們拍攝的題材、環境，必須要用最少的時間和資源去完成一部片。」

將近7週的工作坊，12位學員遠在不同地方，但相聚在雲端，一邊顧及原本的生活、工作，一邊上課，過程壓力雖大，也很焦慮，甚至為了隔天的討論準備到凌晨三、四點，但大家在課堂上腦力激盪，私下交流熱絡，學員互相幫忙，工作坊後也馬上約了下一次的線上會議，更期待疫情過後有天真的可以見面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