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特丹】願榮光歸香港——專訪鹿特丹影展「香港製造：平凡英雄」單元策展人謝楓

自2019年6月反修例（反送中）運動爆發以來，防毒面罩、磚頭、礦泉水、催淚彈等用具充斥香港人生活。夜晚來臨，就是他們武裝自己，準備抗爭之時。2014年雨傘運動至此，短短五年間，從「香港」到「香港人」（Hongkongers），香港人為了眼下的香港，與背後那操控時局的龐大政權對抗。面對國家機器的權力濫用，奮勇上街，不顧生命危險，只為發出心中那一絲微小吶喊，哪怕沒有人聽見理會，哪怕可能是最後的放手一搏⋯⋯

當右手比五、左手比一，身穿黑衣，響徹雲霄喊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等口號，已成為香港街頭的日常。一個遠在歐洲的電影節，可以怎麼回應這個現實呢？

今年鹿特丹影展特別策劃「香港製造：平凡英雄」（Ordinary Heroes: Made in Hong Kong）單元，名稱以陳果的《香港製造》（Made in Hong Kong, 1997）與許鞍華的《千言萬語》（Ordinary Heroes, 1999），兩部電影的英文片名組合而成，挑選了二十多部近期拍攝關於香港的劇情、紀錄、動畫長短片，也特別規劃「經典回顧」與「2014年後社運電影」區塊，藉由電影的多元性，讓新舊時空產生對話，映照香港社會氛圍的異同。本次《放映週報》專訪單元策展人謝楓（Shelly Kraicer），請他分享策劃單元的初衷，以及對當前香港電影與社會環境的觀察。

對華語電影深有研究的謝楓，除了為鹿特丹影展選擇亞洲電影外，也是一個香港電影的死忠粉絲，同時擁有策展人、評論研究者身份的他，對香港電影自有一番體悟。在初識香港電影之時，謝楓已經開始以政治性的方向去做解讀，例如從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的1984年，香港電影在內容上是如何產生港英焦慮的身份矛盾；1989年的六四學運，對香港社會氛圍造成的變化；直至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前後，許多關於九七思潮的電影更如雨後春筍誕生。

基於對香港電影的熱愛，讓謝楓認識眾多深耕藝術圈和文化界的香港朋友，反送中開始的六月起，他看到朋友們關心的新聞及訊息，也看了許多香港影視工作者自發拍攝的短片，促使他產生策劃此單元的念頭。「我試著將這些激進且具有強大政治意圖的電影組合在一起，試圖從香港電影理解現在的香港究竟是怎樣的環境。」為此，他在七月時寫了一份單元企劃給影展藝術總監Bero Beyer，總監不僅支持此構想，也認為如此將電影與政治的結合，為觀眾提供不同的解讀視角，正是鹿特丹影展具備的DNA。

謝楓進一步闡述單元理念：「我們所接受的都是來自西方觀點的報導，不能只從單方面聆聽他們（西方媒體）所觀察到的香港現狀。對我而言，他們只擷取了小部分片段去呈現香港，用圖片和影片去呈現抗爭者的暴力與激進，少了多視角的了解與認同。我想讓觀眾聽見不同的聲音，看見港人是如何對香港這片土地建立認同。當跨越時代的電影組合在一起時，是否能產生世代的對話？或是跨越疆域與歐美建立連結？不只是影片的放映，最終我希望為觀眾帶來更多歷史的解讀，轉化爲對香港實質性的支持動力。」

不只是水平地搜羅近年關於香港社會的映像清單，謝楓也希望能放映過去經典的香港電影，從垂直面一路觀察香港氛圍的變遷。參與平遙影展期間，他遇上他的「香港師傅」李焯桃，並請到這位香港專家提供相關意見，來建構這個更大的單元。

在「經典回顧」方面，片單涵括1970年至2000年以後的香港電影，除了為人稱道的經典作品，例如陳果的《香港製造》以極具張力的動作場面，述說生活無路可退的青年悲劇；許鞍華的《千言萬語》則聚焦香港七〇至八〇年代的社會動盪，穿插莫昭如演出的獨白劇《吳仲賢的故事》，虛構角色與真實政治人物交疊，呈現渺渺一生的命運流轉。劉國昌以街區黑幫為背景的《童黨》（1988）、張之亮以香港狹小居住空間為題材的《籠民》（1992），從經濟蕭條的現實，映射港人如鼠般既複雜又悲觀的心情。麥當雄的《省港旗兵》（1984）和邱禮濤的《等候董建華發落》（2001）都以非常鮮明的政治目的，從中英聯合聲明跨至九七回歸，以文革後新移民的陳倉暗渡、以青年囚犯喻重生香港的過渡期，陳述該時香港社會面對自我身份的認同焦慮，身懷回歸如同牢期般的絕望與等待。

單元中還包含張徹和桂治洪於1973年聯合執導的《憤怒青年》，這部片也是李焯桃特別推薦給謝楓的。儘管《憤怒青年》並沒有特別針對的政治事件與背景，但謝楓認為，影片利用政治諷刺的類型手法，呈現一名底層青年在社會上無法容身的處境。當憤怒焦躁無處宣洩，又得面對父權威嚴的臉色與操控，唯有放手一搏的對抗與衝撞，才能尋得生命的出口。將此片置於今時，更能與當前香港社會的躁動氣氛有所呼應。「透過昔日作品的呈現，希望幫助觀眾了解，香港電影並不是一夕之間如此政治化，香港社會也不是一步走到現在的景況，這是一個逐漸變化的過程。」

除了上述電影，謝楓也舉例幾部無緣放映的經典作品，如龍剛的《昨天今天明天》（1970），通過病毒傳播的恐慌，暗喻香港人試圖反抗，政府警察掌控公民權利的荒唐行徑，又或徐克於1980年所拍攝的《第一類型危險》。可惜這兩片因版權與版本問題，無法於大銀幕重現。

反送中運動以來，香港社會的變化受世界矚目，不只讓眾人看見港人的團結，更多的是，港人如何在這五年間，從2014年雨傘運動的失敗，再度奮勇起身。運動者化解過去世代的衝突，也從擁有意見領袖的運動模式，進化成「無大台」的流水抗爭，更加團結一致對抗共同的敵人。「除了這幾年間，大家所關注的香港2014後社運電影，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些具備原創性與多元性的新電影，從中做出香港社會的對比觀察。」

在「2014後社運電影」中，謝楓選擇了郭臻、黃飛鵬、歐文傑、周冠威、伍嘉良五位導演合拍的短篇寓言／預言電影《十年》（2015）、陳梓桓的備忘形式傘運電影《亂世備忘》（2016）和林子穎以「悲劇英雄」梁天琦為主角的《地厚天高》（2018）。

新片部分，則有陳耀成導演延續前作《撐傘》的紀錄片新作《我們有雨靴》（2020），同樣圍繞在傘運發起人戴耀廷，並延伸至反送中運動的紀錄影像。為求即時性呈現，其中還剪入2020跨年夜才剛過七分鐘，港警就射出今年第一枚催淚彈讓民眾見血的影像。梁思眾和李成琳拍攝的《血在燒》（2020）以典型的紀實紀錄片形式，紀錄七一遊行後勇武者佔領立法會的過程。影片的主軸不在慶祝佔領的喜悅，而是聚焦運動者如何承受壓力快速做決定，當「不撤不散，缺一不可」成為運動口號，也宣示運動者們的流水（Be Water）決心。影像工作者亦將自己擺入危險中，從影像所帶來的衝擊，展示紀錄的重要性。《夜香．鴛鴦．深水埗》（2019）則是梁銘佳與Kate Reilly合導的短篇電影集，以三部劇情短片（《出城記》、《玩具故事》、《鴛鴦》）和一部紀錄短片，從懷舊中重溫屬於香港的記憶。與其他影片的形式不同，劉健倫執導的《魅舞浮城》（2019），藉由十段舞蹈片段，從「抗爭」（The Struggle）到「這裡是香港」（We are Hong Kong），結合漁村、港島步道、獅子山等香港景色，詩意反映社會的痛苦絕望，並從中舞出給予香港前行的革命力量。

長片之外，謝楓也跳脫既有的電影形式，從新媒體及串流平台上，集結各式短片，囊括劇情、紀錄、動畫及實驗類型。當《願榮光歸香港》於大銀幕放映，影片中的運動者齊唱這首屬於他們的「國歌」，戲院觀眾也一同唱和聲援；方皓玟將社運化為創作的歌曲《人話》，音樂MV於電影院被放大播送，讓聽者感受更為衝擊震撼。由何潔泓、盧鎮業執導的《尋路衝衝》（ 2019）與「一丁目」合作，何潔泓以自身曾因社運坐牢的經驗，感同身受運動者處境，不帶任何主觀批判，以訪談形式對話勇武派的心路歷程。張紫茵的《見光》則解密中英移交協議的檔案紀錄，重新檢視塵封已久、不再被人提起的歷史資料，同時探索港人的自我身份認同。其餘如《一毛所有》、《序列平行》、《Last Night in Sham Shui Po》、《未來演習：警察訓練》等短片以動畫或實驗性的呈現，語帶詼諧地呈現警民的衝突景象。

談到不同世代採用不同電影形式來表現憤怒感——經典回顧多為劇情片，近年則多屬紀錄片——謝楓認為，劇情片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去拍攝，透過二到三年的內化與整理，去反映當前的處境與情緒；而紀錄片是最直接且能快速被拍攝出來的方法。當紀錄者身在其中，手持攝影機走入現場，當下所經歷的一切，全都紀錄在鏡頭內。雖然短片的有限時間和紀錄片的紀實感，能輕易被社會反饋，但劇情片卻能利用情節的組織，將政治性的內容重現，使壓抑的情緒再次被放大。

儘管反送中運動仍在持續，面對茫茫未明的香港前途也未有定論，但謝楓認為，在此一時間點策畫此單元，依然有其重要性。他再次提及東西方的視角差異：「在西方，我們都會著重在judgement（評斷）一件事的對錯，暴力就是壞、出手攻擊就是不對，我們覺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分辨是非對錯。但誰是對的？誰又是錯的？這不是正確理解香港現狀的方式。我們必須探問，是什麼讓這群孩子如此作為？為什麼他們丟石頭、穿黑衣？他們的憤怒究竟是要保護什麼？與其指責孩子，倒不如試圖嘗試著去了解背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