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舞】「我的作品不能逃避這個時代發生的事」——專訪《木已成舟》香港導演曾慶宏

自1978年創立以來，位在美國猶他州的日舞影展成了無數獨立電影的推手，令許多無名導演獲得舞台，爭取作品曝光，許多人甚至因此開啟了光輝的職業生涯。但長年下來受惠的作品多半仍是以美國獨立電影為主，華語電影相對較少有機會受到日舞青睞，即便近年華人導演王男栿、閻羽茜等人皆在此有所斬獲，但這些導演仍可被歸為「美系導演」，不是電影有美國資金挹注，就是導演本身已在美國有所發展。

顯然日舞影展近年也正在試圖突破地域與語言的疆界，早在2014年開始在香港舉辦推廣放映，除了選映當年度的日舞作品之外，也會推派導演、製片人遠赴香港進行交流。自2016年起，更進一步舉辦「辛丹斯電影節（即日舞影展）：香港短片比賽」以鼓勵香港本地電影工作者。在去年第四屆賽事榮獲評審團大獎的《木已成舟》更是一舉入選了今屆日舞影展的短片競賽。

該片導演曾慶宏前年才以一鏡到底的短片《下雨天》（2018）榮獲鮮浪潮大獎，其獎賞有二，一是可以任選一個國際影展觀摩，由鮮浪潮買單；二是獲得資助拍攝下一部短片，作品將自動成為下一屆鮮浪潮國際短片節的開幕片。當時的他選擇了日舞影展，並且拍了《木已成舟》（2020），沒想到今年便從旁觀者搖身一變成了角逐獎項的導演之一。

《木已成舟》的故事描述，一名獨居寡婦受一位老婦之託前往拜訪她久未聯繫的兒子，找到人之後才發現，原來這位青年不如她想像一般穩定，而是棲居在寒酸的劏房之中。與他簡單寒暄幾句之後寡婦回家，反覆揣想應該如何跟他母親交代，她知道據實以告行不通，要隱瞞卻也不知限度為何。片中最風趣也動人的一場戲，便是寡婦對著先夫的牌位演練的過程。整部作品僅由數顆全景鏡頭的長鏡頭組成，每顆鏡頭的背景陳設皆布滿細節，既暗示角色的生活狀態也概略引出了地方的民俗特色，細緻的美術陳設成功創造出人物生活的軌跡，具有一種樸實真切的美感。

有別於曾慶宏過去作品如《楊明的夏天》（2013）和《下雨天》等作皆以香港社會運動作為故事背景，這次的《木已成舟》少了憤怒與激昂，反而帶有著一種無力感。對於「無力感」的說法，曾慶宏也喟然接受，他表示本片的原始片名為「大局已定」，其實反映了他對後雨傘運動的心境。不過他並不認為自己的作品應如此被標籤化，他強調自己最關心的往往都不是社會運動本身，而是「在這個時代之中那些關於人的故事」。

有別於過去對社運的直接指涉，曾慶宏這一次將視野拉開，描述了一個母子關係，卻又不是傳統的親情故事，親人之間的疏離感定調了全片的氛圍。他坦言其實這多少來自於自己與母親之間的關係。

「我十八歲離家出走了，主要是我跟我爸的問題，那時候很討厭我爸，但是我走了之後跟我媽還是有聯繫的。我是一個很需要獨立空間的人，當時是很自我的狀態。大學畢業之後，我媽偶爾會在電視台看到我拍的紀錄片，但我也從來都不會對她說太多我自己的事，因為我也沒有準備好去面對這個我曾經想割裂的家庭。我也覺得自己在外面也沒有做到什麼（成就），也不知道該怎麼樣跟她說我在做的事情。」曾慶宏說道。

年過三十後，心境開始轉變，曾慶宏說自己從一個不相信婚姻的人走向了婚姻，也開始計畫建立自己的家庭。他頓時萌生了回家的念頭，逐漸偶爾會回家吃飯，跟父親也終於開始打招呼。《木已成舟》的構想也於焉誕生。事實上，他不認為這個片名是對香港未來處境的全然悲觀，對此他妙喻：「木頭被用來做成船之後，不能夠返回木頭的狀態，但是那個船是有生命的，它不是死了，只是成為另外一個階段，還是可以走。我的感受也是這樣，我覺得我還是可以慢慢地去做一點事情，包括我跟我媽的關係，幾十年了，還是可以去動搖一點點的。」

至於在空間的設計，曾慶宏在影片之初就帶出劏房（房中房）的狹窄空間格局，令世人直視香港的高房價問題如何剝奪常民百姓的生活空間。這看在香港人心中，大概「見怪不怪」，但在美國觀眾眼裡，或是一種奇觀。曾慶宏坦承自己在十八歲離家之後也是住在劏房之中，並指出其實劏房並不合乎法規，但政府也只能默許它的存在，因為如果硬是取締，那也只會逼著市民無家可歸。

此外，曾慶宏也強調香港的老人本來一直也是他很想關注的主題，他希望藉作品探索高齡化社會對於香港的影響，以及老人在這個環境下的狀態。他甚至認為老人與年輕人其實就像在同一艘舟上，是命運的共同體。

「老人也是很多孤獨的人，很多都是自己一個人的狀態，其實跟年輕人一樣，他的理想沒有人理解，沒有自己的家庭。比如說片子裡面就有了兩個孤獨的個體有一點點連接的片段。」曾慶宏說道。如此觀之，便可知《木已成舟》表面上不具有明顯的社會批判與控訴，但也依然刻畫下了當下香港時局的紋理。

目前曾慶宏已經獲得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優勝，將跟著《一念無明》（2016）、《淪落人》（2018）的腳步，進行首部劇情長片的製作。但2019年的拍攝計畫卻被去年的反送中運動（全名為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直接衝擊，他只能先行擱置。曾慶宏感嘆香港社會變化很快，形容雨傘運動之後的香港人是「鬱悶」，而在反送中運動當下的香港人則成了「躁鬱」。在面臨社會的劇烈改變之後，他決定重新調整劇本內容。

問他為何有此必要。曾慶宏堅決地說：「我的作品不能逃避這個時代發生了什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