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城市歷史的再提問：專訪《給自己的情書》黃明川導演

《給自己的情書》是黃明川導演受臺北市政府委託，拍攝臺北西區歷史的紀錄片。雖說是一封「情書」，可是這封信更像對他自己與這座城市的人們提問：我們有沒有能力用全新的觀點，來看待一座城市的歷史？

作為一部歷史紀錄片，《給自己的情書》的開場並不尋常：女演員們像接受訪談一樣面對鏡頭，談論她們所飾演的在臺灣日治時期咖啡廳工作的服務生角色，看似很典型的紀錄片訪談形式，但影片卻在呈現出幾張摩登女郎與咖啡廳服務生的歷史照片後，進入虛構的1930年代場景裡，演員們成為了在咖啡廳裡談天交際的男男女女。

黃明川在劇本發想之初，就希望創造混合劇情與紀錄的形式，他認為過去以文史專家訪談為主的紀錄片「會有一種共通性和熟悉感，在形象上、形式上都是沒有創意的影片」，他讓同一批演員跨越兩個時代，同時飾演1930年代及2018年的角色，不斷在過去與現在、歷史與虛構之間往返，也讓現代臺北舊城區的樣貌與歷史檔案相互映襯對話，鋪展出別於過往探索城市歷史的敘事路徑。

對過去的再提問

在將近一年的籌備期間，黃明川埋首於臺北文獻館的檔案中，也踏查了現今大稻埕以南、中山北路以西的臺北舊城區，從大量的文史資料裡，挖掘臺北城遺留下的種種歷史痕跡。儘管《給自己的情書》背負著梳理地方歷史的任務，影片卻不把焦點放在許多標誌性的題材或建築上，反而致力於挖掘更多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講出沒有被提過的東西，或是可能是我們知道的歷史，但從來沒有在影片裡面被舉出來的，這是我當初的意圖。」

當影片描述北門，黃明川拍攝了極少被仔細觀看的兩片木門，讓女主角的手輕輕劃過，或用手機拍攝，試圖從新的眼光，看待建築本身透露的歷史性，「我希望細心一點看歷史的質感、手碰觸到的歷史，而不是大而化之的空論，或是習慣的教科書歷史觀，那拍片就沒有什麼意義。」

細看歷史的同時，黃明川亦不想影片僅扮演介紹的角色。他透過自己撰寫的旁白，串連起西區建築的歷史脈絡，但在每一個段落最後大多會提出疑問，或建築背後的歷史矛盾。如他提問：為何只有北門沒有改變建築風格而被保留下來，「是不敢，還是在內心深處提醒自己，需要讓歷史留下活口？」，或是在面對二二八等悲劇歷史時，他提問「過去和現在可以談戀愛嗎？」他強調：「我會很在意每一段陳述的最後，表達是否會太過貧乏、平凡、常見，我希望都是少見的。」

在《給自己的情書》裡，物件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黃明川認為，物件既是代表過去與現在的連結，也象徵時代所遺留下的各種改變。「物件比人更能擴散那種象徵，它可以活在舊的《南進台灣》影片裡，也可以活在今天的桌上。」如同在日治時期被拆除的臺北城牆，如今石塊依然留存於臺北公務機關的各個角落；又或者影片特別仿製出當時樣式的飛機模型，既呈現了臺灣第一位飛行員謝文達的故事，亦藉其點出臺灣畫家因政權轉換而塗改畫作的事件。

黃明川希望影片保持一種「語言敘述性的自在」，就如同翻頁一般，能夠任意地來去兩個時代，而不是按照時間次序的敘事，「那樣多無聊」。他選擇將空間開放給觀眾閱讀各種素材、影像與文字的並列、對話、交叉。

她的歷史

如果影像是關於看與被看，歷史亦是關於紀錄與被紀錄。《給自己的情書》開場始於當下的女性談論過去的女性，結束在兩個時代的女性相望，黃明川坦言，他最初的構想便是希望「用女性觀點來談臺灣史」。無論從旁白、演員來看，本片都是由女性扮演著主要敘事者的角色，而在現代的段落裡，主要的女性角色拿著攝影機，進行對日治時期歷史的探索。

「我會想證明女性主義不是在1970年代才出現，早就有不少詩人在殖民時代揭櫫女性主義，甚至非常社會主義的吶喊已經出現了。」黃明川從日治時期的文學裡，蒐集很少被重視、具有女性主義意識的詩歌，他引用作家翁鬧、朱點人、李獻璋等人的作品，鋪陳在影片的歷史敘事中，並從前輩攝影家李火增、鄧南光等人的影像作品裡，挑選出當時的女性影像，成為《給自己的情書》中重要的歷史觀看角度。

不僅如此，黃明川選擇以咖啡廳作為1930年代的主要場景，再現當時「女給」（咖啡廳女服務生）與男客人之間的交際關係時，不光是細究當時場景、衣著、髮妝，他還在每一場戲的對話裡，加入在主客權力關係裡，女性自我聲音與展現身段的想像。黃明川說他刻意讓每一場對話的最後，都有女性透過不一樣的言語或動作，破壞了先前男性的話題。特別是其中一場戲裡，女給將客人的懷錶偷藏到旗袍袖口的內袋裡，利用身體來支配男性，「我盡量讓她們是很自然地做那個時代會有的動作，而不是用辯論式地辯論女性主義，那個時候的女人反抗也不是拍桌，她畢竟是有客人跟作生意關係。」

地景的意義

黃明川的紀錄片創作裡，除了長期紀錄臺灣詩人與當代藝術家，也累積了對臺灣解嚴後都市景觀的變遷影像素材，他曾在2004年完成一部以16mm拍攝、長達八小時的紀錄影集《地景風雲》。在《給自己的情書》中，他挪用了影集中多個片段，包含引道未拆除前的北門、一度破敗近乎荒廢的迪化街，以及臺北市14、15號公園拆遷案等片段。黃明川說，會拍攝那些畫面，一開始並沒有做紀錄片的目的，只是紀錄當下發生的臺北地景重大改變，「本來以為事情已經過去了，可是西區的歷史還在往前演化，所以就重用了這些片段。」被紀錄下的影像，意義有時並不會在此刻顯現，而要經過時間的等待，才能獲得重新銓釋的機會。

黃明川又是如何看待這十幾年來臺北城地景的變化？他卻只說沒有什麼意見，「我盡量提出一些觀點，但不是政策性的要政府應該作什麼，或提出什麼是美的。」他選擇以遠望的視角看待城市的改變，然而他仍感嘆，臺灣社會至今對於解嚴後城市景觀改變的反省，仍沒有太多的重視，「我們對歷史的質感、歷史的湮滅都不太在乎，可是歷史有趣、迷人之處常常不在主敘述。」

作為一個長期的紀錄者，黃明川無意透過《給自己的情書》為觀眾提出一個定見，而是透過不斷的提問，思考歷史遺跡在當下這個時代與人的關係。黃明川也自嘲自己「年紀夠老」才拍得了這部片，但或許唯有經過時間的淘洗，人們才能不斷透過回望歷史，提出不同的視角與疑問，從最幽微之處看到一座城市的可能性。■

本文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9/20-27每日於誠品電影院放映一場
場次表請參考《給自己的情書》臉書粉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