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影片為介質的陪伴──專訪《未來無恙》導演賀照緹

入圍本屆（2019）台北電影獎最佳紀錄片，並在會外賽榮獲媒體推薦獎的《未來無恙》，是國內資深紀錄片工作者賀照緹的最新作品。這是一部關於兩個花蓮偏鄉女孩的成長故事，影片呈現她們每日面對的難以掙脫的結構性困境、階級複製的一步步逼近，兇險而潛伏的日常。影片主要聚焦在兩人15到18歲，跨越成年關卡的階段。賀照緹的作品向來關照個人與結構的層次，在這部新作裡，兩位女孩的生命經驗與其社經位置仍是焦點，但更特別的轉變發生在導演對於兩個女孩的一種女性的凝視，帶著近乎母女關係的情感連結。

電影開場是女孩之一J帶著導演與攝影師認識她家，回憶這一場的拍攝情況，賀照緹說：「J的視線不是正對著鏡頭，是看著鏡頭的後面，我覺得很有趣。一般來說，很多被攝者對攝影機是有意識的，或者是有戒心的，可是J並沒有。我覺得那也是一種我需要自我提醒的部分，因為她沒有戒心⋯⋯我是到很後來看到這顆鏡頭才意識到的，那是一個在等待的狀態。」

原本計畫是跟拍一位社工，兩位女孩只是來參與社工正在進行的青少年禮儀師計畫，體驗殯葬工作。談起從社工到兩位女孩的被攝者轉換，賀照緹表示源於直覺，很難講清楚，「可是我覺得那裡面一定有性別，一定有一種女性的凝視，不是要跟男性的凝視做拮抗，比較是一種靠近的凝視」。這樣以影片為介質的陪伴，之於被攝者也之於拍攝者，是「一種很心裡內在、很女性的方式」，「她們對愛的渴求，你是沒辦法放掉的，甚至不用靠近她，只要想到，就想知道她們怎麼了？有沒有在餓肚子？」如此的互相吸引，導演覺得「跟社會上或多或少的厭女情結有關」。此外她補充，這不是一部揭秘調查的片子，她本來就想要找到彼此相處舒服的被攝者。

《未來無恙》製作長達7年，前面1-5年做拍攝（其中約一年半進行每個月住在花蓮一週的較高密度拍攝），後面5-7年做剪輯。剪輯磨了很久，剪了上百個版本，到底在糾結什麼？

一者跟風格有關。賀照緹說，一開始節奏較快，剪點較多，但那也顯得比較操弄，因此她希望讓剪點減少，讓被攝者在生活裡面的節奏自己出來，她認為如此一改，其主體性亦會浮現；所以她和剪接師花了很長時間重看剪點，做大幅調整。

另一者跟倫理有關。她自承：「我拍到一些朋友會說『你中獎了』的畫面，可是我一點也不開心，覺得壓力很大，甚至害怕，你要怎麼決定？這兩個孩子準備好了沒有？你要怎麼知道她們準備好了？剪接期很長，因為也不斷在跟她們討論。」同時，作為一個漢人來拍原住民處境，賀照緹不斷反問熟悉社會科學的自己，結構性處境讓被攝者動彈不得，「到底拍片要幹嘛？對被攝者能有什麼幫助？對整個族群有沒有幫助？會不會複製刻板印象？」因此，剪輯很卡，因為每個畫面都要「社會性的看」，她害怕可能會令當事人受傷的任何鄉民正義。但於此同時，作為「說故事的人」，她還要讓故事盡可能說透。

女孩J曾興奮地喊她一聲「乾媽」，太過緊密的情感羈絆讓她猶豫。針對這個猶豫，賀照緹解釋：「孩子為了滿足乾媽的愛，會做很多事去取悅乾媽，我做為導演，如果又當乾媽，會過於輕易取得基於信任關係而來的畫面。但這是我不能接受的，因為那就不是拍攝者跟被攝者的關係了。」因此她沒有答應J希望她當「乾媽」的這個期待。即便沒有這段「母女關係」的確立，導演依然很謹慎，畢竟「她是一個貼心的孩子，她知道我的期待，那我知道她想要滿足我的期待，當她說OK的時候，我還是會有多一層的體貼。」作為本片剪輯指導兼故事顧問，前輩錢孝貞提醒她該放下了，因為看過太多拍攝者與被攝者太接近，產生很多不可免的複雜狀況，但賀照緹說著：「可是我沒辦法煞車，她就是那樣一個可愛的孩子。」

拍與被拍的兩方是一種無限迴向的關係，兩個女孩面對自己人生的態度，也回過頭來感染了賀照緹。面對剪輯這樣一個動輒得咎的影片，「我知道我跟兩個女孩一樣，走在懸崖邊，所以我才在募資短片說，是她們教會我勇敢。我就是要去面對啊！她們的人生就是她們直球對決的對象，我也只是在跟這個文本做辯證，差別在於，相較之下這是一個很小的懸崖，我掉下去也不會像她們那麼嚴重。」

除了敘述兩位女孩的成長歷程，《未來無恙》還穿插了與原住民族有關的檔案影像。這些老檔案影像裡的官方論述，與當下原住民族處境前後並置、對比下而生的反諷力道，讓全片在女性凝視之外，具有現實批判性。檔案影像的使用對導演來說很重要，揭示了她的態度與立場。賀照緹跟我們分享，她參加過一個剪輯工作坊，一位很資深的外國剪輯師強烈建議她把檔案影像拿掉，單純呈現成長故事會更好看，可是她很堅持，「我需要呈現背後那個結構性的拉扯，否則我就變成是在剝削我的被攝者」，而且這部片的「觀眾主要會在台灣，背後的背景很重要，我不能只做一個好看的故事。」■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2019年台北電影節人物採訪系列專文
原文網址：台北電影節影展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