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機器人與牯嶺街的小四：鄧兆旻作品《代理人訓練》及《一個紀念碑，紀念釐清的（不）可能性》

北師美術館「即溶生活 未來記憶的想像」展覽，不管在展覽的宣傳露出，或者社群媒體上的參觀者打卡圖片，我們都能看見一個佈滿透視網格的立體白盒空間，中間置放了一個大紅色沙發椅——這個特別吸睛且具科幻電影感的場景，來自藝術家鄧兆旻的作品《代理人訓練》（Training an Avatar）。

影迷圈可能對鄧兆旻這個名字不陌生，在許多影展講座上能知道他是Giloo紀實影音平台的總監，然而這篇文章要回到他身為藝術家的面向上。這天，我們與麻省理工學院畢業，曾深入研究人機介面的藝術家鄧兆旻，相約在美術館三樓《代理人訓練》作品入口處。脫去鞋子、換上鞋套，走進這個具有「要把擁有智慧的機器人訓練得更像人類」之假想目標的實驗室。每當整點一到，明亮空間瞬間全黑，並開始播送一段所謂「訓練課程」的口白，平穩而不帶情緒的聲音講述著「這是說給你聽的故事」，要聆聽的你「請嘗試利用這個故事，想像自己作為裡頭的主角來修正自己的記憶與學習模型，並調整演算法的參數設定」。

這個所謂的「故事」，聽來像是一段建立於高度系統化機器思維下的人類生活觀察與分析。當參與者置身黑暗與音訊之中，沉浸如被催眠。但同一時間，陳述中的那個接受訓練、自我校正參數的「你」（機器人）是真正聽著的你（人類）嗎？一股與沉浸相左的陌生感，油然而生。等等，可是人與非人有這麼涇渭分明嗎？人類會不會只是「比現存機器人更複雜的一種機器人」？如果不是，那人跟機器人又有哪些不同？

對於「人」的興趣，其性質、運作與限制，是鄧兆旻一路以來所關注的。入口外的牆面掛了一幅鴨兔錯覺圖（rabbit–duck illusion），他向我們解釋，面對這張心理學與哲學領域中經典的圖片，任何人都無法「同時」看到鴨與兔：每個人的大腦裡都在「鴨子」或是「兔子」之間持續擺盪。對鄧兆旻來說，這張圖提醒了你我認知上的限制（或機會）：所謂「真實」，與你我大腦內的認知之間的關係，是否也是如此持續擺盪？這張圖指向人腦認知的侷限性與可能性，亦即此作品核心，這也是他之所以選擇整件作品以這張圖為開場的原因。

實驗室空間的白牆上，掛著各種圖像畫框，是晚近的腦神經科學與社會科學等研究，以網絡化、表格化、模組化的方式，將感官經驗（視覺、聽覺等）與人的行為（社交、性愛、家族關係等）繪製成由箭頭、組件、象限等構成的心智圖模型。圖像並陳的高度理性化，企圖激起觀者探問：如果人類所有複雜的行為都可以被結構化的話，那人還有哪些事物可以外於這些系統？如果當今機器人或是人工智慧的最終極目標就是要趨近於人的想像，那人的差別與特殊性究竟在哪裡？

另一面白牆上，則是鄧兆旻的個人閱讀，陳列著從百年前的達爾文著作至近代新進研究的書籍封面，濃縮著人類在思考自我存在與自由意志等命題的知識結晶，例如其中就有些是聚焦在人類行為是來自自由意志？抑或是生理運作下的被決定？——這個學界尚在辯論中的跨學科命題。特別令人感到奇妙的，是在前述知識化、系統化的圖像之外，空間四周掛著多幅臺北街角的照片，鄧兆旻說照片中的這些景色在臺北隨處可見、平凡無奇，也無法被辨識為是哪個特定地標，可是回過頭來，對於一位要把自己訓練得更像人類的機器人來說，這些日常風景難道不是構成人類記憶與內在的重要部分嗎？

導覽過程中，鄧兆旻不斷將裝裱在牆上的圖像畫框標齊擺正，像是這間實驗室的管理員，細心打理細節，不容誤差。接續我們推開隱藏在白牆的後門，來到一隅歇息處，望向落地窗，此時外頭大雨滂沱，我們席地而坐，再聊到他的學習經歷。大學、研究所階段，他如臺灣大部分的理工科系學生學習歷程相仿，但也在校園內修習社會系、心理系等人文學科的課逐步打開視野，並開始慢慢轉向。

後來，他前往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修習媒體藝術與科學碩士班，畢業後對於當代藝術的概念仍舊陌生，只覺得不用受制於嚴謹的學術方法，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因此，他毅然決然搬到紐約這座最能打開眼界的城市，當時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經驗，是在紐約MOMA看了阿姆斯特丹1960-70年代觀念藝術的特展（In & Out of Amsterdam: Travels in Conceptual Art, 1960–1976）。2011年也正是在紐約這座城市，他看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後簡稱《牯》）數位修復版的大銀幕首映。

2012年「現代怪獸－想像的死亡與復生」台北雙年展策展人，邀請鄧兆旻回臺參加，他以針對《牯》或經典歌曲《雨夜花》的再創作作為兩個提案，試圖重新了解對於臺灣的歷史詮釋，最後選定《牯》創作出《一個紀念碑，紀念釐清的（不）可能性》。這個作品結合了凝結住小四殺死小明瞬間的玻璃纖維雕塑，以及多重的檔案、文件與他擅長的運算圖表。

鄧兆旻將《牯》的電影劇本拆解成160多個不帶任何情緒的動作，並把所有因果關係串連起來，產生一個很大的網絡圖表，而最終指向的是「殺人」這個決定性的瞬間，以「該如何去看待一個事件的發生？」作為整個作品的核心，重新將楊德昌對於這個國民政府遷台後第一樁未成年人殺人案件改編後的邏輯再做一次提問，也去思辨每個決定背後數不盡的成因。

對於他來說，楊德昌所創造出的電影世界掌握了嚴謹的敘事邏輯，也逐步堆疊出殺人這個結果，建構出「在當時時代這是不得不發生」的論點，但如此的決定論敘述，會不會也關閉了人在那種極端情境下是否還有其他選擇可能性的想像呢？

從《牯》到《一個紀念碑，紀念釐清的（不）可能性》，電影角色被編劇之手牢牢抓住的痕跡後設地袒露出來，而此察覺同樣反身指回觀者自身。人類有自由意志嗎？人是被決定的嗎？這些提問同樣呼應著新作《代理人訓練》，透過當代藝術的創作方法，不一樣的互動模式，鄧兆旻接枝著科學與哲學、電影領域，為人類主體性的討論添入新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