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所有的自由——《黑眼圈》導演蔡明亮訪談

前往訪談地點的一路上下著大雨，計程車司機的導航頻頻訊號不良。在濕氣與霧氣包圍著的新店遠郊山區，車子行在其中，都是雲裡霧裡。

車子停在疑似目的地的建屋，竟是被夾在一排民宅廢墟之間。進入屋內即被招待咖啡，等待受訪者的同時環顧四周，比起望見落地窗外的綠意庭院，更吸引我的倒是擺放著許多獎座的櫃子。有獅子塑像的、有的是熊；當然還有幾隻奔躍之姿的馬匹。

不久，蔡導從樓上下來，請我們先坐下。戰戰兢兢地表明策劃影展的想法後，蔡導起身繞過去後方泡咖啡。

「繼續說啊，我在聽。」

聽到我們提及領導人馬哈迪曾勸說馬來西亞國民要少看恐怖片，蔡導不禁笑了。

「我也愛看恐怖片啊，但這些類型片始終不見得能馬上反映社會。既然這些類型電影那麼普遍，卻反倒沒機會看到真的電影、真的創作；這個才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為什麼會拍《黑眼圈》？為什麼蔡明亮要在這種地方拍這種電影？作品為什麼不在馬來西亞放映？為什麼沒回去馬來西亞生活？諸如此類可以想得到的雞肋問題，自然在我們的問題清單裡頭；但身經百戰的受訪者自然一眼看穿我們。

「你們都不用問我問題了，我現在就可以把全部事情告訴你。」對於諸如此類的回應彷彿演練了數千回，蔡導語氣極為平靜。「如果我今天只是一個商業導演，拍大家愛看的商業電影，我可以在台灣或香港拍，你們也不會想要放映我的電影。為什麼你們想要放映《黑眼圈》？因為你們知道這部作品是特殊的，它是自由創作的結果。你們應該要問的是，為什麼蔡明亮沒有在馬來西亞創作？」

一部挨刀的電影

當時想說既然在馬來西亞拍了《黑眼圈》，蔡導決定試試看把它推上當地院線。一送審，想當然爾就是禁了。再送審第二次，並請他們說出被禁的理由，最後卻給出了八個荒謬至極的理由，包括「醜化馬來西亞」。

「所以我才決定將這件事情公開來讓大家來討論。後來重審的決定是要挨五刀，本來當然是不願意，但後來我還是決定讓它上。我當時想的是，這裡始終是這部片生產出來的地方，始終是我的國家。我是不是能為這個地方做點什麼貢獻？好啊，那就來上，就算剪成一分鐘我也要上。我就是要讓大家知道，你現在看的電影是被剪過的電影。」

後來就真的上了，不過也只有少數的幾個場次，而且規定只能在特定幾家偏僻的戲院。

「會因為如此覺得對這國家絕望了嗎？並沒有，她只是需要過程，而我回來就是要跟她對話。當我還什麼都不是的時候，我回來就只能是你社會裡頭的一份子、只能乖乖聽你的話；但當我足夠強大的時候，我回來了也沒要你聽我的，但我可以選擇做我自己。當你做自己的時候，才會發現你可以去的地方就不只有一個了。」

當時看著吉隆坡這座城市，最吸引蔡導的就是外勞。這些人是在馬來西亞急速發展時被引進來的窮人，從他們臉上也彷彿看見自身那種被困住的狀態，所以才決定拍他們。但後來很多學者表示失望，覺得為什麼電影沒談外勞的境況。

「但並不是拍外勞就是要去拍他們的問題，我拍他們就是因為他們也是人啊。我要講的就是人本身，他們的情慾等。我要拍馬來西亞，這些身處此地的人，自然就進來了。」

「既然我們都是馬來西亞人，我覺得我們應該來談談我們的環境。」

電影是有限度的娛樂

當時沒有所謂影展或電影節。2000年以前，蔡導有幾部電影在吉隆坡的一個影迷俱樂部做地下放映。用的是拷貝，在當時已算是很不得了的。第一是沒有經過審查；第二是輸入途徑。當時俱樂部成員去找台灣辦事處談，最後以文化活動之名將拷貝送進來。當時是在一間已經關閉的老戲院，連放了好幾天，期間大家還非常害怕會被檢舉、查水錶，但最後還是完成了。那是蔡導的作品第一次進入故土放映。

「記得當時我就跟俱樂部的朋友們說，馬來西亞最需要的就是一個電影節。這電影節不是為了一圖風光，而是辦給大馬的人民；給年輕人看到國外有那麼多電影，不只是那些院線電影而已。就大馬影視產業來說，我從小都是看商業片長大的，坦白說也沒什麼好選擇的。電影常常在餵養著有限度的娛樂，而這個限度就是國家，以及片商決定要給你看多少。所以我們的觀影口味是偏食的，但以前沒有網絡，大家也都沒辦法。但當哪一天看到一些不一樣的電影時，你就會嘗試繼續再看一些，慢慢地，你就會漸漸遠離那些千篇一律的娛樂片，這時你才會開始透過這些不一樣的電影而看到真實存在的世界。」

「有些人庸庸碌碌過一生，想看電影就只會看娛樂片，這是無法改變生命的。如同寶萊塢電影，每年生產千餘部拍給窮人看的電影，都是一樣的歌舞片，大家進戲院享受歡愉短暫的幾個小時，看完出來依舊不會翻身，因為歌舞片的內容幾乎都沒有窮人。所以如果馬來西亞電影還一直在拍娛樂片，大概也無法改變這個社會。但改變始終不容易，它需要一直做一直做，而且通常作出改變的人也都會被排除在人群之外。」

自由創作的動能

對於我們剛剛提到的焦慮，蔡導認為全世界最焦慮的行業就是拍電影。其實每個人都很焦慮，因為每個人都無法做自己，都要做別人眼中的那個人。然而，蔡導電影中的小康，就是他自己；這樣他才會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個什麼電影角色。

「我常覺得有很多年輕導演不夠成熟，所謂成熟是，你在創作上要可以看得到、做得到，你就需要很大的自由。所謂的不成熟、不自由，就是因為不敢去碰一些值得去探索的議題，也礙於諸多環境限制而不敢繼續往前衝一些。大馬社會就是欠缺這種自由。但很多時候這個不自由也未必是環境壓迫你的，而是你自己壓迫自己、進而也去壓迫別人。」

「我們應該要問的是，馬來西亞電影能不能有『作者』出現？」

馬來西亞要到2000年以後，有明確作者姿態的電影創作者才開始出現。蔡導在茲念茲的，始終是「自由」能交付給電影人的創作生命及其力量。

對於舉辦一個影展究竟能帶來些什麼？或許如同蔡導所言，唯一需要貫徹始終的主題就是「自由創作」。電影的力量，並不是說辦了一個影展就能改變事情。

「我覺得你們要辦一個馬來西亞影展其實很簡單，就只要告訴大家，現在馬來西亞的導演會拍什麼樣的電影，這樣就夠了。」

「抱歉，我說話都很直接。哈。」

語畢，我馬上把話接上去：「就是喜歡你的直接，也需要你的直接。」

如果無法如此直言不諱、堅持創作該有的堅持，或許蔡明亮也不是蔡明亮自己了？

坐上計程車，順著來時的路下山。突然意識到這一條看似曲折的回程山路，瞬間出現了強大的隱喻；再怎麼被排除在外的地方，只要願意並堅信方向無誤地往前走，總有得著。■

* 本訪談係為2019交通大學【焦慮的年代：馬來西亞影展在台灣】放映計劃而進行並整理成章。

《黑眼圈》放映暨映後座談：蔡明亮
2019.04.26（五），6pm-9:30pm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電影館，人社二館3樓
主持人：林建國

「焦慮的年代：馬來西亞影展在台灣」
2019.04.26 - 2019.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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