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一部新加坡邪典風格電影的誕生：柏林影展專訪《Demons》導演許瑞峰

回溯十年前的新加坡電影，雖已有揚名歐洲影展的邱金海，以商業喜劇走紅華語地區的梁智強，或熱鬧搬演草根音樂的陳子謙，星國電影的工業規模或質量縱深，在亞洲影壇版圖仍屬邊緣。近年國際影壇對東南亞電影高度關注，新加坡新生代影人隨之以生猛的獨立姿態、多元的殊異題材，紛紛在各大影展嶄露頭角。

2013年先有陳哲藝《爸媽不在家》一鳴驚人，拿下坎城金攝影機獎，隨後又有巫俊峰《徒刑》、印度裔導演拉加歌帕（K Rajagopal）《黃鳥》、陳敬音《親愛的大笨象》等新銳之作湧出，楊修華的黑色科幻電影《幻土》去年更擒下盧卡諾影展金豹獎，一股以80後導演為主體的「新加坡新浪潮」儼然成形，在國際激盪陣陣波瀾。

青年導演許瑞峰（Daniel Hui）是這股「新」勢力的一朵奇葩，他自美國加州藝術學院電影系畢業，和楊修華等好友創立地下電影團體「十三部小電影」（13 Little Pictures），以低限資源彼此支援，自己亦擔任《幻土》的剪輯。過去他所執導的紀錄片實驗色彩濃厚，曾於鹿特丹、馬賽、都靈、山形等地放映，上一部以科幻敘事隱喻國族歷史的紀錄片《新加坡2066》（Snakeskin, 2014）亦入選台北電影節，今年他的首部劇情長片《Demons》於柏林影展「論壇」單元歐洲首映，更提名獎勵同志電影的泰迪熊獎，影片中爭議的性侵題材、光怪陸離的風格，在柏林引發兩極評價，此次《放映週報》特地專訪導演，邀請他分享幕後的創作理念，及對新加坡影壇的近身觀察。

集體的驅邪儀式：受害者／加害者的糾結心魔

《Demons》以年輕女演員Vicky和資深劇場導演Daniel的試鏡展開，她神情略帶恍惚，訴說自己靈魂出竅、身心解離的經驗，眼前的導演則施展權威，暗示她必須獻出身體，始可換取主演機會，懷抱演員夢的Vicky自此走入Daniel的佈局，成為他的禁臠。此後，她身邊怪事連連，午夜夢迴，看見和自己長得一模一樣的分身，甚至接到自己打來的電話，在手機另一端羞辱、訕笑著自己。

當Vicky被幻影糾纏，陷入木僵、失語狀態，故事卻越顯撲朔迷離，甚至戛然而止，在影片的後半段，切換成導演Daniel的觀點，當Vicky神秘失蹤後，Daniel和同性戀人如常生活，彷彿因果報應般，這位呼風喚雨的大導，亦遭逢接踵而來的不思議怪象，步步邁向瘋狂。

許瑞峰以超16mm膠片捕捉的新加坡，沒有好萊塢電影中的炫富奇觀，整座城市質地粗糙、光線蒼白，空中不時盤旋著莫名機械噪音，白晝與黑夜混淆不清，角色亦多半困在幽閉的室內場景。當世界塌陷成一場醒不來的夢魘，人際互動徒剩荒誕與形式，他們最終不得不面對那啃嚙內在的心魔。

本片導演濫用權勢、脅迫女演員陪睡的情節，令人聯想好萊塢大亨哈維溫斯坦的性侵醜聞，但許瑞峰表示，他自2016年便開始籌備本片，故事其實源自他與女主角楊彥絢的個人生命經驗，拍攝過程中，不少團隊成員亦分享創意與想法，拍完本片後，劇組好似經歷了一場集體的除魔儀式，看似故弄玄虛的迷離敘事，其實是直視創傷的療癒之旅。

他指出，性侵受害者在經歷巨大創傷後，會產生抽離身體的錯覺，成為冷眼的旁觀者，甚至去責怪、批判自我，成為自己「最恐怖的敵人」。在電影裡，Vicky所見的分身幻影、半夜接到的詭異電話，其實反映了她受創後的分裂心靈，而這份恐懼往往在不經意時襲來，且無處可躲。

片中運用大量的鏡像，作為人格解離的隱喻，本片一分為二的對稱敘事結構，讓Daniel在後半段開始目睹一連串怪象，甚至最後看見Vicky化身的惡靈，兩人雖處於權力天平的兩端，卻同樣被恐懼籠罩。許瑞峰表示，當侵害發生之後，加害者與被害者在精神上往往成為「無法分開的整體」，無法掙脫彼此，他希望藉由這樣的設定，去表達受害者幽微的矛盾心理。

「Vicky、Daniel這兩個角色都是我的一部分，Vicky被侵害的故事，源自我個人的生命故事，但更令我害怕的，是我作為一位男性導演，是否會在無意間侵害別人？我不是指性方面的侵害，而是精神方面的暴力。」

人吃人的暴力：窺探新加坡的陰暗面

微笑靦腆的許瑞峰，看似稚氣未脫的大男孩，談起電影藝術時卻流露一股老成氣息，對於創作本質有著超齡的自覺。身為導演，他處於劇組的權力核心，得在現場去主導一切，但他坦言自己對權力關係充滿反感，《Demons》中導演一角Daniel被設定與自己同名，其實有自我辯證的意味。

「作為一個導演，我最害怕的東西其實是手上掌握的權威，深怕不小心濫用權力，將人們推到他們不想進入的狀態，我在拍前兩部紀錄片時，對於鏡頭前的真實人物，也總有這樣的恐懼。」

許瑞峰希望自己拍劇情片時，能保有過去拍紀錄片的彈性，《Demons》製作團隊僅有五、六人，拍攝時沒有固定腳本，僅有概略的人物和情節設定，他開放劇組成員任意提供自身故事和經歷，他再從中加以組織。

「我剛開始拍短片時，也是採取二、三十人的正規劇組編制，但我拍那些片子的時候很悶，無法發揮創意。其實這也牽涉到我對導演權威的不安，我不喜歡獨裁地去決定一部電影的樣貌，這樣的作品對我而言缺乏活力。所以我後來選擇拋開劇本，甚至去拍紀錄片，因為拍紀錄片時對周遭人事物必須即時反應，這樣的工作模式也延伸到《Demons》，我的劇組就像一個爵士樂團，人人都有發揮的空間，是一個很collaborative的創作過程。」

因此，他給予演員們百分之百的信任，無論是飾演Vicky的新人演員楊彥絢，或是擔綱Daniel一角、現實中同為資深導演的魏銘耀（Glen Goei），他都讓兩人放手一搏，也避免去碰觸演員的內心創傷，除了技術性的微調，並不做太多干涉。

「我想關注的不只是自己的權力，也包括人際間普遍的權力關係，《Demons》的故事則是將這個主題推至極端的境界。」

電影中，導演Daniel是一個衣冠楚楚，卻噬吃同類的食人魔，如此驚悚的設定，反映的其實是許瑞峰對導演角色的焦慮，自問創作者是否非得犧牲別人，才能成就自己的藝術？他進一步表示，食人情節的設定，源自他對巴西原始部落圖皮南巴人（Tupinambá）的研究，以及魯迅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 。

「魯迅筆下的主角同樣一步步發瘋，他發現過去從儒家經典中讀到的東西，原來都在教導他去吃人，所繼承的一切禮教傳統，原來只是謊言，這種無法倚賴現實的不安全感，正是我所想描繪的心理狀態。」

片中女主角為了從同行中脫穎而出，被迫出賣身體來換取演出機會，反映的除了是影視圈的性別壓迫，更批判新加坡的集體社會氣氛，許瑞峰直言，一旦拒斥新加坡菁英主義、經濟發達神話，往往便會被週遭視為離經叛道的狂人。

「新加坡經濟發達，但背後的意識形態十分殘忍無情，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得在別人背後捅一刀、吃掉對手，才能確保自己的生存，如果你不符合這一套意識形態，便很可能會被淘汰，社會上每個人都在彼此競爭，缺乏人際之間的溫暖情誼，連藝術圈也不例外。」

尖叫與發笑：前衛的類型實驗

《Demons》的瘋狂、怪誕、血腥，在新加坡電影中顯得特立獨行，即便是那些征戰海外影展的藝術電影，也多半是走社會寫實路線，描繪小人物的悲歡。相形之下，本片突兀、不和諧的調性，顛覆了新加坡過往的審美經驗，成就一部大膽的實驗之作。

「我和13 Little Pictures的成員都是影迷，時常會一起大量看片、討論電影形式，例如我和楊修華都很喜歡類型電影，他的《幻土》正是對科幻驚悚、黑色電影的新詮，而我的《Demons》則從一開始就設定為恐怖片，希望去描寫人心的瘋狂。」

斷裂的敘事結構、對影壇黑暗面的描寫、乃至主角官能失調的體驗，令人不禁聯想大衛林區《穆荷蘭大道》，甚至是柏格曼《假面》。但許瑞峰坦言，影響他更大的其實是義大利70年代有「鉛黃」電影（Giallo）之稱的邪典類型，當中馬里奧巴瓦（Mario Bava）、達利歐阿基多（Dario Argento）等導演，都是他心儀的作者，這一批電影往往缺乏邏輯，令人摸不著頭緒，七彩俗艷的前衛打光手法，也影響了《Demons》的美術光影。

「你看我的片子看起來好像很亂，有很多事情同時在發生，但生命其實也是這樣紊亂，而不是工整、乾淨的詮釋。我會不時切換角色的觀點，當觀眾以為自己能夠理解故事時，便將劇情轉往另一個方向，陷入另一個謎團之中。我希望全片調性，能遊走在恐怖與喜劇的邊緣，每個情緒都是高漲、歇斯底里的，觀眾不知該害怕還是發笑，處於一種近乎瘋狂的焦慮。」

新加坡電影的異端？

許瑞峰不僅在《Demons》中置入食人、謀殺、性侵等聳動元素，他更下海飾演男主角的同性戀人，大膽挑戰新加坡的社會禁忌；在視覺形式上，他亦刻意向酷兒導演肯尼斯安格（Kenneth Anger）致敬，片尾Vicky和Daniel臉孔重疊的影像，靈感正來自他的《極樂大廈揭幕》（Inauguration of the Pleasure Dome, 1954/1966）。

生長在嚴刑峻法、充滿道德教條的新加坡，許瑞峰希望打破社會的分類框架，鬆動僵化的二元霸權；除了酷兒的性別想像，他對新加坡的種族形象再現亦有不平之鳴。因此，他讓華人女主角Vicky在片中有一位印度裔的深膚色哥哥，並刻意不去解釋兩人關係，此類看似不合常理的設定，實旨在批判新加坡電影以華人為中心、忽視馬來及印度裔的現象，企圖呈現多元種族的社會現實。

談起對新加坡電影未來的展望，許瑞峰指出，雖然近年政府透過新加坡電影委員會等機構大力扶植產業，也提供資金補助，但在電檢制度下，同志、政治、宗教、種族的題材都是禁忌，無形中箝制創作自由。除了檢查制度的干預，新加坡觀眾也不愛看國產片，除了梁智強的本土喜劇之外，人們只看好萊塢和中國電影，也不認識邱金海等拍攝藝術電影的作者，另一個許瑞峰眼中的更大隱憂，是社會整體的功利氛圍。

「新加坡其實有不少影視科系，但許多學生畢業後想要投入電視、廣告等可以賺錢的行業，尋求穩定的工作，所以即便有許多年學生導演在創作短片，當中也有不少精彩的作品，但畢業之後很少人拍電影長片，創作並非多數人的初衷。」

當社會思維單一、難以包容異己，許瑞峰盼望在電影的世界中，尋覓更自由的空間。問及未來的新作計畫，他表示希望能和《幻土》的西班牙籍製片Fran Borgia合作，一同翻拍一部拉丁美洲的魔幻小說；另一個籌備已久的案子，則描寫新加坡80年代因觸犯言論禁忌而被監禁的政治犯。

他坦言，此類爭議題材難以獲得政府金援，又由於新加坡經濟寬裕，他的案子不容易獲取國際影展的資金。然而，新加坡的獨立影人創作渴望強烈，過去縱使拿不到政府補助或商業投資，往往也能在低限的環境展開拍攝，許瑞峰在「十三部小電影」的創作經驗，讓他早以習慣了此類地下電影的拍攝模式，團隊成員之間往往身兼多職、互相支援，例如《Demons》女主角楊彥絢在成為演員之前，便曾在《幻土》擔任場記，新生代影人彼此熟識、不計代價的團結情誼，似乎正是新加坡電影浪潮湧現的關鍵動力。

根據美國《綜藝報》最新報導，今年新加坡至少將有14部國產新片上映，同時有15個案子正在籌拍，風格冷冽迷離的《幻土》二月底上映後至今仍未下檔，在藝術電影中票房表現不俗，跨國合製、國際參展的路線，似乎成為新加坡年輕導演發跡的模式，若新加坡電影真如其報導中所言百花齊放，許瑞峰堅守酷異的獨立路線，預期是這波新浪潮中不可忽視的一股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