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影】臺灣國際女性影展25週年「每一年都是一次打掉重練」 ——專訪女性影展策展人羅珮嘉、節目經理陳慧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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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7

1993年創辦的台灣國際女性影展(以下簡稱女影)是台灣第一個議題性影展,也是繼金馬開始辦理國際影展二十餘年後,台灣出現的第二個影展。以歷史定位來看,女影可說是90年代台灣影展如雨後春筍冒出的第一先鋒,亦是由民間發起影展的重要代表。

今年適逢女影25歲1,從節目到巡迴皆有擴增。放映週報特別採訪策展人羅珮嘉以及節目經理陳慧穎,從女影「策展團隊」發展及運作的角度切入,談談這個小而美的組織歷經了甚麼樣的變革而日漸壯大。而今年的策展,不管是少見地以老片做開幕,還是首度選映男導演作品,種種破格又經過哪些討論呢?

 


1. ‭ ‬編按:標題圖片為今年女影的主視覺,原圖為「經典修復:回視1960-80s女性主義電影」單元的《女伶們》(The Girls,1968)劇照。

 

從「影展總監」到「策展人」:
羅珮嘉的策展精神

羅珮嘉接任女影策展人已經第六年,她特別點出前三年,自己的職務其實是「影展總監」。儘管總監的角色比較被動,是依照理監事決策來執行影展工作,但她認為這是一段非常扎實的「策展人養成」過程。

2015年,珮嘉停下腳步休息一年,隔年重返女影,忽然有很多新的想法想要嘗試,主動向理事會提出想以「策展人」身分回團隊。這個「想要有變化」的念頭,讓她意識到之前的策展工作確實進入倦怠期。辦影展跟選片沒有標準流程,更不應該是套公式,那可能是一個輕鬆的做法,但她思考「如果把策展作為一個永久職業,這(套公式)絕對不是一個永續經營的方法」。從事選片工作近十年,常與國內外策展人交流,她漸漸長出自己的「策展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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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策展角色已經不再為了單一影展活動,為了辦成一個漂亮的嘉年華來努力。」從過去的單屆規劃,如今更能宏觀地思考,去看女影多年來的連動性變化,再揉合各個單元、活動以及展演形式,思考不同地方所面對的觀眾。因此珮嘉形容,近年策展大家看好像是擴大,可是她每年都在歷經一次「打掉重練」,回顧過去的論述、單元,重新思考今年要做甚麼。

「策展人」究竟要做哪些工作,一個人能夠做到多少?曾經珮嘉認為策展人要做的,本屆嘗試慢慢交給團隊。好比今年就調整為,策展人下面還有「影展經理」(謝君竹)和「節目經理」(陳慧穎)這兩個要角。前者主責影展的行銷活動,亦協助她管理團隊工作進度,類似過去的影展總監;後者不僅協助選片、邀片,還兼具「電影研究者」功能。她坦言年輕一代會去觀察影展生態、找新的工具做影展, 這些能量確實比她強,如今年就用官方LINE來直接接觸觀眾,繞過臉書演算法。與其談一個策展人的理念,她更強調背後團隊,提供空間讓年輕人自由發揮。

 

聚焦女影選片小組:
每部片的選入都是一場精采的辯論過程

儘管在2016年,珮嘉就是以「策展人」的身分與影展總監搭配管理團隊運作,不過這個轉型並未讓自2009年起即以「選片小組」代替單一策展人的運作形式被完全取消。珮嘉強調,當她將自己的選片位置拉遠到「不只是設定特定單元、把片子填進去」,而是全面顧及整體策展時,更需要強大的選片小組互相激盪。

選片沒有標準流程,而這件工作如何完成、需要多少人,亦無絕對答案。影展大多是有一個策展人,與節目組成員去國外各大影展看片、選片。2008年以前的女影也曾如此,且以兩年換一位策展人的制度運作,避免任期過久一人獨大,但也造成經驗斷裂、難以累積。2009年改由理監事共同組成選片小組,以小組決策代替個人。女影作為議題性影展,相對強調每一年提出來的論述,以小組型態運作,分攤了策展人肩負整個選片的壓力,不過工作效率相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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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種模式各有優劣,重新將策展人角色放回影展,並非推翻選片小組,珮嘉的態度更像是要「扎根」女影,關照影展的發展脈絡。再者,小組多年運作下來也有默契,她與節目經理陳慧穎二人都在小組內,其他成員又各有不同專長。

以今年來說,珮嘉希望在25週年嘗試一些不設限的單元,每個單元的誕生、影片的選入,都經大家相互說服、辯論而生。問起珮嘉與慧穎為何某個單元要討論某個議題,她們總是笑了笑說,很多一開始也不見得是這樣預設的。

 

男導演進入女性影展?

今年最引人矚目的「打破」便是「特別放映:台語片中的女性形象」單元,一次選入男性導演林摶秋的三部作品。起初,她們想做一個關於「女性形象」的主題,也展開了從中港台到整個亞洲的女性形象研究。慧穎說,原先想做西方與亞洲的女性形象對照,但馬上就遇到女導演不多,又或作品失佚、版權無法取得。適逢國家電影中心的黃慧敏(過去也是女影選片人),推薦了中心剛修復的這批林摶秋作品。

從台灣電影史的角度來看,林摶秋的作品一方面顛覆了台語片中女主角悲苦、悲情的一貫設定,提供討論女性形象的新可能,另一方面其名氣甚微、尚待挖掘。珮嘉表示,讓好電影在電影史上重新被看見,也是影展的重要功能,此時「有條件的開放」是有意義且必要的。藉此先例,也可導引團隊思考在哪些條件下可選入男導演作品。另外珮嘉也提及,德國的女性影展不獨尊導演,會針對攝影師、編劇等其他女性電影工作者企劃專題,值得台灣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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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經典、提供新論述之必要

另一今年強打單元「經典修復:回視1960-1980s女性主義電影」,又為何特別聚焦在第二波女性主義思潮,也是一個漸進發展出的過程。不只以修復單元帶領觀眾回顧經典,也透過片單串起的論述,帶點重新書寫歷史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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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年決定做修復專題,陳慧穎的重點工作之一,就是從世界各地的電影機構中蒐羅目前被修復、可取得授權放映的女導演作品。她提及自己對舊片一直很有興趣,2016年女影做香妲艾克曼(Chantal Akerman)系列修復作品單元的迴響,更加深了她相信影展做經典回顧的重要性。但在找片過程中,也遇到一些「政治」限制與現實考量,譬如在不少影史經典都已被修復的當下,仍有一些重要女性作品迄今仍未修復,又或放映規格、授權價格難以負擔而必須放棄。

挑選哪些影片,亦是在選擇從哪個角度帶領觀眾來看這單元。慧穎喜歡觀察世界各個電影中心/機構形塑節目的方式,節目策畫太籠統時,觀眾便無法從這些影片的組成得知它的脈絡,通過不同影片的排列組合,也有形成新的故事的可能,更能為觀眾梳理出不一樣的脈絡。她也是在尋找的過程中,才慢慢釐清要將焦點放在第二波女性主義。

慧穎點出,過去大家在談此次單元選的歐洲作品,大多以單一國家來看,譬如瑞典的梅柴特琳(Mai Zetterling)會從她參演柏格曼的電影談起、《女酒鬼的肖像》(Ticket of No Return)的導演烏爾里克(Ulrike Ottinger)從德國新電影、談《無法無家》(Vagabond)導演安妮華達(Agnès Varda)則多是法國新浪潮的角度。第二波女性主義最早是從美國傳進歐陸,女影期盼這次帶來不一樣的切入點,帶觀眾看見這波論述在美歐兩地的相互呼應、來回發展,也藉此串起這些原本被分散討論的女性主義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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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片人心頭好

除了單元的整體性,片單中當然也有選片人的心頭好。比如修復單元中的《迷失之地》(Losing Ground)前幾年就已修復好,慧穎趁機放入。開幕片《無法無家》則是珮嘉的愛片,她也想挑戰大家以往認定的「開幕片」想像――新片、大片、老少咸宜。

珮嘉認為安妮華達其實有很多面貌,但台灣觀眾熟悉的多是她比較溫柔的那一面。珮嘉尤其喜歡她早期以實驗片手法談母性、女性物化等議題的作品,而《無法無家》也是她在台灣較少被看到的那一面,會讓很多人看了不舒服,爭議性高。儘管可能招致開幕片受邀貴賓們的兩極化反應,但珮嘉笑稱就是要趁25週年來做一點顛覆。

 

放映之外的深度論壇:
不只帶給觀眾電影,也邀請觀眾一同來解題

作為節目單元的延伸,今年影展期間規劃了四場國際交流論壇。以「衝擊」為題,夾著團隊對世界影展脈動及女性運動的觀察,背後更藏著策展過程中的發現與好奇。譬如本屆一口氣找來德國、法國、韓國的女性影展代表,以客座方式來聊大家怎麼策女性影展。珮嘉提及同質性的影展,感情本來就比較好,而她多年與其他國家女影接觸的經驗中,也看見大家不一樣的選片品味以及看議題的角度。同中有異的定位,讓她感到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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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兒議題的討論則與珮嘉個人的觀察息息相關。她在年初受邀到柏林影展擔任泰迪熊獎評審,今年選入的兩部跨性別題材影片《姊的Swag姊來唱》(Tranny Fag)、《迷霧叢林》(Obscuro Barroco)都是在柏林看見且得獎的佳作,跳脫過去跨性別紀錄片多以悲苦訪談構成,形式突破外亦具藝術性。但珮嘉也是今年走訪柏林,才意識到跨性別被歧視的程度比想像中更高,加上在台灣對LGBTQ之間的排擠現象時有所聞,因此延伸出〈衝破同溫層!以酷兒為例-探討族群包容及互斥〉論壇。

除了性別議題,女影也加入全球影展皆受波及的「大小銀/螢幕之戰」的討論。各影展都面臨線上影音串流平台(如Netflix、Amazon)買下電影的獨家放映權,致使影展邀片受阻的衝擊。談及於此,負責國際聯絡的慧穎顯得百般無奈,她表示尤其女影的定位不如大型影展,幾乎沒有商談空間,割捨的影片逐年增加。珮嘉受邀去台灣Netflix代理的記者會時,也驚訝於Netflix自己就在做(線上)女力專題影展了,已是從製作、發行到放映的一條龍作業。但她們認為二者不應該是完全互斥的,希望藉機討論如何取得雙贏,也向觀眾拋問:「大家現在都用甚麼方式去感受電影?」

 

面向觀眾:
不要害怕腦神經被傷害一下

女影一直勤跑校園、拓展新觀眾,除了台北主場,也深耕各地巡迴。台北的觀眾組成以知識分子、女性居多,走到其他城市甚至偏鄉,如何把這些議題性比較前沿的電影,推到同溫層外的新觀眾群,珮嘉坦言確實是個磨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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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說觀眾被嚇到,到現場遇到選片跟場合完全不搭嘎的情形,她自己都先嚇死了」,曾有一回她親自下海當講師,現場來的盡是八十多歲的高齡長輩,卻放了部圍繞死亡議題的紀錄片,可片子都放了,也只能硬著頭皮上。因此她要求,工作人員必須為每一個單位量身訂做片單。儘管到了現場,不免遇上和自己預設迥異的情況,無論是觀眾之間有點偏離影片主題的激烈辯論,還是觀眾對影展工作人員的直接質問,接到主持巡迴映演的任務時,難免讓她們有點怕。

然而,女影的選片對一般觀眾來說,本來就需要更多時間消化,珮嘉也說影展總不能因為怕嚇到觀眾,永遠放安全的東西,有時讓觀眾體驗被嚇到的感覺,也未嘗不好。不正是因為無法忘卻,才得以在未來的某一刻開竅、理解嗎?誠如珮嘉堅持開幕片要放《無法無家》時所說:

我就是喜歡電影看完我不舒服,因為它傷了我的腦神經,讓我無法回復,這不就是電影最厲害的地方嗎?

訪談中,珮嘉也多次提及這次主視覺設計──一個大家一起看電影的畫面。對照著她所說的這段話,也許亦是向觀眾說著:就算是看完電影受到了傷害,來到影展,總還是有人跟你一起,共享那一刻的喜怒哀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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