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思維，看見眾生 ——專訪《刀背藏身》導演徐浩峰
陰冷的下午，一位男人徐徐地走來，親切地握過手，掌心在冬日顯得特別溫暖。談起思想時，他像一塊海綿；談起武術時，他又像尊大砲。他是《師父》跟《刀背藏身》的編劇與導演，徐浩峰。
發表《刀背藏身》，距離上次以最佳改編劇本、最佳女配角問鼎第52屆金馬獎，並奪得最佳動作設計的《師父》也不過兩年。對自編自導的電影創作者來說，無疑算密集的工作。不過由於短篇小說早在2012到2013年間完成，因此電影起步之初，便在創意上省下時間。談起劇本創作，導演說，一般而言電影至少要花半年時間，但《刀背藏身》的改編僅花了一個月。初稿完成後，他花三個月的時間將心力移至其他前置工作，回過身才又繼續修改細節。那時，跟文本產生一段距離，已經能看得更清楚，如同他說話的語調，有條而不紊。
對導演而言，《刀背藏身》與《師父》之間最大的差異在哪裡？他說，《師父》講的是一個「貪求」的故事，裡頭的人透過他方來證明自己，闖天津、佔土地；但《刀背藏身》是則「自己自足」的故事，孔鼎義（張傲月 飾）在電影中末段說，我什麼都沒有，只剩這把刀了，血淚跟光芒都吞進肚子裡，這樣的人生遠比《師父》困難得多。因此對徐浩峰而言，說這兩則故事，是完全不一樣的心境。電影也將時代從1910年代推進至抗日作戰的1930、40年代，無論角色數量、時代格局複雜度都提高許多。儘管不同角色都具有鮮明特色，不過問起在角色上用心最深的一個，導演仍說，是闞智慧（許晴 飾）。說到闞智慧，他的語速明顯慢了下來，他說，自古以來電影裡現實與理想兩者間的掙扎，通常由男性角色表現，已經成為一件司空慣見件的事，但卻仍很少將議題透過女性表達出來。闞智慧是故事裡拉扯於最多勢力之間的，試圖讓自己在不同環境、氛圍、及人物手裡活出血路。不但活著，還得活得瀟灑、活得體面，更是門深沉的學問。
而當初為什麼選上許晴？導演說主要是兩項特質，一是她眼裡仍保留下來的小女孩嬌氣，二是在關鍵時刻，所表現出經大風大浪的特質。過去當然曾看過她的演出作品，但導演說，自己真正對一個演員產生興趣，其實通常會拋棄他的資料，避免自己感受遲鈍。而他心中選定許晴時，仍在演員甄選階段，約了許晴，卻遇上北京大塞車，為此他已經特地繞路，但車流仍動彈不得。最後他索性自己下車跑了兩百公尺，見到面時，許晴已經等了將近一小時。「我當時很驚訝，」導演說，「面對一個遲到的導演，她是那麼地冷靜地，好像沒事。」那天結束，他便再也沒讀過許晴資料了。
進行拍攝工作時的導演，既不跟演員說太多戲，也不過度關心。不過於熟絡的用意，是讓演員的自尊能自然被激發出來。用自尊演戲，在鏡頭裡看起來更精彩。因此，他也不曾告訴過許晴什麼時候該發揮什麼哪種特質。把故事講清楚，演員自己心中明白。對張傲月而言也是如此，身為舞蹈出身的演員，導演說，21到25歲是舞者的黃金歲月，沒有內心的堅毅、嚴峻的自我要求，是無法在那段時間成功的。而便是這點特質，讓導演繼《師父》後，再讓張傲月擔綱本次男主角的原因。事實上，在大斜坡比刀那場關鍵的戲，張傲月至今都覺得沒拍好。拍了八個鏡頭，導演最後只用了前兩顆。究竟他在鏡頭裡看見什麼？導演回答時的眼神鋒利。他說，戲不一定越拍越好，前兩條通常是演員最敏感的時候。當時拍八條，其實是為了尋找光線跟效果，但最後在兩者間，決定以表演為優先選擇。
既然角色性格皆具備細膩設定，該如何從武術層次表現出來？話鋒一轉，徐浩峰的眼神由深遠變得輕鬆但篤定。他侃侃而談道：事實上，長城大刀是在抗日背景中，由於中國器物條件不如日本，所衍生出的應對方式。在大小相當的情況下，中國兵器的材質贏不過日本，所以決定改以北方的大刀（而非匕首或刺槍）應戰。因此事實上，長城大刀並不是單獨一項武術，而是各種門派改良自己的動作而來，有千千百百種。舉例而言，螳螂刀原先是用窄刃刀，刀刃輕薄窄小，因此有許多翻腕動作。改用大刀後，因力量無法發揮，為了爭取時間，因此從腳步進行變化，錯開腳程，偷來時間，就能繼續應變。說到這裡，導演又笑了，武術的各種精巧與奧秘，激起了他的精神。以此類推，不同門派都有自己的變通的方法，因此其實片中的長城大刀，每人每派都各有不同。
他對人文的關懷與重視，便透過演員挑選、武術設計的環節，讓電影立體起來。除了角色與動作，導演也要求場景必須真山真水。而在音樂上，則捨棄傳統樂器，用噪音與音效合成。為了快速向西方人說明，導演說，他第一時間總習慣聲稱取經自北歐的噪音音樂，「但其實真正的影響，是從儒家而來。」在古典儒家儀式裡，認為天萬物皆為樂器，因此許多廟堂樂器構造都很簡單，一個木箱、一個木杵，搗動發出的聲響就是音樂。而能就此想法產生共鳴，也是因為本次的音樂設計安巍在年輕時層擔任張黎導演《走向共和》的音樂設計，那時為求真實效果，在張黎導演的帶領下，年輕的安巍層有機會在錄音室裡親手打響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樂器。那次獨一無二的經驗，為他對音樂想法種下深遠的影響，因而在《刀背藏身》裡，聽似搖滾的曲調，元素也多從自然取材而來，包括船隻渦輪聲、浪濤聲、甚至以擦玻璃聲後製成貝斯元素等等。
如同少年安巍自然而然受年輕經驗影響，徐浩峰導演說，他也並未選擇是否要喜歡儒道思想、武術文化。許多武術學問，事實上在他上一代就已經失傳，因此他年輕時奔波於整理武術的口述歷史，後來反而有許多武術家感謝他。儘管如此，他仍認為自己是幸運地享受了正在消失的武術文化。回憶1997年自己剛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當時的他生活重心有二，一是幫電視台做臨時採訪、以及短期編輯；二則是訪問以及整理姥爺們的口述資料。回憶那段長達八年的時間，大部分日子都在獨處。從北京的住處搭公車到姥爺們住的地方，就要2到3小時，再經過採訪工作，一下午往往就過了。那時他覺得北京好大。另一重要採訪地則在北京團結湖，從住處走到公車站同樣要20分鐘，再搭約一個小時的車，說是工作，其實更像學習。那時公車還沒有空調，司機總把車開得很險，又大又快地穿梭在街道巷弄，那段青春也就這樣在沈默與顛簸裡，靜靜地駛過去了。
回憶學習電影的歷程，侯孝賢導演對徐浩峰的影響相當深遠。從《東東的假期》（1984）、《戲夢人生》（1993）等作品，徐浩峰總能看見一種隱藏在生活裡的長輩，在電影裡浮出來。其中《東東假期》裡醫生、公公的形象，簡直跟自己的姥爺一模一樣。這種長輩平時退縮在生活一角，很難描寫與察覺，但侯孝賢卻很成功地表現出來。他自己跟侯導不同之處在於，侯導是生活在那個時代，但徐浩峰卻需透過訪談來了解這些人。除此之外，他還想起在北京電影學院上課時，極俱威嚴的鄭洞天老師曾播放《巴黎的最後一班地鐵》（Le dernier métro，法蘭索瓦楚浮執導）給他們，說是商業與藝術的最佳結合。快畢業時，鄭老師再度叮囑大家：以後要拍電影，就要拍成這樣。說到這，導演突然放聲大笑，「這要求也太高了！我們說，這樣以後都沒辦法拍了！」回想起來，其實那時同學各個都自視甚高，怎麼勸也沒用，老師因此才在畢業前開了個玩笑，要挫挫大家銳氣。
而一路以來不斷整理歷史、累積武術知識，自幼耳濡目染下，武術與思想，對他來說更飽含了濃厚的人情關係。談到現代社會，導演感慨，知識都已經被學院商品、外包化，許多成為一種速食，但人仍須回歸本，好好地吃一頓正餐。他基於對武術與文化的執著，一直以來都想把相關思想放入電影，但同時又要避免成為教學影片，其中分寸極難拿捏。他認為，武術就像樹，橫切開來觀察、解析很容易，像常見的電影，通常都展示形象。但他的目標，是展示出形象背後埋藏的思考邏輯與價值，他想不動刀，並展現樹的高度。說著說著，我不禁試探性地問，會怕這些展示已經過時了嗎？導演平靜地回答，過時與否，並不是他關注的重點，重點是留下思考內容，因為「人找方法，首先就得避免思維的單一。」不急不徐的口氣，使他顯得無比巨大起來。至今四十四歲的他貌似沒跟上時代腳步，但卻活成自己，一座堅固的水壩。一筆筆歷史，便是他為時代挽下的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