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出口，也是養分——馬華導演楊毅恆談東南亞創作者的跨國網絡

近年，台灣影壇出現一批異鄉人──來自緬甸的趙德胤、李永超、王子杰，來自馬來西亞的廖克發、柯汶利，來自新加坡的曾威量，以及來自越南的阮金紅。他們在客土上展現純粹、毫不保留的創作精神，令人無法忽視，也由衷敬佩。在這股創作衝勁之下，也不禁讓人想一探是什麼樣的土壤造就了這些創作者？同時，近幾年在國際影展上，也陸續出現許多來自東南亞的新面孔，這些年紀約莫25至35歲之間的青年來自不同的國家，卻不時可以看到他們三五成群出現在不同場合、彼此熟絡，口中以「東南亞電影」為傲。這樣強大的向心力令人稱羨，也讓人好奇這樣的網絡、連結，如何幫助這些年輕的創作者。

為此，本文特別越洋訪問今年33歲的馬來西亞華人導演楊毅恆。我們的相識開始自2015年「台灣國際酷兒影展」，彼時，楊毅恆擔任馬華獨立導演胡明進的製片，帶著胡的新作《偷．情》（The Second Lives of Thieves）來台放映。之後的一、兩年，我們又陸續在釜山影展見了幾次面，爾後也在台灣收到他在其它亞洲國際影展、市場展上的動態。另一方面，楊毅恆不僅是活躍於各個亞洲影展的電影製片，也是一位獨立電影導演。他和杉野西妃（Kiki Sugino）合作的短片《嘆息》曾在2013年受邀到台北電影節放映，首部長片《榴槤忘返》在2014年入圍東京影展的競賽單元，是大馬第一部入圍東京影展的作品。楊毅恆去年更受東京影展之邀，和日本導演行定勳（Isao Yukisada）、菲律賓導演曼多薩（Brillante Mendoza）合作拍攝短片集《亞洲三面鏡2016：倒影》（Asian Three-Fold Mirror 2016: Reflections）。

因而，當我們在思考如何瞭解東南亞獨立電影網絡的現狀時，楊毅恆的經歷與觀察便成為一個很好的切入點。相較起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沒有豐富的電影產業資源可支撐獨立電影創作。而楊毅恆身處的馬華創作社群也因為華人身分，不斷受到差別待遇，被迫自立自強向外發展支持網絡。我們希望透過楊毅恆身為馬華獨立電影工作者的視角，進而瞭解東南亞跨國創作網絡對於獨立創作者的重要性。

浪潮過後土壤仍貧，自立自強的大馬獨立電影

楊毅恆先是接觸了大馬獨立電影圈，再由此認識更多東南亞的電影創作者。在澳洲取得大學學歷之後，楊毅恆轉往日本攻讀電影製作。彼時，正值馬來西亞新浪潮湧現之時，在日本大量參與電影活動的他，因而認識了陳翠梅、李添興等獨立先鋒。回國投入電影工作後，他開始有機會參加各個國際影展，也因而認識了阿比查邦（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利查泰米堤古（Lee Chatametikool）等人，從這些人開始，再慢慢認識其它東南亞導演。

只是，隨著全球的關注過去，馬來西亞的電影創作環境並未隨之提升，大馬獨立創作環境在浪潮過後仍舊貧乏，影視政策與電檢制度也未因國際關注而改善，馬華電影與華人創作者在國內更是不停遭到差別待遇。「馬來西亞華人長期受到當局多處差別待遇，馬華電影更一度被視為外國片，無法和其它馬來電影一樣享有租稅減免。近兩年，馬來西亞的獨立製片才比較受到政府公開支持，設立輔導金供創作者申請，但相對的，拍攝題材難免受到限制。」楊毅恆說。

資源貧瘠與制度障礙雙雙限制創作者的發展空間，驅使馬來西亞獨立創作者不得不尋求外援，有志創作的馬來西亞華人更是出走的主要族群。除了蔡明亮，新銳導演廖克發同樣也以台灣為家，而去年，《放映週報》曾在釜山採訪的馬華導演廖忠權（Bradley Liew）則是在菲律賓完成了他的首部長片《歌手阿伯告別秀》（Singing in Graveyards）。楊毅恆的創作伙伴胡明進雖然以馬來西亞為創作基地，但他下一部片的攝製工作也將移師泰國。保守的電檢制度不是馬來西亞獨有，鄰近國家的創作者同樣也可能選擇在異鄉完成作品，以迴避創作上的限制。來自新加坡的新銳曾威量同樣選擇台灣做為根據地，而新加坡導演陳敬音（Kristen Tan）今年在日舞影展一舉獲得評審團大獎的首部長片《親愛的大笨象》（Pop Aye），則是一部星、泰合資，在泰國取景、泰語發音的「泰國片」。

除此之外，馬來西亞在影視技術資源也仰賴鄰近國家，因而加深了各國之間的交流，「馬來西亞這兩年大量和泰國團隊合作後製，例如許多影片都是在利查泰米堤古在曼谷設立的後製公司『White Light Post』進行後製。」楊毅恆說。這些技術上的合作，都促進了跨國工作者之間的交流。

但必須強調的是，在種種限制下，並非所有的人都選擇出走，例如楊毅恆就仍選擇留在馬來西亞。除此之外，面對國家族群的分歧，「這幾年也有創作者持續嘗試改變現狀，在馬來西亞團結不同的族群」，台灣導演鄒隆娜在另一個訪問中聊到，「陳翠梅導演今年5月上旬就在馬來西亞創辦了『SeaShort電影節』，她希望將『東南亞』的概念帶進馬來西亞，透過和不同國家的創作者交流，也逐漸打破馬來西亞各族群間的隔閡。」

「東南亞」，交集與歧異

東南亞各國獨立創作者之間擁有如此強烈的連結，他們在地緣、語言、與文化上的相近是一大關鍵。「整體而言，大家會不停地在各個國際影展上遇到，彼此文化相近，有很多共通點。例如，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過去曾是同一個國家，我們與印尼也都經歷過荷蘭殖民與日本侵略，在地域上也相連。」楊毅恆說。

除此之外，他也認為，馬來西亞主流電影專攻少數特定類型，使得擁抱多元類型的獨立電影創作者，必須透過跨國交流獲得創作上的支持與養分，「創作總是耗竭心力，因而認識其它國家的人，知道其它國家發生的事，對創作者而言非常重要。加上馬來西亞的環境不好，尋找外部支援可以互相鼓勵。因此，我們與其它國家創作者之間的關係，在最近四、五年間愈發團結。此外，馬來西亞的電影公司大多專精於特定電影類型，有多元類型製作經驗的公司不多，跨國合作也可以結合更多力量。」

身在台灣的我們，很容易便將東南亞各國視為一個整體，但仔細觀察，其中還是有暗藏歧異。在星、馬、泰、印尼等國，影人們因地緣關係得以互動頻繁。台北電影節策展人郭敏容一次在新加坡參加短片展，訝異於看到馬來西亞多部短片的劇組都全員出席影展，但他們只是告訴她：「不過開個車就到了。」而星、馬與菲律賓因共通的官方語言（英文），也拉近了彼此的距離，另一方面，菲律賓人的熱情性格也是拉近彼此距離的一大助力。「菲律賓的創作者總是派對中的焦點」楊毅恆說，鄒隆娜也指出「在國際影展的派對上，菲律賓人總是『集體滲透』這個派對，只要其中一人認識新朋友，就會介紹給其他成員，他們個別向外拓展人脈，但最後總會將網絡收回來與大家分享。」

相較於這些擅長英語的國家，曾經屬於法屬殖民地的越南、柬埔寨、緬甸等國則似乎自成一格。筆者請教楊毅恆的觀察，他笑說，或許真的是一種後殖民的影響，「我們的確和越南、柬埔寨等國沒有那麼親近，但也是因為地域上距離較遠，語言與文化的隔閡也比較多。」但他也認為，這份距離或許也是因為這些區域「少了一個導師般的人物，將這些國家的創作者引介給其他人，這種導師關係對於東南亞影人之間的連結有很大的幫助。」

台灣、馬華，既遠又近的距離

至於台灣與馬來西亞，尤其馬華電影圈之間的關係，楊毅恆又如何觀察？他認為，台灣與馬華創作者之間，或許有語言與文化上的相通，「但或許因為距離，我們在電影上的合作交流並沒有那麼緊密。兩國之間的交流多半屬於專業上的合作。有些台灣導演會來馬來西亞進行商業片拍攝，馬來西亞商業片除了到泰國後製，有時也會選擇在價格相對較低的台灣進行。而大馬創作者知道的台灣影人，多數仍是電影大師，年輕創作者之間的連結並沒有那麼強烈，年輕創作者對於台灣電影的瞭解，也多半止於台灣新電影。例如我自己近年聽過的台灣電影是《那些年，我們追過的女孩》，但是對於馬來西亞、甚至其它東南亞國家而言，這些電影仍是相當陌生的。」楊毅恆說。

除此之外，他也提出另一個有趣的原因。他認為，台灣的產業環境與馬華創作者不同，或許也讓兩方無法建立強烈且持續的網絡。相較於東南亞各國都有創作者堅持在藝術電影、影展領域努力，「台灣好像有不少導演一開始拍攝影展片，最後都還是以商業片為主力，雙方在國際影展上碰面的機會少了，也是我們後來漸漸失去聯絡的原因。」假設台灣電影產業希望與馬華、東南亞獨立創作者建立一樣的連結，我們該如何著手？楊毅恆認為，台灣不但可以為專業人才和東南亞各國電影工作者安排更多技術交流的機會，甚至可在創作面上繼續發展像《台北工廠》那樣的跨國合作計畫。另一方面，台灣的電影文化與東南亞互動不夠，或許也可更積極地在馬來西亞等國展出台灣電影，邀請影人到當地與創作者交流。

在拉近台灣與東南亞電影創作網絡的距離之前，我們面對的不但是一個生疏的社群，同時，我們的輪廓在他們眼中也一樣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