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無明》擁抱躁鬱之城 兼談港產新銳在金馬獎的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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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4

初見《一念無明》,一方面震懾於它在選材上的黯沉力道,一方面也對創作團隊掌握時代脈動、同時維持電影工藝應有標準之用心,深感佩服。導演黃進、編劇陳楚珩這對才華洋溢的搭檔,在金馬獎盛典前夕接受訪問,除了暢談《一念無明》的創作點滴,當我們聊到應運時代而生成的新一波香港電影浪潮,彼此都為之動容。

角色功課及拍攝現場的表演火花

曾志偉、金燕玲、余文樂,三位主要演員的表演(再加上方皓玟),其實就是整部《一念無明》的戲肉。已經有太多訪談寫過他們的表演細節,也談過曾志偉以其資深的影壇大哥地位,提攜後進,甚至不收取分文酬勞,義助演出,為的就是能讓新生代創作者有展露頭角的機會。

當然,黃進和陳楚珩笑道,因為劇本裡的這個角色,或許能讓他過足戲癮吧,無形中,就產生極大的吸引力,讓他願意出手襄助。黃進導演說,他們在撰寫劇本、構思角色的階段,就已經決定希望能由曾志偉出飾父親一角。以往,曾志偉在大銀幕上的形象,若非喜趣諧角,就是江湖梟雄,編導這次嘗試將這個父親的角色塑造成「曾經不可一世」的人物。曾經,中港之間的貨運暢達,貨車司機高高在上,意氣風發,家庭裡有再大的糾紛和壓力,對一個這樣的男人來說,他只要躲進工作裡,地位、名望、財富,都有了。然而時代變了,世道變了,生意難做了,人間就是這麼淒涼,家沒了,名望和驕傲也沒了,「曾經不可一世」的大英雄,如今是蝸居在劏房的糟老頭。

在準備角色的過程裡,創作團隊希望曾志偉儘可能抓到那種「英雄氣短」、「時不我予」的感覺。從肢體語言的對比——坐上貨車駕駛座時的豪氣干雲,下車買飯回家的猶豫和遲疑,到態度上的茫然,甚至無助。這樣巨大的對比,黃進導演強調,就是他們希望曾志偉大哥能全力配合、深入了解及體會、呈現的角色功課。

《一念無明》劇照

另一方面,對於余文樂,他要面對的角色功課也與以往觀眾所熟悉的銀幕形象有極大出入。要從挺拔俊美、瀟灑有型的余文樂,蛻變成一個凝結了現代都會焦躁、憂鬱、情緒大起大落的——病人。「我們不是故意要讓他們變成另一種演員」黃進和陳楚珩表示,「我們其實希望能仔細、鑽研他們跟平常不一樣的地方。但最後出來的人物,也仍然還是他們,因為他們也已經把真實的自己放到角色當中」。他們二位說道。

礙於資金與時間限制,《一念無明》實際的拍攝期僅有十六天,對演員而言是非常大的挑戰。金燕玲基本上就只拍了一天的戲,但實際工作時數幾乎有將近20小時,將她的表演能量高度濃縮、結晶,釋出於銀幕之上。雖然少了些戲劇因果、人物實體的鋪墊,在層次情緒的展覽上,金燕玲的苦、恨、疼痛,折射了曾志偉和余文樂的執著和無能為力,十分精采。

然而對余文樂和曾志偉來說,他們的戲份重,拍攝期這麼短,就不得不因應拍攝地點和鏡位的規劃等客觀條件,進行「跳拍」。

整部電影在刻劃父子關係這條戲劇線上,張力最大的一場,發生在醫院的天台上。父子兩人涕泗縱橫互相訴苦,兩人當面咆哮、當面吼叫,卻彷彿沒有真正「對話」到似的;那種無力感,來自角色,來自戲劇情境,卻也來自導演與兩位演員撞擊出的表演火花。

「那場戲是跳拍的。我們開工後第二天就先拍了那場戲」黃進導演說。在準備角色的過程中,余文樂不斷深掘躁鬱症患者的內心世界,閱讀生活實例,參考書籍,進而身體力行地從打扮,從各方面都帶入角色;但劇組希望曾志偉準備的功課是那位「曾經不可一世」的過氣英雄,他對躁鬱症的病狀愈陌生,對如何與病人相處的情況愈不適,那些台詞和那個氛圍,就愈能真正撞出讓人錐心的痛。曾志偉飾演父親時,喊出的「我不明白」、「你能不能正常點?」,一聲一聲,撞在已經對躁鬱症頗能感同身受的余文樂心上,那個奪眶而出的眼淚,那憤怒、自責……幾重交織,成就了全片張力最大的戲劇瞬間之一。

《一念無明》劇照

對躁鬱香港的溫柔凝視

編劇陳楚珩覺得,香港人對於「躁鬱」的感受一定很深刻。工作、出遊,平時在大城市裡奔走,生活節奏很快,腳步很快,總是處於一種極度亢奮的狀態。回了家,房子小,所有情緒壓縮在一個窄的空間裡,「回家時都很累,很多問題是沒有空閒解決的。在外面見了人會有一個亢奮的狀態,回到家就悶起來。我們生活的節奏,把我們逼得有點不正常」這樣的大起大落,不就恰恰是躁鬱症的最直接指涉嗎!陳楚珩說,他們花了一段時間訪談社工、醫生及患者,也讓余文樂親自閱讀了病患的康復日記,真正深入去了解這個現代社會的文明病,也試著要去摸索、去理解,該怎麼和這個病、和這樣的病人,共同相處下去。

大都會的生活,大城市的焦慮。香港此時此刻的處境,以及「傘後」的社會變化,反映在奪下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的《十年》,乃至《一念無明》,或多或少,有意無意都回應了這層內在焦慮。更有甚者,許多影評、學人、論者,更著意指向所謂的「中港情結」,想從這層層次次、千絲萬縷的糾纏裡,找到解讀這些作品的新鮮視野。

對陳楚珩和黃進來說,「情結」不「情結」他們在創作時並沒有往那個方向思考。更多的關注,則是聚焦在他們對香港這個城市的感情。陳楚珩舉例,比方像電影後段,片中的小朋友問余文樂,為什麼他們在天台一起種的花都凋謝了,答曰可能這個城市並不適合它生活下去。小朋友則回答——那就讓我們一起努力,把這裡變得更好吧!

左起:《一念無明》導演黃進與編劇陳楚珩

「這個是我們對香港的盼望」。黃進和陳楚珩同聲強調。對於香港,這個城市,這個充滿成長回憶、也是寄託未來的地方,「我們覺得沒有希望,我們會想要放棄,很多朋友其實想移民來台灣。移民。一走了之。但,我們就是沒有辦法放棄!坦白講,我們目前不可能很樂觀地去看到一個很好的未來。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比較絕望的,甚至比較難拯救的未來」。

可是還是要去拯救。不是嗎?

兩人說到這裡,都微微有些激動。尤其,這個理想和這個寄託,就跟同時期好多其他的創作者一樣。我們看到這群年輕一輩的香港電影工作者,匯聚成一股幾乎可以說是「時代」的力量!黃進說,這個力量其實是「時代給我們的。我們逃不了!我們真的不是故意去拍什麼政治題材,而是——無論我們拍什麼題材,一定都會有那個味道」。他一再強調,這就是他們這一輩香港電影工作者最關心的!陳楚珩也接著補充:「不一定所有的電影都要講政治和社會的議題,但是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的狀況必定會反映在創作或作品上面」。

在金馬獎看見下一波港片浪潮湧起

走筆至此,不禁讓人想起在第48屆金馬獎頒獎典禮上,劉德華獲頒影帝時致感謝詞,他感於台灣電影界的同行,團結在一起,撐過台灣電影最低迷的時候,而他也深切盼望香港影人同樣能撐過這個香港電影最低迷的時候。

那是2011年,距今大概五年之前的事。

過去幾年之間,香港影壇出現了大批的年輕創作者。他們有感於香港此時此刻的處境,他們懷抱著的不盡然是希望,很多時候反而是絕望——因而破釜沉舟,義無反顧地繼續前行。他們透過作品高聲呼喊:難道因為低迷,大家就可以不愛香港了嗎?

出於對那個城市的真愛和真心關懷,這群年輕創作者將這個動力,發之為創作。黃進、陳楚珩只是其中一支,「鮮浪潮」或曾國祥等等,也只是其中一支,還有其他很多人,彼此氣味相投,互通有無,更得力於業界大老的信任、提攜,以及嚴格的磨練。縱觀今年金馬獎的幾部入圍作品,《點五步》、《一念無明》等,部部精采,加上集合多組香港影壇的青春新血,在「鮮浪潮」的旗幟之下,合作拍成這部三條主線(並非三段式)揉成完整故事的《樹大招風》,以嚴謹的戲劇結構、人物經緯而受到矚目,一舉入圍最佳劇情片等多項大獎;甚至還有往合拍片式的商業製作靠攏之餘,仍保有編導作者意識與高度創意的《七月與安生》,也同樣廣受重視。

這股新興而生的創作勢力,儼然成形。香港本身累積的創作能量,也已瀕臨迸射光芒的臨界點。一但天時、地利、人和,好風送至藤王閣,應聲而起的絕對會是一場近似於當年「台灣新電影」精采而又瘋狂的電影浪潮。它有沒有可能像1963年《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台灣掀起那麼猛暴的文化旋風,我們不敢妄言預測,但在這個即將跨入全新時代的門檻大限之前,遙想當年《小畢的故事》還有《恐怖份子》在金馬獎先後掄元的往事,不禁怔然。

第53屆金馬獎最終將新導演獎頒給了黃進,劉德華的影帝願望,似乎就要達成。風暴將至,我們興奮,我們期待,我們更好奇,這場風雨雷霆吹打到自己身上時,我們的創作心靈會給予什麼樣的回應。

謝謝金馬獎。半個多世紀以來,金馬獎的預言沒有失準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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