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暗影，現世寓言：專訪《暗色天堂》導演袁劍偉

《暗色天堂》（Heaven in the Dark），這部帶有濃厚宗教寓意的香港電影，在近來文化與政治氣氛變幻莫測的香港影壇中如夜色般降臨。本片改編自莊梅岩舞台劇《法吻》，將原本只有三個角色、大量對白的獨幕劇，改編為由更多角色襯托主角的劇情長片，由金馬獎影后林嘉欣與張學友繼2002年《男人四十》後再度攜手聯合主演。影片中，張學友與林嘉欣從《男人四十》中叛逆的師生戀，轉為牧師與女教友之間的劍拔弩張，牽扯著信仰、複雜人性、法律與道德制裁、末世的審判，因一吻而引起的血色肅殺，引人探究致命真相。

導演袁劍偉出身廣告與MV，因原版舞台劇中複雜的法律、宗教面相而大受震撼，決定改編為電影劇本，並邀請太太林嘉欣擔任女主角。頭一次拍攝電影，他認為影像技術與電影敘事截然不同。導演花了許多時間研究編劇，從書本、藝術、繪畫中習得許多知識，構成「視覺的詩篇」（visual poetry）。《暗色天堂》搶先在金馬奇幻影展開幕首映，導演也在映後接受【放映週報】訪問：

您一直從事廣告與MV拍攝，為什麼想拍電影？

袁劍偉：我年輕的時候很想念電影，但大學時因為家庭因素，我必須趕快念完學位，因此選擇最快速的心理系，三年多就可以念完。我一直希望能做電影，但回香港後一直進不去電影圈，為了生活，只好先進電視台，開始拍起廣告。在香港，廣告、MV對電影界的前輩來說不是credit，你可能會做影像，但不會講故事。我一直有在寫劇本，但可能技巧很不成熟，因為我的知識都是從書本上來。我認為電影最重要的還是講故事，後來我又去英國念了電影編導碩士，重新開始學習。

改編舞台劇《法吻》，拍攝《暗色天堂》的契機是什麼？

袁：2011年十月，因為嘉欣要演舞台劇，我們去看了另一齣莊梅岩的舞台劇《法吻》，看完覺得很震撼，因為碰觸到宗教、法律、人性等層面很廣，直到最後，觀眾還是不知道究竟誰對誰錯。

舞台劇的劇本很有層次，但電影導演可以演繹。舞台劇是一齣獨幕劇，基本上只有三個角色：男女主角、女主角的先生，場景只在紅色的房間裡，劇中兩個人一直在爭論，試圖還原事件過程。舞台劇沒有車上的吻戲，也沒有法庭戲，所以劇作家莊梅岩說她沒辦法改編。看了電影後，她覺得非常有趣，好像補足了一些舞台劇所沒有的東西。

我看舞台劇時覺得很精彩，當時覺得女主角跟嘉欣有個特質很像，很純真，卻又很倔強。我寫劇本時也根據嘉欣來寫，寫完之後，心裡很希望學友哥來演，但不敢想，後來嘉欣跟學友聊到，他也說喜歡，學友哥很有義氣，答應用友情價演出。

您說過很喜歡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改編時怎麼考量？如何設定兩個角色的形象與心理過程？

袁：最重要的是編劇的書，我花了很長時間研究怎麼說故事，你可以用線性、非線性，都有不同特點。其中大結構是最重要的，只要掌握住節奏，觀眾自然會跟著情緒起伏走，比如說到了影片30分鐘時兩人相愛，接著急轉直下，到了法庭戲時掉到最底，這都是整個大結構。

另外我會用配角來描寫主角，例如蘇志威飾演的混混角色，就像是杜牧師的一面鏡子。如果杜牧師沒有接受教育，成為牧師，就會像他一樣。舞台劇中，他是雜誌總編輯，電影中我把他設定為NGO企業的CEO，他的慾望會放得更大。他講道很活潑，所以很受信眾的歡迎，但有時被人一捧，不小心就越了線。角色之所以好看是因為他的缺陷、慾望、弱點，以及缺陷導致的失敗，我希望角色的性格非常立體。

我認為電影不同於舞台劇，還是要給出一個答案。杜牧師認為自己是神的僕人，但有一天這個僕人變得驕傲自大，上帝會遺棄他嗎？上帝是不會遺棄他的，而是藉著另一個女人，來告訴你這是不對的，他這才意識到，神在懲罰他驕傲自大。最後，他跑進水池裡重新領洗，意味著把罪洗掉，重新回到神身邊，對基督徒來說是一個很完整的過程。

您是基督教徒嗎？教徒與非教徒對電影的反應有什麼差別？

袁：這很有趣，在香港，非教徒會看人性的那一面，教徒則會同時比較兩邊，有些教徒認為這部電影有點反基督教，因為嘉欣的角色像是利用宗教來報復；學友飾演的牧師則很不像福音電影中的牧師。

我本身不是教徒，但從小在基督教學校中長大。為了拍這部電影，我們做了很多調查，跟教徒聊天，成為電影中一些配角的原型，比如帶大家玩小天使遊戲的女孩。

片中有很多特寫鏡頭，攝影機貼得很近，為什麼會這樣安排？請談談影像的視覺調度風格。

袁：其實這不是美學的自覺表達，是因為香港空間太擁擠了，比如說王家衛電影中有很多燈管、密閉的空間，也是因為香港這個城市本身就長這樣。

在顏色安排上，影片一開始兩個人的形象都很平實，進入紅色房間後氣氛開始轉變，紅色給人廝殺的感覺。兩人穿白衣、嘉欣戴珍珠耳環和項鍊，好像在比較誰比較白。房間兩邊各掛著一幅林布蘭的畫，一邊是一個女孩，她不希望自己被玷污因此選擇自斨，另一邊是林布蘭和太太很相愛時牽著手的圖畫。電影的畫面就是一個視覺的詩篇（visual poetry），所以我會用孔雀來象徵杜牧師的驕傲、用珍珠象徵純潔，補充角色的性格。

電影一開始，我引用了立體主義畫家George Brague的話：「真相一直存在，只是人發明了謊言。」我認為從不同的面向看人，也會得到不同的答案。我認為看事情不能只看自己想看的那一面，很多事情的出現，我們究竟如何判斷？現在的世界複雜很多，資訊很發達，所以更需要思考的空間。

請談談與兩位演員的合作。

袁：我跟學友哥開了很多次會，討論這個人的個性、背景等細節，都不是在討論要怎麼演。到了現場，他展示出來，表演就很有說服力。嘉欣則是討論了更久，每天晚上帶完小孩就可以討論。

我這次導演的經驗是，給演員一個安全的空間，可以放心去演，沒有對錯問題，而是選擇怎樣表達。演員需要神秘感，如果所有東西都講明就不好玩了，表演會沒有張力。拍攝的時候我問嘉欣：你覺得這個角色真的跟教授有曖昧嗎？她說：「我不告訴你。」我覺得這樣很好，演員應該有自己的秘密。

最難拍的一場戲？

袁：車上親吻那場戲。舞台劇中，兩人各講一套；如果我希望電影觀眾可以自己判斷，前面的部分就必須要採取很中立的角度，但透露出來的訊息常常是杜牧師不對。一直到開拍前，我都還沒寫這場戲；拍這場戲前，我跟演員分別說了幾個重點，沒有任何台詞，就把他們關到車上，直接開始拍了。

第一次拍電影覺得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麼？對香港電影產業有何觀察？接下來有何計畫？

袁：香港本土電影有種復興跡象，過去很多大導演去內地拍片，好像空出了一塊，給新導演機會。香港觀眾不太接受太藝術的東西，新導演也會很注意兩者之間的平衡，也許製作成本不高，但我很期待新導演的創意。

這次拍片，我覺得最困難的地方是場景租金非常高昂，比如片中的別墅，光租金就花了240萬台幣，它以前是防空洞，後來改建成餐廳，現在是一棟會員制的餐廳，也會用來存放酒。

經過這次經驗，我不敢自己改編了，接下來希望跟莊梅岩合作一起寫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