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後演員董子健：「我有一個老靈魂」

董子健1993年生，外型活脫脫是不分年齡族群都會喜歡的「小鮮肉」，用賈樟柯的話來說，就是「真的是下一代的形象，他臉上皮膚之細膩精緻，就好像是培育出來的。」或許是因為這樣，董子健飾演的張到樂在《山河故人》中說自己是「試管嬰兒」。

董子健今年憑《德蘭》入圍金馬獎最佳男主角而來台，在此之前，他在台灣南部拍攝藤井樹的最新作品《六弄咖啡館》。更早，2013年的《青春派》讓董子健初試啼聲就入圍金馬獎最佳新演員。除了演戲，他也做投資，去年與朋友合開電影公司「三樂」，擔任聯合出品的《捉妖記》叫好又叫座，成為史上首部票房超過20億人民幣的華語電影；身兼出品人與男主角的《少年巴比倫》亦入圍最佳新導演（相國強）。不過雖然喜歡演戲和投資，董子健最想當的還是導演。

有著良好背景，母親是演藝圈經紀人王京花，從小董子健的家裡就有很多高質量的影碟，因此看過許多經典作品；高中讀書時期，他說自己「很悶，不愛說話也不愛跟人交流，學習也沒那麼好」，卻喜歡自己一人去路邊攤買光碟，毫不挑食地一整落抱回家，一片一片看，碰到喜歡的就放在一堆，不喜歡的就快轉，疊在另一邊，庫斯杜力卡（Emir Kusturica）、大衛芬奇（David Fincher）、侯麥（Éric Rohmer）、札維多藍（Xavier Dolan）都是影響他最深的心頭愛。

會成為演員，是因為《青春派》，也是一連串偶然的機緣巧合的結果。董子健當時因為車禍，在健身房做康復訓練，事後在餐廳遇到劉杰，劉杰便問他：「有沒有興趣拍電影？」董子健一口答應，演了《青春派》後，演員也成為他喜歡的職業。

作為處女作，《青春派》畢竟有本色成分，也是演生活中熟悉的情境。演完《青春派》後，董子健到美國念書，前後待了一年多，學語言、聽哲學，但還是最鍾情電影，論文甚至寫了中美政治對兩國電影表現的影響。回國一年以來，董子健開了公司，連續推出《少年班》、《山河故人》、《德蘭》、《少年巴比倫》，可謂青春華麗至極。

而無論是《山河故人》中移民到澳大利亞、只會說英語的張到樂，《德蘭》中隨藏族女人深入雲南山區、黝黑瘦小的公家單位信貸員，還是《少年巴比倫》中隨時代潮流起伏卻滿腔青春熱血的1980年代工廠男孩路小路，董子健都展現出截然不同的精彩面貌，也穿梭於不同題材類型之間而顯得駕馭自如。

可別以為身兼多種身分的董子健會滿口表演方法論或生意經，他說起話來有種輕盈的戲謔，像是用孩子般的新奇眼光，卻對周遭變化隨遇而安。畢竟對他來說，沒有什麼比開心地做一件喜歡的事更重要了。以下是與董子健的訪談摘要。

談談你的表演方法與習慣？你在演《德蘭》時先去雲南待了一個月體驗生活，體驗到了什麼？

董：我認為首先要理解那個時代。演員不是演技，演的是一種認識，以及你所認識的歷史。以《德蘭》來說，我是先去感受對這個角色的認識，再把自己變成那個人，去活在那樣的情境裡。老電影、老藝術家總會有拍攝前體驗生活、模仿人物的訓練，現在拍電影少有體驗生活，但因為要說雲南話，又要變瘦、變黑，我必須提前做準備工作，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經驗。拍戲時，我多半不太說話，會自己找一個角落靜下來，這段時間裡我就會覺得我是那個角色。

《德蘭》比較困難的是，要演從來不認識的人、沒有生活過的年代，所以有很多準備工作要做。也因為對表演開始有一些自己的理解，不能再用最原始的本色或下意識的反應。住在那裡一個月期間，我學雲南話、觀察人們的動作習慣、幫他們幹農活、帶孩子，吃一樣的東西，住一樣的房子，每天跟著他們上山，真正把自己生活在那裡。

演《德蘭》也是個特別簡單的過程。劉杰只問我：願不願意演一個雲南農村人，而且是80年代的故事？我說好，就去了。如果我相信一個導演，聊太多故事內容也沒太大意義，我只要做好我的工作。《德蘭》基本上沒有劇本，只有幾頁大綱，劇本就在導演的腦袋。我很享受跟導演、團隊合作拍攝的感覺，因為相信可以一起玩出一個有意思的電影。我希望我做我喜歡的事情，只要愛電影的人在一起。

用什麼特別的方法充實生活經驗和演技？

董：平常我喜歡旅遊和老東西，到外地城市我會去看一些古董和小玩意，拍照時我喜歡拍人的狀態，發現每個地區、城市，人的表情和生活狀態是不同的，也會從中讀到不同的故事。

我喜歡老東西，也是因為其中的故事。我覺得歷史會重演，但重演時會有些差異，作為演員也應該這樣，去了解更多東西。比如《少年巴比倫》講的是上個世紀末工廠的衰落，如果我沒有讀過中國現代史、理解那個年代發生的事，是無法詮釋這個角色的。演員必須認識很多東西，藝術又是包羅萬象，真的是學無止境，還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

我以前喜歡比較酷的東西，但現在很喜歡新老結合的東西。我喜歡聽老歌、看老電影、喜歡老物件，覺得自己有一個老靈魂，但我接受度很高，也會喜歡新鮮、沒接觸過的東西。

不同的導演可能有不同要求，比如賈樟柯和劉杰，與不同人合作對你的表演呈現會有什麼差別嗎？

董：現在大家都是偏自然的演戲方式，我覺得不管跟哪個導演合作，發揮空間都很大，對我來說沒什麼不同，我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不一樣的東西。

我覺得劉杰導演蠻會調整表演的，他雖然很自由，還是會給你一個框框，重要的不是演得多麼精湛，而是情緒對不對，情感能不能打動別人？劉杰對劇本要求非常高，我從他身上學到的是表演方面的東西，他習慣用非專業演員，他調戲的過程很精采，對戲的理解、對演員的把握會針對每個人有不同的方式。

我想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特質和擅長，因為我的目標不是單純做演員，所以我會從各方面跟他們學習，包括做人處事、拍攝手法、寫劇本等方面。比如賈樟柯導演，他跟團隊合作已經有二十年，因此今年他帶所有工作人員參加坎城影展，我覺得非常敬佩，這點非常值得學習。

對做演員這件事有什麼想像或企圖？

董：我對演技沒有什麼企圖，對自己也沒有太多期待，只是做我喜歡的事情。如果要有企圖心，我可能會覺得很無聊，只要做每件事都很開心這就夠了。我希望我是一個簡單的演員，沒有太多雜心。

我喜歡拍戲時跟不同的人交流，從他們身上，我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一個場務、一個道具，每個人身上都有很多故事，從看劇本、讀劇本、對角色開始有認識和塑造，這個過程都很有意思，編劇寫了人物是第一層創作，演員是二度創作，剪接又是第三次的創作，演戲就是對劇本的二度創作。

通常我會在心裡給角色畫一個圖像，塑造他們的性格、情緒反應、過去發生過的事、處理事情的態度，這些全都在我心裡。當我進入現場，也會去感受環境帶給我的情緒變化，但演員首先必須成為這個角色，活在鏡頭前面。我認為自己一直在朝這個方向努力。

您對電影事業的投資抱持怎樣的態度？

董：我的公司投資電影，包括《少年巴比倫》、在台灣拍的《六弄咖啡館》，也投資綜藝節目。我首先是一個創作者，開電影公司的目的不是為了賺到錢或拍大片，而是對作品的品質有要求，不會考慮太多票房、市場的問題，我希望我做的片子都是有質量的好電影，好電影是要讓大家分享的。

在美國的學習和生活對你有什麼刺激？前後有什麼差別？

董：我在美國沒有學有關電影藝術的東西，先學了半年的語言，選修宗教、哲學的課程。學習過程中，我發現自己還是離不開電影，論文寫的是政治與電影，也寫過比利懷特（Billy Wilder）的哲學思考。

現在在中央戲劇學院，學的是表演，會透過動物、人物模擬，還有傳統京戲的聲台形表，我覺得挺有趣的。每個課裡都會學到不同的知識，也會跟不同的人一起演戲，遇到各式各樣的狀況，挺挑戰的。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思考，而且一個人每一秒的思考可能都不一樣，我覺得這是人最精彩的地方。

您若當導演，會想拍哪些題材？目前有計畫或創作嗎？

董：我現在也在寫些東西，腦子裡有很多構思，有關於殺人魔的犯罪電影，也找編劇團隊做關於老年人的題材，但我沒有很著急。演員或許是我的敲門磚，我最終想當的是導演，但是現在演員也是我喜歡的職業。

想對台灣觀眾說什麼？

董：華語電影目前處於成長時期，大家應該互相幫助，一起成長，也希望大家喜歡我的電影。

（封面圖片攝影／賴彥茹，好好電影工作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