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的錄像藝術,實驗紀錄片的邊界——袁廣鳴談《占領第56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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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15

(編按:本文節錄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座談會「實驗影像與紀錄影像的對話」精彩內容,著重討論袁廣鳴錄像藝術作品《占領第561小時》,以及紀錄片、錄像、政治性議題之間的關聯。身為台灣重要當代藝術家,袁廣鳴從1980年代開始創作,是1990年代錄像藝術先鋒,去年「不舒適的明日」個展得到第十三屆的台新藝術獎。)

 

時間|5月 30日(六)19:30-21:00
地點|Masa Loft(台南市東區大學路西段53號3樓)

講者|袁廣鳴(錄像藝術家)、孫松榮(影像研究學者)
主持|陳佳琦

陳佳琦:我們請袁廣鳴老師談談他創作《占領第561小時》的機緣,以及他為什麼採取這樣的觀點,並分享工作的方式。

袁廣鳴:先感謝 TIDF,把我拉進了紀錄片這一掛,作品可進電影院放,其實還滿爽的。年輕時想做錄像,其實就是電影夢,想拍電影,但拍不成就去搞錄像。

這部片其實是因緣巧合,立法院撤場前三天,有學生跟我連絡說:「老師你可不可以來幫我們拍一些藝術性的影像,讓英文版的〈島嶼天光〉的MV使用?」後來我就拍了,拍了便把所有的素材都給了他們,他們就用在英文版的MV片頭與片尾。兩、三個禮拜後,我另一個展覽要開展了,策展人問我:「你要不要就展這件作品?」我完全沒想到這就會變成一件作品,因為我個人的創作上,我是很排斥政治性的議題,所以我覺得它不在我的脈絡裡面,我從來沒想過。但是後來我回去重新看了這些素材,覺得好像有可能,覺得它可能需要個配樂,我就想到國歌。我先把國歌倒轉,聽起來不怎樣,我又把它放慢一點,就覺得好多了,後來我把它放慢一半,就覺得很好,聽起來像聖歌。我就決定想辦法在後半段把那些現場的人去掉,覺得這樣可以成為一件作品,也覺得這跟我當時在討論有關居住、家庭、「更舒適的明日」這樣的議題,所以我就做了。那時立法院裡有不少我任教學校的學生,坦白講我擔心學生比擔心議題來得多。學生是為了更好的明日,所以去佔領立法院,占領之後他們在那邊住了快一個月,裡面變成他們臨時的棲居,外面一圈一圈的警力,很荒謬地包圍住裡面很獨立的棲居。國歌放慢一半,聽起來很像聖樂,議場就會變成教堂的感覺,所以它就會有「犧牲」跟「神聖」這兩種相互交雜出那種場域,這種新的氛圍。

孫松榮:我想回應一下袁老師的創作。因為我最近在做一個展覽,是十月在高美館一個比較大的展覽「台灣錄像藝術:1980 - 1990 年」。因為這個緣故,看了袁老師從1984年拍的一些錄像藝術。所謂錄像藝術就是用錄影機,用當時能夠有的技法去拍一些跟現實、故事有關的作品。對我來說,《占領第 561 小時》可以回應袁老師三十幾年前,1984、1985 年時的一系列作品《離位》。他很喜歡用攝影機往前往後來回,其實就回應到我們剛才講的,《迷霧聖城》這作品不是要呈現人肉眼看得到的,因為人最糟糕的狀況是他只能停留在現場,你不能夠看到未來,也不能看到過去,可是攝影機可以代替我們做到這事情。我認為袁老師想要用比較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太陽花運動,因為相較於此,《太陽˙不遠》其實就跟袁老師拍的學運記錄完全不同,《太陽˙不遠》完全是記錄當下發生了什麼事情,可是袁老師的作品是想要把你抽空,去看立法院,或是這空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如果說紀錄片都是用人的觀點去看,那《占領第 561 小時》就好像有個無人的眼睛,不是用「我」的狀態去看,這些東西其實帶我們回到現場「之前」的狀態,立法院到頭來就是個廢墟,但我們所有的政治、生命、生活都跟它有關,當創作者重新進入這個空間時,他會讓我們發現:這空間其實平凡至極,但卻影響我們很多。當我們看這樣的作品時,會說這是某種政治的紀錄片,但那是就議題來講,可是關鍵的是「政治性地拍電影」,所謂「政治性地拍電影」不是指去拍一個政治的題材,而是你要重新去解構一般紀錄片所用的素材,比如口述歷史、抗爭的狀態。當一個藝術家翻轉我們所看到的這些紀錄片技法時,我覺得他讓我們回到這個空間還沒有成為立法空間的時候,它其實是很平凡的,還原這城市最赤裸的狀態。這赤裸並不是原初,而是它能讓人思考這空間到底是什麼?它到底與我們生命有什麼關係?

「政治性地拍電影」這個概念似乎能夠解除掉大家對紀錄片的束縛──比如田野調查一直強調的,或是人的狀態的呈現。但當我們看到陳界仁、袁廣鳴去拍一些社會性事件的呈現時,重點不在於人在當下的情緒或抗爭──當代藝術家讓另一種真實的狀態呈現出來,所以我們今天才需要去談所謂的實驗紀錄片,實驗紀錄片最為人們詬病、最被誤解的地方,就是只用技法去進行實驗,但對我來講其實不是,我們原來熟悉的材料能夠翻轉為不同的角度去看,比如《占領第 561 小時》是一種完全無人稱的視角,這讓我想到袁老師的另一個作品《能量的風景》。這部片有趣的是它也透過攝影機的往前往後,用空拍機來拍。

兩年前,全台灣最賣座的電影叫做《看見台灣》,它也是用空拍機去拍台灣的景象,我們說它很抒情,或者說它很悲傷,因為它呈現了台灣現在的狀態。有同學問我,齊柏林跟袁廣鳴都用空拍的方式,那麼他們兩人的手法是不是一樣?我覺得這問題很好,它基本上是一樣的,他們都用了俯角的方式來看台灣,但是為什麼我們不會說齊柏林的作品是實驗的紀錄片?我先把議題打開,也許等一下袁老師可以回應一下。

袁廣鳴:首先,我是在影像範疇跟大家聊聊,不是站在紀錄片,因為我畢竟不是紀錄片這領域。我忽然想到,我第一件裝置拍了一雙腿在電視裡面,電視裡就是腿在水裡,因為孫松榮的關係,逼得我回去看過去的作品,發現裡面隱含了許多政治的、歷史的畫面,但是在那之後我就沒有再做這樣的作品了。之後就都是關於我個人的生命經驗的描述,或是日常、對世界看法的描述。我從小來自於有著無可救藥儒家思想的家庭,我父親就是主張「你自己搞不定,就沒有資格批評環境」,我完全被這東西卡住。所以後來的作品,我只敘述我「體得」的事物──身體所得,我不會去做一個計畫說我要研究它,然後做成作品,沒有。我為什麼排斥議題或政治性?因為我覺得那太清晰了,我覺得應該要表達那種說不出來、寫不出來,但是我內心感覺很強烈的什麼,那才是所謂的藝術,才是其他知識性不可取代的,不得不的、最重要的藝術的本質。

換句話說,看《占領第 561 小時》根本不會對學運有任何知識性的長進,或更深入的了解,坦白講我也不適合做這樣的事,網路上隨便找都有相關的論文研究。那到底為什麼要以藝術之名做影像?它有沒有那個「不得不」、以藝術之名來做這樣的作品?所以,當學生來請我拍「藝術性」的影像時,我便開始思考:現場幾百台攝影機在拍議場,難道那些不是藝術性的影像嗎?那如果我要碰這麼政治性、這麼議題的東西,我有沒有理由是「不得不」以藝術性的影像去呈現?藝術有些可貴的地方在於,我們會把這東西變成晶體,它有多面向,這晶體是透明的,它不承載任何知識,它只是要說:「你看,你看,你看這個東西。」它只是反射與映射你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想像、啟動;它只是個界面,藉由這個界面去啟動大家對於這個議題、這件事情的想像。我認為這不是Google、知識、論文可以取代的。這樣可能就是一個「不得不」用影像來表達。

 

圖:袁廣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