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能發展是天殺的謊！ 《核能之國》導演舷橋淳談記錄福島災民歷程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主辦的第二屆「核影展」於7月24日至8月2日在光點華山、台北當代藝術中心、樂聲戲院舉行，共有13部關於核災、核武、核廢、鈾礦開採、原住民土地權利等議題紀錄片。開幕影片選映了《核能之國I & II》（Nuclear Nation 1 & 2，日文片名直譯意為「遠離雙葉」），記錄福島核災後一直過著避難生活的雙葉町居民。導演舷橋淳（Atsushi FUNAHASHI）也來到台灣與觀眾討論福島災後的所見所聞，並抽空接受了《放映週報》專訪。 

時間回到發生311大地震與核災的2011年，當時舷橋淳原本預計拍攝劇情片，卻因災難發生而被迫無奈中斷。在拍攝紀錄片之前，就讀東京大學電影研究系、紐約視覺藝術學院的舷橋淳，其實已有好幾部劇情片作品，包括講述美國後911歧視伊斯蘭教與中東人民、由三個跨種族主角組成的公路電影《Big River》（2005），描繪東京老舊社區谷中的《谷中暮色》（Deep in the Valley, 2009）。911事件發生時，舷橋淳也身在紐約，除了緊張壓抑的氣氛之外，911事件卻也啟發了他想拍攝紀錄片的念頭。他舉例，《谷中暮色》拍的是被燒燬的「五重塔」，這座塔對當地社群來說，具有重要象徵意義，所以，這也延續至他在拍攝雙葉町災民的關注，「雙葉町因核災而消失，與其說我關注人的故事，不如說是我對地方社群的關注。」

不同於拍攝劇情片有著製片公司與完備劇組，拍攝紀錄片時，舷橋淳通常是單槍匹馬，扛著一台小型SONY HD攝影機進入災區。他居住於東京，規律地往返於雙葉町災民位於琦玉縣的臨時避難所與東京都內，展開至今長達四年（且尚未結束）的拍攝。透過當地志工的介紹，這樣開始認識了雙葉町災民們。原先，居住於原爆點（ground zero）雙葉町的居民有7000多人，移到200餘公里外的琦玉縣臨時避難所的約有1400多人。臨時避難所關閉後，移到組合屋的只剩下1000餘人，多數為沒有工作能力、無法重新開始生活的老者、貧困者。「雙葉町社群整個被打散，因為核災的關係，雙葉町被區分成兩大塊，一半的人覺得可以回去，一半覺得無法。但之所以會如此，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核災相關資訊不透明、不公開。這是國家機器的罪惡之處，發生這麼大的災難，最先考慮的竟不是人命，而是怎麼把災害降到最低。」 

這是舷橋淳選擇拍攝雙葉町的原因。核災發生後，政府只下令20公里圈內的居民避難，雙葉町町長卻帶著全村居民，如同諾亞方舟一般，逃得最遠，從此過著漂泊避難的生活。「日本本土的訊息與國外報導差異太大了，核災發生隔天（3/12），美國CNN、法國媒體均提及爐心熔毀，日本官方卻直到五月中才承認。3月18日時，美國媒體就已宣布福島核災與車諾比一樣，同列為最嚴重的第七級核災，日本政府卻遲至4月12日才承認。」

「每天看著電視新聞報導，我有很強烈的挫折感。因為官方說對人體沒有直接影響，用錯誤資訊混淆大眾，只是把避難範圍從3公里擴大到10公里，接著是現在的20公里；美國政府則要求在日美國人逃到80公里以外。到底哪一個才是正確的？該不會政府在騙我們吧？因為種種混亂、不信任，我認為雙葉町町政府的作法才是正確的，因此決定拍這些居民。」災後至今，除了與仍妄想重啟核電的自民黨周旋、不確定的生活漩渦中掙扎，災民們並沒有得到合理的賠償。「根據某大學研究，比如水庫興建，賠償金會含括土地、房屋；若依照這個標準，核災災民大概只拿到了40％或更低。政府的理由是『有一天還有可能回去』，但什麼時候可以回去？根本沒有答案。他們的生命處於懸置狀態，現在還是持續過著這樣的生活。」

除了模糊的避難範圍界定，日本政府也將人年均輻射被曝量提升到20毫西弗（相較於聯合國的1毫西弗、車諾比後前蘇聯制定的5毫西弗），等於讓本來應該避難的人繼續住在原地，也讓小孩在承受高度輻射汙染風險，家庭與成年人也未必具有自主避難的條件（官方統計自主避難的人數約有36,000人）。

「透過拍攝雙葉町，讓我徹底了解核電的發展，窺見國家與核電合謀的全貌，日文片名「遠離雙葉」具有雙重意義：一是原本住在雙葉町的人遠離故鄉；另一層意義，住在東京都的人，卻在這麼遙遠的地方使用著福島核電廠所提供的電力。只要我們還住在東京，使用著電力，就不能不正視這些問題。核電就是一個『犧牲的系統』，讓遠離都市的鄉下居民每天承受著歷史、社群消失、被曝的風險。希望讓住在都市的人了解到，光是用電就已經是個加害者。」舷橋淳開始說起他的公平理論，「雙葉町、大雄町現在成為除汙作業後汙土的放置場所，但為何要讓這些人承受？我覺得，應該讓所有使用東京電力發電系統的人共同承受，想像一下，每個東京都內的家庭都有一箱汙土，你願意嗎？」

日文原名的雙重意義，從英文片名「Nuclear Nation」來看，則連結了整個國家的悲情宿命。「儘管被欺騙的人自己也有錯，但日本會開始發展核能，是因為被美國巧妙欺騙。以國家意義來看，身為日本人，一直以來面對核能，像是個宿命的連結。從歷史上來說，日本擁核的原因有四次轉變：二戰日本戰敗後，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發表了和平用核（Atom for Peace）的說法，宣稱日本正因為經歷了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的可怕和痛苦，因此是世界上最有資格談論和平用核的國家，能夠真正詮釋並發展核能。而在1960年代，一個疑為核彈的漁船爆炸事件，引起了日本國內的反對運動。這時，美國竟然指導日本政府該當如何處理這起事件。根據現在已解密的資料，當時CIA（中央情報局）要日本全國性地宣導何能有多麼好、多麼便利，在長崎、廣島、大阪等地辦了核能博覽會，讓大家排隊體驗，覺得核能其實很棒。日本政府聽了美國的話，構思了精密宣傳方式，包括原子小金剛、哆啦A夢都是以原子力（核能）驅動。那樣的形象是來自未來的、很酷炫的高科技。我雖然非常喜歡手塚治蟲，但現在必須承認，我們被欺騙了。」

儘管對核電有著強烈反對立場，舷橋淳說，在拍攝現場，他認為自己是一個紀錄片工作者，而非宣傳理念的運動者，「電影也不是宣傳，我想讓大家看到雙葉町居民現在的生活。我認為如果要闡述理念，寫文章就好了，紀錄片應該要呈現現實的多種面貌。」

《核能之國》第一集集中在核災發生後的半年內，提供了大量真實的生活場景資訊；第二集則更深入地描述了人民與地方政治、社群之間的衝突。舷橋淳說，「比較困難的是，面對福島縣、琦玉縣兩邊的張力，紀錄片一旦播放，可以想像的是兩邊的對立可能會被更激化，所以，我一直在苦惱要怎麼呈現。」片中，有個雙葉町的老先生，怒罵琦玉縣拿的補償較多，但下一幕，我開始鋪陳福島人想關閉避難所，琦玉人卻不想關閉，因為可以拿到補償金。「從個人到縣的對立，就可以呈現比較大的圖像，而不只是老先生個人自私的行為，觀眾比較能看到全貌。在拍攝第一集時，我把這類的衝突全都剪掉了；但到了第二集時，這些爭吵更加頻繁劇烈，我開始覺得，是不是保留這些畫面才是紀錄片對拍攝對象負責任的方式呢？」幾經思考掙扎，舷橋淳認為，這樣的爭吵、分化也是核災的結果，可以呈現出核災的本質。有人主張避難、有人想要賠償、社群被打散、棄置，極為殘酷，卻是真實。

提起仍在拍攝中的《核能之國》第三集，舷橋淳坦言還沒有什麼頭緒，但是「著眼點是很多人已經放棄回到雙葉町，這好像是人類的無奈。一旦時間過了，對家鄉的情感也會漸漸淡化。」與此同時，舷橋淳的另一部紀錄片《We Shall Overcome》正在日本上映，關於沖繩戰役、美軍基地的紀錄片，在日本造成戲院大爆滿。「因為安倍想要重啟軍隊，這是日本全國上下現在最重視的問題。」

「核影展」的放映場次亦因民眾的重視而場場爆滿，影展未收取分文，卻仍有財務缺口。詳請請上flyingV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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