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騎馬大叔還PSY的菲律賓猛男詩人導演——卡文Khavn

別嚴肅思考，別認真問問題，別想套用藝術理論大詞，因為卡文（Khavn）的電影允許任何自由聯想與詮釋。對於你的各種觀後感，他可能會跟你開玩笑說些你接不住的笑話，或只是回答：「Why Not?」

儘管卡文的影像／音樂中充滿各種超現實（surreal）或太過真實（so-real）的誇大象徵，代表著菲律賓歷史社會中的各種問題，包括後殖民遺緒、種族隔離仇視、人與人相互剝削、貪腐獨裁家族政權……，以各種夢境般的畫面或性愛場景出現，但是，卡文的電影卻讓你可以不用多想，而只是哈哈大笑。就像嘔吐一樣，把那些沈積內心已久的殘餘物全部噴發到大銀幕上！

你創作詩、影像、音樂，而且產量非常驚人，目前已經拍過將近160部長短片（正確來說是159部，但你拍得太快啦！今年已經拍了兩部且還有正在拍攝後製中的另外兩部），能不能說說你的成長背景，為何可以這麼有才華？

卡文：我在馬尼拉奎松市出生。我爸死了，可是我父母都算很有藝術天分，爸爸會演奏樂器，幫我建立了一些音樂基礎，我媽也喜歡美麗的事物。但他們都出身貧窮的家庭，你知道的，屎就是屎，不管你喜不喜歡。

我小時候喜歡畫畫，12歲左右愛上了音樂，於是想當鋼琴演奏家，16歲左右又傾心文學，到死為止都想要當個詩人。20歲時，我已經同時在創作音樂和文學，我看到電視節目，是個黑白畫面的喜劇，諷刺著菲律賓的政治和腐敗政客。當時的觀看彷彿讓我從自己的世界裡延伸出去，我想：我死前一定要拍一部短片。接著就真的拍了電影。

我拍的第一部短片是關於我自己的死亡，用我父母的sony家用攝影機，片名叫「the wake」，我想像我死時會發生什麼事。

你閱讀哪些文學作品？是直接用英文接觸嗎？

卡文：我大學時很喜歡研究後超現實主義的藝術和後現代詩學，喜歡的詩人有塞爾維亞詩人Vasko Popa、奧地利詩人Ingeborg Bachmann，我感覺，詩是超越文化差異的。這不是課堂上的閱讀，是我在圖書館找到「當代歐洲詩選」這類的書時認識的。我是直接閱讀英文沒錯，菲律賓的教育以英語為基礎，非常不幸地。

我喜歡超現實主義，所以自然會在詩或電影中呈現夢靨般的影像。另外，馬尼拉本身也是個很超現實的地方，我拍的馬尼拉比較是我腦中的馬尼拉，有人認為我的電影很像紀錄片，但其實不是。我的電影基本上是根據各種現有的條件，是我腦子裡的東西，與演員、美術、攝影討論出來的綜合體。

談談你如何接觸利諾布洛卡（Lino Brocka, 1939-1991），以及為何想拍《毒牙下的馬尼拉》（Manila in the Fangs of Darkness, 2008）向他致敬？

卡文：菲律賓的電影黃金年代大約在1970年代，除了利諾布洛卡之前，還有Ishmael Bernal（1938-1996）。1990年代以後則是個沙漠，直到數位浪潮出現，當時對於要用膠卷或數位拍攝也出現過很多辯論；2005年開始，才出現一批新導演，年產量有逐年增加，目前大約每年100多部吧。

利諾布洛卡是個很大眾的導演，他活著時很受歡迎，但在菲律賓，人死後便會被人逐漸淡忘。我還是學生時就看他的電影，特別喜歡《黑暗魔爪》（Manila in the Claws of Light, 1975），它改編自菲律賓最好的小說之一《In The Claws of Light》，我不確定是先看小說還是電影。因為布洛卡的同性戀身分，他為電影添加了小說中原本沒有的男妓情節。但男妓真實存在於當時的菲律賓社會。

我喜歡在文字上玩遊戲，於是取了這個片名。除了《毒牙下的馬尼拉》，我的另一部片《Mondomanila》也是在向利諾布洛卡致敬。他是個社會寫實主義的導演，我不想重複這樣的美學選擇，我雖然跟他有相同的關注，但希望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達。雖然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手法，但你可以看到，當時的種種問題直到現在還是一樣，沒有改變，政治也並未改朝換代，仍由同樣的家族掌權，貪腐、剝削的問題依舊。

總之，會拍《毒牙下的馬尼拉》，是因為男主角Bembol Roco還活著，他是利諾布洛卡的御用演員，就像勞勃狄尼洛之於馬丁史科西斯一樣。我有個朋友正好是Roco的親戚，他告訴我：「我叔叔最近要過來玩，要不要找他一起拍部電影？」我想，何不呢？我找了朋友一起編寫劇本，在一週內拍完。

Roco的事業高峰已過，也不再年輕俊帥，當時他已經沒有作品很久了，是處於比較困頓的狀態。2008年拍攝之後，據說他又開始演戲，也得到了他應得的關注。我很難說我怎樣受到他影響，創作會受各種你喜歡不喜歡的事物影響，就像吃喝拉撒睡（shit in, shit out）一樣，所以不只是我，我認為利諾布洛卡影響了菲律賓之後的所有導演，不管他們喜不喜歡或有沒有發現。

幾乎你的每部片中都會出現性場景，卻讓人感覺充滿剝削，也似乎在隱喻菲律賓的國家歷史，你會同意這樣的詮釋嗎？

卡文：很好啊！導演已死（The filmmaker is dead.）。

我不太思考性這件事，或許找個心理醫生來分析會比較適當。我喜歡即興，比如《吃土一族》（The Family That Eats Soil）裡面的虛擬性愛場景，常常是不自覺的，我只是像嘔吐一樣把它呈現出來而已。這部片是來自我寫的一個短篇小說，我只能說性是人性的一部分，特別可以體現剝削、暴力，它非常個人，同時也非常政治。

你過去開過咖啡店、主辦過電影節，現在還有在進行類似的社群組織嗎？菲律賓的電影產業現狀似乎充滿活力。

卡文：Ora Café是1990年代晚期開的，現在已經沒有了。.MOV則是2002年開始的，直到2005年開始出現了一批新導演，這個電影節確實啟發了一些導演拍片。不過，很多年輕導演還是必須仰賴體制，包括電視台、資金，我想這是因為恐懼，沒有自信可以在條件限制下完成電影。

菲律賓雖然有一些電影補助津貼，這個體系看似完備，但也非常腐敗，應該投注在電影發展上的錢被政客拿來做一些沒用的活動，而非拿來投注新導演。比如有個電影節叫「World Premiere」，但裡面的電影並非世界首映。對這些事雖然很憤怒，但我不想花太多時間在這上面，否則會變成政治犯的。我希望可以把精力花在創作上面。

我可以在完全零預算的情況下創作。目前為止預算最高的應該是《殺手情歌》（Ruined Heart-Another Love Story Between a Criminal & a Whore, 2014），但我也不太清楚到底花了多少錢，《毒牙下的馬尼拉》大約花了20,000比索（合計約13,600台幣），甚至更少，布洛卡的電影片段沒有權利金，是免費使用。

提到《殺手情歌》，你如何跟淺野忠信的合作？

卡文：我跟淺野忠信的合作很順利，他私底下非常隨性。《殺手情歌》先由一首情詩再發展成短片，長片劇本是大約45個畫面描述，我只叫他走路、跳舞、喝酒、做愛、奔跑而已，我認為他演得很好。

淺野忠信看過《Mondomanila》後很喜歡，想在菲律賓拍電影，我的德國製作人認識他，於是介紹我們認識。 我與Nathalia Acevedo則是在波蘭影展上認識，攝影師杜可風態度也很開放，歡迎各種創作。

其實《殺手情歌》沒有太多選角過程，有人說這部片的種族很跨越，但菲律賓人到處移民，一直跟其他不同種族的人生小孩。要怎麼閱讀都很有彈性。我是視現有的人力、資源而擬定計畫，《殺手情歌》花了四天拍攝；《吃土一族》花了三天半左右；《變形之夢》拍了三天。至於演職員，有些演員是完全不認識、第一次合作，而每次都是不同嘗試，工作人員有部分是重複的，比如我現在仍一直與攝影師Albert Benzon合作。

你如何分配時間在寫詩、電影、音樂等不同創作上？

卡文：不同時間會被不同事情佔據，無法預期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不管你喜不喜歡，你會受到身邊所有的事情影響，包括夢境、所閱讀的東西，每個想法你都可以追蹤他從何而來，畢竟創作並非來自真空。對我來說，拍電影是在分享你所感知到的世界的一部分，再把它還給世界。我當然希望透過電影能創造更好的世界。

這不是一篇關於卡文的訪談之
被刪除的對話片段

記者：Do you like communist party?
卡文：A Party? Where?
記者：No…I mean…Communism.
卡文：hmm….It’s okay.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