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鹿特丹影展觀影筆記
不久前曾有影評人在《視與聽》(Sight & Sound)雜誌上大贊鹿特丹影展的觀眾水平，「再怎麼沈悶的影片，這群死忠的藝術片觀眾，不到片尾，沒有人離席」。親臨現場，就會發現這是個神話，中途離席的少則三、五人，多者接近半數，鹿特丹影展觀眾並沒有特別的光環。不過，留到最後的觀眾，應都能從絕大多數影片裡得到些刺激。
鹿特丹影展的主競賽Hivos Tiger Awards Competition及Bright Future兩個單元，選萃全球新導演的首部或第二部作品，總和90部影片中，將近半數(44)影片在鹿特丹的映演為該片的世界首映或國際首映，除了影片新，鹿特丹影展選片的精彩度也多為人肯定。相較之下，柏林影展雖然緊接在鹿特丹影展結束後三、四天開鑼，多位國際策展人寧可專注在鹿特丹，搜刮完好片，省略柏林直接打道回府。
今年競賽片共有十六部，最終依照慣例，評審選出三隻影片並列金虎獎。今年最特別的一點，是評審之一的艾未未由於被中國政府禁止出境。鹿特丹影展安排艾未未於線上觀賞入圍競賽片，並以Skype與另外四位評審進行評審團會議。
得獎片中奧地利影片《Soldier Jane/Soldate Jeannette》的片名，乍看下像是對高達(Jean-Luc Goddard)的《小兵》(Le Petit Soldat, 1960)眨眼，片尾演職員表的字卡色彩及忽閃忽滅地呈現方式，與《我所知她的二三事...》(Two or Three Things I Know About Her, 1967)等同時期影片相呼應。主題上，影片對資本主義的過度消費、信用破產、中產階級透過購買堆砌品味，並因此所生出的傲慢等當代病徵，以荒謬的手法赤裸攻擊。題旨切合後金融危機時代西方社會對掌控資本階級的質疑，形式上，演員以抽離情感的方式演出，反以空洞的社交、消費者權益等辭令與外界溝通。影片後半段則完全翻轉資本主義邏輯，將Fanni置於農牧業集體生產的公社環境，然而導演也無意將此類烏托邦的設定作為解答，影片最終暗示人終究要繼續反擊上路。
相較於敘事、演出、型式上都較為實驗性、大鳴大放的《Soldier Jane》，另一部金虎獎作品，斯洛伐克/捷克的《My Dog Killer》表面上安靜、低調，內裡?藏的故事不僅直指社會問題，同時也帶出較深層、個人道德與群體壓力間的衝突，影片最終留給觀眾思索這樣的結局是個人的選擇、抑或社群充滿敵意的氣氛所促成。《My Dog Killer》以一天的時間跟著加入新納粹(neo-Nazi)組織的Marek進城處理親戚、已離異的父母間房產爭執。母親因再嫁吉普賽人而被全村排擠，Marek在與母親和同母異父的弟弟短暫相處期間，感受到排外氣氛。始終一言不發的Marek到底採取什麼樣的立場，對於事件會下什麼決定，不僅觀眾難以猜測，在導演的巧妙安排下，甚至Marek本身都不甚清楚自己為何採取這樣的手段。影片開頭霧色瀰漫的田野風光和接下來發生的沈靜暴力，正是強烈的諷刺，而歐洲對吉普賽人的人權侵害、種族歧視也在本片毫不掩飾的呈現。
▲《My Dog Killer》電影劇照
也在競賽單元的土耳其片《Watchtower》，同樣抱持著秘密及過往傷痛的男女希望遠離塵囂，而分別來到深山的看守塔。看守塔據點不斷向基地回覆「一切安好」，但裡頭卻藏著她的醜聞與他的罪過。故事層層向裡逼近，角色心理設計紮實，十分精彩。鹿特丹影展及柏林影展均有不少在日舞影展作首映的影片，墨西哥片《Halley》即為一例。這是個肉身開始腐爛長蛆，但拖著皮囊仍須繼續在世上躣行的「活死人」故事，一反近年影壇對吸血鬼、殭屍的熱潮，《Halley》不厭其煩的讓主角Alberto示範「活著」是一件多麼辛苦、耗時、屈辱又挫折的事。端看觀者所採取的角度，Alberto活著的荒謬處境，其實也可視為最黑暗的「寫實」喜劇，最後的結局尤其讓人莞爾——難怪《暮光之城》的吸血鬼們不住在墨西哥。泰國片《36》獲得去年釜山影展新潮流大獎，以舊式相機一卷36張的定格相片探討記憶的保存、與其不可靠性。另外一部泰國片《Karaoke Girl》有著趙德胤導演前部片《歸來的人》的況味，順著資本分工，全球及在地人口遷移的脈絡，在社會變遷的背景下，講述個人離鄉背井的故事，本片是關於進城工作的陪唱女孩的生活、夢想，與回鄉之旅。影片融合虛構與現實，導演即是在認識陪唱女孩Sa Sittijun後，才著手寫出故事線，又再請Sa演出影片中的女主角，回鄉的一段也是她真實的家鄉、家庭。影片前半部在劇情線引導下接近真實的呈現引人入勝，但在回鄉後卻開始失焦、比重也失去平衡。
▲《Halley》電影劇照
《歸來的人》為2012鹿特丹影展的競賽片，當時已著手拍攝《窮人。榴蓮。麻藥。偷渡客》的趙德胤在去年前往鹿特丹時，也同時為《窮》申請到該影展最著名的Hubert Bals Fund後置資金，今年《窮》片即再度回到鹿特丹，入選Bright Future單元。有一說《歸》片可能是去年參加過最多國際影展的台灣電影，然而獨立製片如《歸》片和《窮》片在大張旗鼓向市場靠攏的台灣電影環境裡，幾乎是沒有籌資的空間。除了選映這些作者論的影片，為了支持這些影片的產製與命脈，鹿特丹影展長期以來也建立了完整的資金支援、人才培訓的系統：除了補助製作的Hubert Bals Fund，今年邁入第三十年的CineMart也是最早開始國際合製影片的平台，該單位每年精選約35個企劃案，讓製作團隊在鹿特丹影展期間與潛在的製片、國際資金、國際版權賣片方、電視台等討論合作可能，另外Rotterdam Lab則旨在透過工作坊培訓新一代的製片，讓已經有製作數隻短片或至少一部劇情長片經歷的製片能了解他們可運用的國際資源和加強製片的技能。
Bright Future裡另外幾部值得注意的影片如英國導演Conrad Clark的《A Fallible Girl》，同樣是離鄉背井掙錢的故事，上個世紀的「美國夢」在國際區域重心洗牌後換了地點，兩個中國女子在新興石油國杜拜打工等著發財，仍免不了夢碎，影片寫實不煽情；巴西片《Jonathas’ Forest》以背包客與鄉間賣水果男孩的出遊開始，中段影片調性急轉直下，呈現人被叢林包圍的迷失/迷幻感，手法新穎；獲得觀眾票選獎的荷蘭片《Matterhorn》推出小成本影片最標準的兩個怪咖，在觀眾對冷幽默開懷、不設防時，點出多元成家的題旨。片尾雖然仍端出了一位男同志，鮮明的提醒本片的出發點，然而《Matterhorn》更廣大的對於人與人之間因為需要對方的陪伴而決定在一起，不論那個「家庭」多麼不合常理，社群仍應給予包容的訴求。結尾或煽情或動容，影片成功贏得觀眾支持。
▲巴西片《Jonathas’ Forest》電影劇照
筆者參加鹿特丹影展近一個禮拜、觀賞30餘部影片下來，印象最深刻的反而不是一部特定影片，而是一場映後QA。該片集結李歐卡霍(Leo Carax)螢幕分身丹尼拉馮(Denis Lavant)、音樂傳奇Iggy Pop、《藍色野玫瑰》(Betty Blue, 1986)的碧翠絲黛兒(Beatrice Dalle)。這些名字雖然懷舊，但對影迷來說，也稱得上眾星雲集。映前除了導演，拉馮也到現場，平易近人的與觀眾致意。九十分鐘後，字幕跑完燈光亮起，一開始滿座的Pathe戲院偌大iMax廳只留二十餘人和導演及拉馮作QA。其實觀眾都紮實的坐到了影片結束，但都趁跑演職員表時匆匆離去了。回到開頭《視與聽》影評人的「鹿特丹影展觀眾神話」，大多數人可能確實會看完影片，但好或壞，這些死忠的觀眾心中仍有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