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記憶或遺忘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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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05

1937是個什麼年代?對今天的台灣人有什麼意義嗎?



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德國納粹徹底轟炸了西班牙一個無防衛能力的小村莊格爾尼卡,激起了當時在巴黎的畢卡索的憤怒,而創作了一件七公尺的巨幅作品《格爾尼卡》(Guernica, 349×776cm)展出正於巴黎舉行的世界博覽會(L’Exposition Internationale de Paris 1937),公開的在世人眼前抗議納粹的暴行!那一年同時參加博覽會的納粹德國館與紅色蘇維埃館,正劍拔弩張的隔著今日巴黎塞納河畔的邱吉爾大道對峙著。畫筆其實並不能戰勝砲彈,但是這幅巨作,卻引起了世人注目,在心中留下永不磨滅的記憶。直到今天,即使對政治最不感興趣的藝術學生,極少數對此是無知的。



有深度的藝術令人難忘,深刻的文學令人感動,深沉的電影令人思索;但是這些藝術,文學或是電影,往往令人想逃避。人類往往要面臨了災難,才願逼視那無法逃避的命運。如果遺忘就可以撫平傷痛,那麼掀起記憶的文學和藝術又有什麼存在的意義?



一部完全由西方人製作的 [南京大屠殺] 紀錄片,此刻正在台北院線低調地試著喚起一個 《被遺忘的一九三七》 的悲慘記憶。這個年代久遠到足以讓孫子遺忘祖父容貌的悲慘事件,今日正逐漸被西方人的良心證明了,它和猶太人受難的遭遇有著相同的人道意義。它的受難者與倖存見證者在世人的漠視下,仍然輪迴在記憶與遺忘的痛苦裏;這種痛苦,對於親見台籍慰安婦在凋零消逝中絕望的台灣人,並不能說是陌生的。對於中國人,這是個悲慘事件;對於日本人,卻是一個悲劇事件!因為,悲劇的定義就是,終其一生逃避自己無法否認的命運。軍國主義餘孽也許會逐漸凋零,新興右翼勢力或許會不斷繼起,但對於一代代的新日本人,難道要他們世世代代的把否認父祖的罪行與謊言承受為自己的命運嗎?這個悲劇的陷阱,大徹大悟的德國人已經走了出來;日本人呢?只有他們自己可以決定。



二次世界大戰後,戰敗的侵略國日本曾經屈辱的在美國的託管下發展成西方人眼中的經濟動物,而終於成為今日聯合國安理會的一席;在不允許發展國防武力的不信任限制下,已能積極的派遣和平部隊擔任維持世界秩序的重要角色。日本的經濟實力,已證明她是國際社會的第一列強國,而為德國人重新贏得世人尊敬的勇氣,日本已經準備好展現了給世人了嗎?



《被遺忘的一九三七》 是一部由美國人製作的紀錄片,今年七月已在上海首映。它是受到一本著作 《南京大屠殺》(1997,英文版)的啟發,而進一步依據1937年12月大屠殺期間南京城內西方人的第一手文字見證與真實影像紀錄,並採訪受難倖存者與當年的日本軍人的訪問紀錄,來探求這個真相的。張純如在十年前出版的《南京大屠殺》(1997,中文版)曾經引起議論,但畢竟只佔據了不到一個星期的台北媒體版面,真正激起強烈議論的卻是在日本,以政府為首的日本右翼勢力火力全開的反擊該書並一貫地否認事實,以迄於今日。那還是國民黨執政的時代,對於日本政府將 「侵略」 中國全面改成 「進出」 說法的默認,已經自失立場好些年;而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對於唐景崧成立「台灣民主國」本意是為了抵抗日本割據台灣的本質,曲解為今日台灣獨立的緒端,以迄今日主導「南京大屠殺」的史實從歷史教科書中刪除的作為。先不論本地政治立場的爭議,曾受日本統治五十年之今昔台灣人的日本觀又是什麼?



日本已經對台灣觀光客開放永久免簽證,但在入境時得現場拍照及按手印的今天,台灣旅客是何觀感?在台灣慰安婦已逐漸凋零殆盡的今天,日本政府運用國家的司法判決拒不認錯,聲討無望的台灣人又怎麼想?在每一任日本首相對是否參拜靖國神社的中的戰犯都得向美國先表態,而不是對中國人道歉的今日,台灣人的正義標準是什麼?在日本政府由文部省主導日本侵華史實的竄改,尤其右翼軍國遺孽繼續否認南京大屠殺,以東京知事石原慎太郎為首的右翼政治人物仍強硬的帶頭聲稱南京大屠殺為「中國人虛構」的今日,台灣的政治人物上自元首與首都市長,下至政治幫閒學者,對於昔日侵略國的今日首都市長,對其戰爭罪行的否認卻噤聲無言。曾受日本侵略的東南亞國家,經濟發展的遲緩也許讓他們失卻發言權,但已崛起的韓國對待日本否認戰爭罪行的作為,不惜關係破裂的抗議態度之令人害怕,使人聯想起他們在國際競賽和商業競爭的過激手段,而不免讓亞洲諸國對韓人的強硬態度抱持著遲疑卻又敬佩的立場。



台灣人可以對遠在天邊的盧安達百萬民族屠殺的無知,歸咎於文化與資訊的隔絕;但台灣對日本卻並不陌生。



且不說日本的浮世繪曾經啟示了印象派和梵谷的繪畫色彩的活力,不說日本在釀造紅酒,炮製鵝乾,烹飪法國餐點和糕餅各方面都已達到令法國人眼紅的標準;日本的棒球,日本的探戈舞和佛萊明哥舞早已看齊西方的職業水準。日本的傳統和服,戲劇,舞蹈,太鼓,建築,繪畫,陶藝,插花,泡湯文化,甚至製刀之術,無不煥發出令人讚佩的精緻之美。而今天日劇的精緻動人,流行樂的活力,文學的村上春樹,建築界的安藤忠雄,村上隆的商業藝術時髦觀點,哪一項不讓人佩服,而欽羨起日本這個文化之國?甚至日本對於中國書法的研究,都成為書法母國的中國人不能忽視的一個知識體系。



可是文明菁英和屠夫竟然可以同為一人嗎?政治常讓人厭惡,軍事更教人恐懼,歷史又太沉重。讓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個敏感問題,因為大屠殺這個事件的本質,並不是個政治問題,揭露真相也並不在激化中日間的民族對決,這其實是一個人類文明發展的試金石啊!日本人的重生由他們自己去努力,而身為人類,身為亞洲人,即使只是台灣人,又怎能以所謂的台灣藍綠政爭的假議題為藉口,而放棄了關注人類文明的大是大非呢?



文化是很難任意切割的,而種族更是不能被全盤否定的,一個民族可能被另一個民族消滅,但一個民族的優越卻無法用否認罪行來證明。說謊是令受害者憤怒的,但它更是另自己疲倦的,這是永恆的懲罰 – 尤其在網路的知識體系更利於真相的開發,而不利於封鎖事實的今日,面對這個人性與文明試金石的議題,粗暴的否認與處心積慮的竄改歷史,恐怕已無法永遠得逞了。台灣若是懷著去中國化的意識形態而加以漠視,難道不怕讓自己掉入漠視人道價值的難局嗎?但台灣人必須小心處理這個議題:追問事實的真相,譴責暴行,但不輕易的否定日本這個民族與它優美的文化。



屠殺的真相,其實還不必等到六十年後張純如的 《南京大屠殺》,或七十年後的 《被遺忘的1937》 來費力的證明一段已被掩埋的歷史。早在近三十年前台北就已出版的,六大冊近千頁的《血淚抗日五十年攝影全集》(故鄉出版社)書中大量蓋滿日本軍部 「不許可」(發表) 戳印的屠殺鏡頭,早已欲蓋彌彰的從日本參戰攝影新聞官的鏡頭下洩漏,而掩不勝掩了。



由於西歐人對亞洲歷史的無知,中國人的沉默,台灣人的冷淡,與美國人利用冷戰形勢的縱容,鼓勵了日本在這個三角關係中竄改歷史的膽量。連台灣地位未定論,都要藉著波咨坦宣言的日本戰後形勢來使力;政治上,大陸,台灣,美國都在玩著互相牽制對方的日本牌,日本因此以為這種政治關係的恐怖平衡可以讓他們肆無忌憚的繼續說謊。



世界上的真理往往不由善辯的學者來證明,而是存在匹夫匹婦的心中。而了解真相其實是可以更簡單的。只要人們有一天不再漠視歷史,開始天真的問一句:「為什麼?」謊言是會開始崩解的!



今日,圖像與影像的紀錄,正以傳統謊言機制所無法限制的速度與力量,舖天蓋地的傳送到網路的每一端,啟動人人心中的疑問 – 精美文化的製造者與大屠殺事件的罪犯竟會是同一個民族?日本是能夠躍昇文明高峰的民族啊!但是他有從新開始的勇氣,像德國一樣嗎?



當香港電視台(RTHK)從2007年夏天開始製作一系列的 《南京說 – 大屠殺七十周年》 紀念專輯,開始報導連日本軍人也挺身而出來作證與懺悔暴行的這段歷史。法國國立第五電視台(FRANCE 5)從2007年四月就已經製作播出了 《南京 – 記憶與遺忘》(Nankin, La memoire et l’oubli, 52分鐘) 來填補歐洲人對於如此重大事件的無知,而台灣的媒體或是學者在哪裡呢?當台灣的紀錄片影展已經能以「在地發聲」廣角地探觸世界「民族誌」的今日,《被遺忘的1937》 這部私人電影公司進口的「外國製紀錄片」,在未來的紀錄片影展中會再度被遺忘嗎?。



良心與勇氣,不僅是一種道德,它竟然是維繫文明的最後精神支柱,在喟嘆中令人慶幸;《辛德勒名單》如此,大屠殺的關鍵證據 《拉貝日記》(Rabe’s Diary) 更是如此。七十年後的今天,在南京,有日本軍人的後代,以搬演話劇的方式為先人的屠殺罪行贖罪。在日本,因不滿日本高中歷史教科書扭曲二戰侵略亞洲的史實,而發起「和平號」 航向亞洲的創辦人吉剛達也,於12月9日抵達台灣,呼籲亞洲民族相互理解, 並宣揚和平理念的此刻,也教人看見日本民族救贖的希望。



七十年前的12月13日,佔領南京的日本軍隊,開始在城中屠殺無武裝的人民。兩三個月之間,屠殺人數從一個,十個,一百個,累積到被日本否認的二十五萬到三十萬人;當時這件被近在上海的西方領事館漠視的南京大屠殺事件,今日已成為從日本教科書中消失的「中國的虛構」事件。1937年,南京發生的這件事,你怎麼看呢,台灣人?





編按:本文作者鄭治桂為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