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電影導演安東尼奧尼（節錄）

非主旋律眼光的聚焦點：瘋子、窮人和妓女

跟現在電影學院很多本科生和研究生一樣，安東尼奧尼進入電影創作行業是從當槍手開始。那是在1940年，他開始給人編劇，一個劇本2000里拉，不能署名。

同樣跟今天的一些電影學院畢業生一樣，安東尼奧尼拍攝的影片一直不那麽光鮮、亮麗，不那麽“主旋律”。他拍攝的題材幾乎都是邊緣人、陰暗面，如果在今天的中國，從影之初的安東尼奧尼大概是一個地下電影導演。他自己籌備而沒有完成拍攝的第一部作品是一部16毫米短片，是關於瘋子的。

西方的左派的存在主義眼神

《奇遇》、《夜》、《蝕》、《紅色沙漠》被稱爲安東尼奧尼的情感四部曲，今天看來，這些影片有明顯的戰後情緒特徵，它們的探索更多地集中在人與之間的情感缺陷和交流的困境。

安東尼奧尼對電影藝術語言做出重要貢獻的另一部影片是1964年拍的《紅色沙漠》。這部影片被評論家稱爲“電影史上第一部彩色電影”。這當然不是就電影技術而言，而是因爲這部影片具有非常強化的色彩處理，它讓色彩溢出情節之外而具有了表達意義的功能。《紅色沙漠》創造的視覺敍事的方法直接地影響了中國那些具有第五代藝術風格的電影，黃建新在1985年拍攝的《黑炮事件》與它有明顯的模仿關係。事隔22年，大師故去，黃建新在《新京報》紀念安東尼奧尼的版面上明確地說：「我最早拍電影的時候，在色彩上刻意賦予的強制性就是因爲安東尼奧尼的作品在色彩上獨樹一幟。他讓我意識到色彩本身就是一種強有力的電影語言。」（黃建新《他們是創造者，我們只是使用者》載《新京報》2007年8月1日C03版）1970年，安東尼奧尼拍攝了《紮布裏斯基角》。就我的感覺，這部影片有著那個時代的典型特徵：吸食左傾激進運動的精神興奮劑，噴雲吐霧。一個左傾學生的在抗議中誤殺了警察，他偷了一架飛機逃跑。之後的行爲大致可以用1968年“五月風暴”時法國學生的一句口號來籠統而又不準確地概括：我越革命，就越要做愛，我越做愛，就越要革命。影片留下來的兩個經典鏡頭正好與這兩個主題（革命、性解放）相對應：女學生達麗亞死盯著房地産開發商安倫的別墅，別墅被炸上天，空中飛揚起電視、裝滿食品的冰箱、衣服和書籍；另一個經典鏡頭是滿山遍野幾百對人同時做愛。我們一幫同學當時在宿舍裏看這部片子很感覺到些震撼，依稀記得一起看的幾個導演系同學王小帥、婁燁、李俊、王瑞等對此片也咋咋讚歎。

在中國當右派的必然與冤屈

雖然同一天故去的兩位導演都是世界級的、重量級的老導演，但是安東尼奧尼的逝去卻必然、必須更多地在中國被討論。那是因爲，他來過中國，拍攝過一部名字叫做《中國》的紀錄片。義大利駐華使館文化參贊郗士這樣寫道：“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這個名字在中國比在義大利更加是個神話。”對今天的許多迷戀DVD的“碟青年”來說，安東尼奧尼這個名字大概的意義就是拍過《放大》、《雲上的日子》和一部傳說中的反華電影的導演。

我們看到，這個西方的左派批判者儘管帶著對中國人的十分關注、溫情的態度來到中國，但他那得自於新現實主義的客觀方法和人道主義精神使安東尼奧尼在中國拍攝的影片成爲一種經久不變的右派言論。

但是，或許由於時間短暫，或者由於他那左翼身份和對當時、今天許多人都寄予深情厚意的“社會主義實踐”具有天然的情感，他對中國普通工人的主體性似乎毫無認識。“一般來說，我們想不到工作中也會找到樂趣，如果說有一個地方可以證實這種樂趣，那就是中國。男女工人們下班後，並不是跑回家，而是留在工廠的院子中，圍成一圈坐下來，開始討論工作問題。這是在中國常見的場面。……他們是工廠的主人，很顯然，他們每個人都意識到這一點。”安東尼奧尼認爲：“這不是經過安排的場面，所有我在中國拍的東西都不是我特意安排的。任何看電影的人都會注意到，這些討論和閱讀報紙的年輕人的臉上不是完成任務的表情，而是真正的、誠懇的、混合著樂趣的興趣。”1972年上，筆者就在工廠裏當工人，童工。我們的確時常在下班以後學習，而且我就是我們班組讀報紙和做記錄的人。但是，我自己和我認識的工人沒有一個是自願的，沒有一個不希望在下班以後立刻回家，我們的學習、討論、讀報、聲討、表白都是被迫的，維持這些反常情景的只是深入骨髓的、已經毫不自知的恐懼，而不是什麽興趣和熱情。

大師故去了，我們永遠也無法知道他是否對所有那些被安排過的場景和所有被擺佈、被訓練過的人物都有所意識；我們也不知道，他對中國人的愛，到底是對那整體意義上的“人民”的愛，還是對那些具體的人，那些被拍攝物件的同情，那些被拍攝的人必須被擺佈、被訓練來配合一位“國際友好人士”的工作。

注：本文中安東尼奧尼等義大利友人的言論引自：《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義大利駐華大使館文化處，2004年。

編按：郝建教授任教於北京電影學院電影研究所；本文全文將刊載於九月底出版的第132期《電影欣賞》季刊。圖片為《中國》劇照部份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