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可夫斯基電影主題之一：孩子

當塔可夫斯基導演「犧牲」這部片子時，已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事實上，他拍這部片子是在拍拍停停、一直進出醫院的過程中勉力為之的，也因此，這部電影綜合融會了他過去所有的母題，作為總整理總交代的電影遺言。

塔可夫斯基的片子雖然曾在俄國曾歷經磨難、被封殺不准上片，但在歐洲卻早已被肯定為大師之作。他的電影語彙具有非常強的原創性，他自己說，是「詩意語言」，容讓觀眾有非常大的個人性的情感投射與詮釋空間。塔可夫斯基鏡頭與鏡頭間的邏輯因果關係並不按西方慣常的嚴謹推導，他的鏡頭像詩，善用各種修辭─象徵、暗喻、轉喻、直喻、中斷、省略；其鏡頭呈現出來的意象，有時候甚至要看過他多部片子綜合其關連性，才能稍窺堂奧。譬如一個受巨大雨點衝擊的蘋果、與故事情節毫無關連，在沙地上的馬匹、一個貝殼在平滑水面上造成的泡沫、突然其來的傾盆大雨......正因著這種取鏡的近似詩的語言，塔可夫斯基的敘事風格非常個人化──不僅是源自他自身童年的、潛意識的個人化；也在關鍵的象徵式的鏡頭上，容讓觀眾做出自身個人化的解釋。

儘管如此，研究塔可夫斯基所有的片子，仍舊可以參照出他關切的、環繞他作導演的這一生的重大母題。我們從他最後一部片子「犧牲」談起，回顧縈繞「犧牲」一片，也縈繞塔可夫斯基其他片子的母題。

孩子

「犧牲」片子一開始，是父親帶著孩子種樹。父親說，即使是棵枯樹，不斷澆水，終究也會在日後開花結果。片中一開始的一大段落，就是父親與孩子的喃喃自語。

孩子，是塔可夫斯基關切的母題。他第一部實習之作「小提琴與壓路機」，孩子是未來的藝術家，酷愛小提琴但不被其他孩子理解，反而是個馬路工人瞭解他內心深處的藝術心靈，而這個未來的藝術家，也需要透過跟這個工人的友誼，瞭解麵包對他們的重要。在這部片子當中，孩子是未來的希望，他需要被理解、也需要成長；未來藝術家的孩子，也必須深入普羅、瞭解民間。這是典型的俄國精神思考，傳承俄國的文學基調，從普希金、契科夫，到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走入普羅，從普羅得到起死回生的生命力與生命意義，正是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一書中的畢瑞的心路歷程。塔可夫斯基說，他非常喜歡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它是伴隨他童年的作品。也難怪，在「安得烈‧魯布涅夫」這部電影中，塔可夫斯基讓已成年的藝術家安得烈，透過普羅，歷練自己的藝術心靈、信仰生命，並從中找到藝術價值。

第二部「伊凡的少年時代」，孩子的成長是苦難逼就的。伊凡是在戰亂中成長的孩子，他的世界在母親被殺的那一天割裂成兩半，一個是永不可能再復返的甜蜜回憶，另一個是戰爭與死亡。伊凡義無反顧的走進戰爭，以復仇的心點燃的熱情之火，把涉身險地的斥候角色當成吃與睡之外唯一關切的生命意義。只有在夢中，他能重返記憶深處母親的溫柔，重新成為孩子；一旦醒來，他就是固執於深入敵軍地域刺探軍情的斥候，他要求自己一如成人般不畏死亡。最怵目驚心的，就是其他同僚把他視為孩子、憐惜他的生命、要求他到後方進軍校時，他表現出來的憤怒：「我家只剩我一個，我沒有親人！我只有一個人！」

這種孩童的臉、成人的復仇意志，將復仇當成生命中理想熱情的烈火，更顯出苦難中成長的孩子內心深處的悲哀。

於是，孩子從未來的盼望，變為需要被保護脫離苦難的悲憫象徵。

這就是為什麼「潛行者」這部片子中，男主角一而再再而三涉入「區域險地」的原因──他的孩子殘疾，他終究盼望著，或許會有人在「區域險地」傳說中的「房間」內所許的願，能帶千千萬萬身陷苦難的孩子走出苦難、迎向光明。

而「犧牲」片中一開始，被父親喚為「小人兒」的幼童，因為喉嚨開刀不能說話。

「啞」與「瘋」，在塔可夫斯基的電影中，是被象徵為苦難的。「安得烈‧魯布涅夫」以啞與娶瘋女，回應他看到的戰爭殘暴人間至苦；「潛行者」中男主角，其妻坦承「他是傻瓜，被街坊鄰居嘲笑」；「鄉愁」中喚起哥查可夫為世界贖罪的意願的多明尼哥，也被大家稱為瘋子。「犧牲」中，亞歷山大願為世界贖罪，以自己的瘋與啞做為代價。

所以「小人兒」的啞，仍舊回應了孩子身受苦難亟需悲憫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