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金馬】明知心有火,偏向火中行──專訪《善男信女》導演楊兩全

2026 第 63 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男主角、女主角、女配角、新導演、原著劇本、造型設計、原創電影歌曲、剪輯等九項入圍,香港導演楊兩全透過「首部劇情電影計劃」拍攝《善男信女》,由楊偉倫、鍾雪瑩主演,描述兩個素昧平生的小市民,因為茶餐廳一次餐點誤送的意外,勾起一連串針鋒相對的火爆鬥法。
心中團火要爆發,需要引信,楊兩全觀察香港社會的鬱結,從小市民互鬥為起點出發,用喜劇回應社會氣氛。社會快速轉動,種種磨擦與微小惡意早已見怪不怪;在忍無可忍之際,人們背後各自有著甚麼樣的承擔,才是楊兩全欲探索的問題。
身為新銳導演,楊兩全與臺灣淵源不淺,學生時期,他曾在臺大戲劇系交換一年,2022 年,又憑藉短片編劇創作佳績,入選金馬電影學院。他笑說,自己兩次在臺灣的經驗都很開心,「如果可以貪心一點,從人生當中選出 10 個很歡樂的時段。其中一個會是我來交換的那一年,金馬電影學院會是另一個。」
大學時期離開香港一整年,自由探索自己喜愛的領域,表演、戲劇,也跟同學老師相處。在金馬電影學院,則有機會結識臺灣電影創作者,純粹地交換對創作的想法,之後,楊兩全尚未問世的作品《劇作家故事集》,也再找到金馬電影學院的同儕合作。
「如果在長輔、短輔之外,臺灣也有像『首部劇情電影計劃』這樣的計畫,或許也能冒出一批臺灣的新銳電影人」,楊兩全表示,「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的資金明確,不能額外找錢,目標是給沒有拍過長片的年輕人,不需要跟前輩競爭,也減少資金回收的壓力。截至金馬頒獎前一週,《善男信女》在香港剛過 500 萬港幣關口(約 2,000 萬新臺幣),「單以香港電影來說,目前賣得較好的標準,應該是要越過 1,000 萬港幣。」
票房反應之外,金馬獎入圍九項大獎,放在新導演身上,光環耀眼。楊兩全自然感謝入圍的鼓舞與各界評價肯定,但也靜下心來反思創作初衷:「會收到一些正面評價,說我用輕鬆幽默的方式講了一件很大的事。但這是有誘惑的,我是不是會因為這樣,放棄我其他的創作方向?」楊兩全強調自省,創作要放在前頭,才能知道自己接下來要做甚麼。
芸芸眾生關係纏繞,都在尋找自己要的是甚麼;正道公義,要怎麼在各有各理的時候找到平衡?無人命定要當《善男信女》,走進角色心裡的火,我們又能多看見甚麼?在以下訪談紀要,楊兩全談他看見的香港,與他理解的電影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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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信女》是您第一次執導劇情長片,最困難的是甚麼?
楊兩全(以下簡稱楊):還是拍攝期吧,我們的拍攝期大概 19 天。我之前的工作比較多是在編劇,現場經驗比較少,如果不熟悉現場,容易影響判斷,譬如你對機位有意見,但你提出來,會不會反而影響大家的整體安排?如果更瞭解跨部門的運作方式,會先知道一個決定的影響有多廣,下指令也會更順利。
此外,我是比較優柔寡斷的人,籌備時間還好,但如果在拍攝期猶豫不決,限制就會很明顯。我們拍攝 19 天,但其中大概有 80% 的天數是 OT(超時)的。優柔寡斷會讓一些輕重把握不太好,譬如他們在茶餐廳打鬥的一場戲,其實我原本有預備四、五個小時來拍,但因為前面文戲拍得較久,到了這場就剩兩個小時給動作指導。
回頭看,我應該把更多時間留給重要的戲。我現在回想,有許多戲,我大概在拍的時候已經知道不會使用、沒有必要,但我不捨得去刪減,拿掉就不安心。但是,這種「安心」是有代價的,如果我更果斷一點,可能就有更多精力,讓整個劇組可以集中在重要的場景。這也是我自己在拍攝過程中的學習。
──那麼,請與我們談談《善男信女》的創作緣起。
楊:劇本第一稿是在 2023 年開始寫的。當時我個人有一種情感:這個世界好像很壞,惡人當道、沒有公平,讓我有無力感。接著,我看到網路上一支監視器影片,在一個菜檔裡頭,一位買菜的大叔,與一位賣菜的大嬸,兩個人發生衝突,從互罵演變成打鬥,很荒謬,又有點搞笑。看到這樣的影片,讓我好奇這個人是甚麼樣的人?他們的家庭、工作、朋友圈子是甚麼樣的?我想他們在生活中都累積了很多壓抑,所以才會在這種小地方爆發衝突。所以,我就想到用這兩個人物,去講我對生活的無力感,便從這裡開始探索我的故事,挖掘他們背後的人生。
──小人物在市井中發生的衝突,讓我想到今年邱禮濤導演《我們不是什麼》,也在茶餐廳裡有躁動描繪。當下香港是否常態處於這樣的氛圍當中?
楊:是,我覺得是的。其實不只你說《我們不是什麼》,我自己觀察今年還有另外兩部電影也都跟這件事有關:一個是《一個部門的誕生》,從很小的荒謬出發,發生在一個電視台裡面,起源於一個非常小的合約衝突,但儘管是這麼小的衝突,卻都不能如我們所願。另外就是《夜王》,我認為它也是在講這個越來越難、越來越糟的世界,在講我們如何在當中生活。
大家或許都是感覺到這個社會的氛圍是有點艱難、無力的,再透過故事去表達。不一樣的電影,有不一樣的出路,邱禮濤那部就是悲劇,必須要同歸於盡。
──《善男信女》的兩位主角:榮吉與若蕾,一位是茶餐廳經理,一位是兼職的舞台劇演員。以您的舞台劇工作經驗,若蕾是否是較貼近您生活背景的角色?
楊:其實,兩個人都是從我熟悉的世界當中出來的。若蕾的舞台劇世界,確實是我工作的世界,她在名店(精品專賣店)工作,也是我一位朋友的經歷,我把我熟悉的東西放進裡面。榮吉的部分,則是參考我媽媽的餐飲經歷。
若蕾不斷遭遇 casting 失敗的經驗,不只是我自己在工作時看過許多辛苦的演員,我在這十年、八年裡面,也有在不同的案子裡反覆失敗。不要說拿 funding(資金)的電影人,走商業的、要跟老闆做 pitch 的,10 個人裡面,有 10 個都有過這種經驗,得不到一個機會,很淒累的感覺。

──榮吉的部分,除了茶餐廳之外,他有身為更生人的處境,與複雜的家庭關係。您從甚麼地方得到參考或構思方向。
楊:要說參考的話,我知道大家會想起《綠洲》(Oasis,2002),但香港其實有一個電視劇比《綠洲》更早的,叫《義不容情》(1989),同樣有這樣的情節。不過,如果要說我最主要的參考,其實是《絕命律師》(Better Call Saul),我很喜歡《絕命律師》,裡面那對兄弟的強弱關係,我很喜歡這種兄弟的感情。
──回到前面所提,《善男信女》發源自兩個市井小民的衝突。在您設計榮吉與若蕾的時候,您安排最主要的差異是甚麼,會是階級、世代,或性別?
楊:性別不同是我明確選擇的。我知道很多人會想到影集《怒嗆人生》(Beef),我有想過,為了不要太像《怒嗆人生》,是不是要讓兩個主角做同一個性別,比方說是兩位男性或兩位女性。但是,如果是兩位女性,對我來說寫作難度更高,兩位男性則會變得不太有趣,所以最後還是選擇一男一女。
年齡的 gap,也是我想設計的,我一開始就決定不要做愛情故事,如果有愛情的話,就會讓我許多其他主題被放棄。觀眾會著重看愛情,所有事情都會變成緣份或浪漫的解釋。所以,兩人之間至少有 10 年以上的年紀差距,也是我一開始就決定要放進去的。希望去看他們人生的本質。
不過,在寫作的過程中,我就沒有太去考慮「同」與「不同」的問題,寫完之後回頭看,我才感覺相同的部分,或許要多過不同的部分。他們兩人都是很孤獨的。兩人都背負著許多「不是自己的」東西,茶餐廳也好,角色也好,或是兩人各自在家庭裡的承擔,更像鏡面一樣反映彼此。
──從電影海報、主視覺,到電影中服飾色彩,我們會一直看到鮮明的服裝形象對比。這是有意為之的設計嗎?
楊:其實是慢慢發展出來的。我們後製在調色的時候,我有想把若蕾調藍一點,榮吉調紅一點,有這個意識。服裝的話,榮吉最早就先有一件鮮紅色的衣服,從這邊向外發展。後面怎麼有這個服飾的顏色分歧,是造型設計老師的設計,若蕾就有許多藍色衣服。所以,後製的時候有這樣想,造型的部分就是發展出來的過程。
──從塔位出來的一段關鍵談話,他們都穿暗色衣服。當然,以那個場合是很合理。
楊:在那個時刻,也是他們比較「休兵」的時間點。
──請談談與演員楊偉倫、鍾雪瑩合作的過程。
楊:我跟他們兩人之前都沒有合作經驗。「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在報名的時候,需要先規劃演員,楊偉倫是我最早在寫提案的時候就確定要找的演員。他跟我很契合,有舞台劇背景,跟他合作很容易。他有一些喜感和生活感,外貌上比較兇,但身形又有反差,形象跟我的想像很合。
鍾雪瑩則跟我最早對若蕾的想像不太相同,我原本想像中的能量要更高一點、節奏更明快,從最早圍讀劇本開始討論,鍾雪瑩有表達出她對這個角色的理解,加入一些疲憊感的反差,我大致上接受了她的設計,不過也有些地方,會再針對原本的形象做一點平衡。

──電影故事從一場餐點誤送的事件做起點,結局則有一個設計做為回應,非常有趣。在不透露結局的前提下,請談談怎麼想到這個安排。
楊:最後的設計,不是我一開始就想到的,我們原本劇本的寫法是沒有意外,該如何就如何。我在跟攝影師談分鏡的時候,腦海裡突然有了一個畫面,就是觀眾在電影最後看到的樣子,我跟副導演、攝影師談,他們都很喜歡這個點子,但因為這個點子,有點像是在玩觀眾。我們還是在現場拍了幾個不同的版本。
一直到第三個 take,我才安排這個設計出現。鍾雪瑩本人是不知道會有這個設計出現的,她在第三個 take 的反應,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反應,比前兩個 take 的表演好上非常多。我們當下就知道這個安排是對的。其實,我自己都沒有想到會是這樣,現在的效果非常自然。如果一開始就設計好,或許不會這麼自然。
──也請與我們聊聊公車這場戲,它有點像是最後再加上去的一段後記,這是否是您在創作上對這個故事概念的總結。
楊:在我的劇本中,一直都有這一場,後來才出現一些討論,是不是要把它拿掉。對我來說,我認為這場戲要存在。兩個主角經歷了這麼多,我想讓觀眾看到他們在同一個世界底下重新出發,還是很認真地生活。雖然世界不好,我們還是可以努力生活,因為我們有同路人;有著瞭解我們痛苦、瞭解我們經歷的人。■
.封面照片:《善男信女》電影劇照;光年映畫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