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生活的複數形式：查爾斯勃內特電影中的日常與共存
編按：2026 年 10 月，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在「新的老電影：國際修復新選」單元策畫導演查爾斯勃內特作品專題，選映《殺羊人》、《哥哥的婚禮》、《與憤怒共眠》、《魚與聖誕紅》等四部作品。本期《放映週報》刊載作者陳沅綦評論一篇，由四部作品的共通特質切入，輔以對勃內特創作脈絡的觀察，在風格各異的作品當中尋找勃內特的作者關注。請見本篇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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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2026）年再度展開的「新的老電影：國際修復新選」單元橫跨五洲、縱貫古今，其中焦點導演將目光投向美國導演查爾斯勃內特（Charles Burnett）。此次選映的四部作品一字排開，乍看之下甚至有些面目各異：從《殺羊人》（Killer of Sheep，1978）粗礪的黑白影像，到《哥哥的婚禮》（My Brother’s Wedding，1983）的街區悲喜劇，再到《與憤怒共眠》（To Sleep with Anger，1990）融合民間傳說的家庭寓言，以及《魚與聖誕紅》（The Annihilation of Fish，1999）由明星演出的暮年愛情喜劇。若單從風格著眼，很難將四者歸入同一套寫實語法。
這些差異卻讓一個反覆出現的問題更加清楚：那些旁人看不見、無法完全理解，甚至未必相信的經驗，如何實際塑造人的行動？當彼此的生活始終存在距離，人們又如何繼續相處？《殺羊人》讓疲憊進入婚姻，《哥哥的婚禮》將階級位置帶入家庭與社群，《與憤怒共眠》讓民俗信念與歷史記憶介入世代關係，《魚與聖誕紅》則使私人幻想成為親密關係必須協調的條件。四片共同追問的，是理解有所不及之處，共同生活還能如何維持。
勃內特把大量時間交給工作、吃飯、探訪、等待與閒談，使這個問題具有可感的重量。社會結構附著於人物的身體與習慣，也改變他們回應別人的能力。電影靠近人物的脆弱，同時保留觀看其自私、偏見與自我欺瞞的距離。「接近而不替代」因此同時涉及人物如何相處，以及電影如何觀看人物：觀眾得以辨認他們的處境，卻很少獲得足以替其生活定論的位置。這種觀看方式，構成四部電影之間持續可辨的作者連續性。
如此創作當然與勃內特所參與的「洛杉磯黑人電影運動」（L.A. Rebellion）密不可分。（注1）這群以 UCLA 為重要據點的黑人電影創作者，重新追問由誰拍攝黑人生活，以及黑人經驗究竟可以採取哪些影像形式。他們彼此協助拍攝、提供技術與文化判斷，作者的形成因而植根於共同工作的電影社群。作品中的差異，也提醒我們辨認這個社群內部各自發展的表達方式。
《殺羊人》最直接地呈現了這種日常的政治性。影片沒有藉由劇烈事件解釋瓦茨區（Watts）黑人家庭的處境，而是讓疲憊逐漸附著在人物身上。Stan 在屠宰場工作，回家後仍像無法從勞動中真正退場；妻子想重新靠近他，他卻連回應親密的餘裕都逐漸耗盡。勃內特便曾將洛杉磯的種族隔離連到住宅、貸款、教育與交通制度。（注2）電影讓這些巨大的社會條件化為細小而反覆的障礙，使疲憊逐漸侵入家庭。即使親人近在眼前，彼此仍可能無力回應。
片中搬運汽車引擎的一幕尤其清楚。Stan 與朋友費力將沉重的引擎搬下階梯、抬上車，最後卻因車子起步，引擎重心不穩滑落，使整段勞動瞬間化為烏有。觀眾已經先經歷工作的吃力與耗時，失敗才格外殘酷。對缺乏餘裕的人而言，一次失誤就足以抹去長時間的努力。當這一段與屠宰場的重複工作、家庭中遲遲無法恢復的親密關係彼此映照，貧困便呈現為持續消耗行動能力的生活節奏，也消耗一個人留給他人的時間與感受。
《哥哥的婚禮》進一步顯示，即使生活在同一社群，人物對責任與前途的理解也可能相去甚遠。Pierce 在父母的乾洗店工作，替家人跑腿、照顧祖父；哥哥成為律師，準備進入一場象徵社會上升的婚姻。Pierce 對中產階級的嘲諷有其敏銳之處，卻也暴露出他對自身生活的無能為力。拒絕成功並未自動賦予他政治上的清醒，他對不平等的察覺，始終與難以承擔抉擇的處境糾纏在一起。
乾洗店裡的玩笑、父子間突然爆發的扭打，以及餐桌上近乎公開辯論的對話，使觀眾在同情與審視人物之間來回移動。不同階級、世代與價值判斷同時存在，每個人掌握部分經驗，誰也無法代替整個社群發言。影片保留這些難以概括的細節，也讓人物各自的位置變得可辨認。因而，形式的不均質直接容納了社群內部的歧異；共享身分所能保證的理解，始終有限。
到了《與憤怒共眠》，這種距離延伸至家人共同承受、卻未必同樣理解的過去。Gideon 與 Suzie 屬於從美國南方遷往洛杉磯的一代，上教堂、種菜、養雞、週日家聚，這些習慣把另一套知識與記憶帶進都市。Suzie 身為助產士，在家教授自然生產；Gideon 照顧菜園與雞舍。家庭由此成為保存信仰、技術與歷史的場所，後代在其中生活，也必須回應這些傳承對自己的要求。
Harry 的到訪使傳承的不穩定浮上表面。他與 Gideon 一家共享語言、禮數與往事，也把嫉妒、迷信、死亡與舊日恩怨帶進家中。正因彼此熟悉，危險才難以辨認。Harry 可以是老朋友、操控者，也可能是民間故事中帶有魔性的存在。電影保留這幾種解釋，使觀眾和家人一樣，必須在無法確定其身分與力量的情況下，判斷如何與「他」相處。過去於是成為當下關係中仍在作用的力量。片末 Babe Brother 要求家人稱他 Samuel，重新回到妻兒與父母身旁，這個改名的動作也重訂了他在家中的位置。他必須承擔自己的關係，家人也需要承認他有別於舊日稱呼的身分。家庭得以延續，有賴成員重新安排彼此的期待；延續之中已經包含改變。
《魚與聖誕紅》將相處的難題推向更私密的邊界。牙買加黑人移民 Fish 與白人女性 Poinsettia 年事已高，各自帶著精神困擾與孤獨，卻仍會調情、嫉妒、做愛，也會為生活方式爭執。勃內特細看 Fish 清潔房間、整理物品、準備食物，使這個被旁人視為精神異常的人，同時顯現照料他人的能力。脆弱和給予可以存在於同一個人身上。
Poinsettia 相信普契尼（Giacomo Puccini）是自己的情人，Fish 則與只有自己看得見的惡魔搏鬥。這些經驗進入相處的日常，帶來慰藉，也帶來困擾。電影不急於給出醫學解釋，兩人的關係便持續面對一項具體要求：即使無法驗證對方的世界，仍得回應它造成的情緒、動作與需要。理解的限度，並未免除相處所需的協商。
其中最簡潔的一幕，是 Poinsettia 向 Fish 求婚。Fish 忽然以種族劃出界線：「我是黑人，我們有什麼共同點？」她回答：「我們都老了！」種族差異依然存在，共同的尺度卻暫時移向時間、衰老與脆弱。Fish 仍然拒婚，Poinsettia 氣憤地退回房間，門重新隔開兩人，聲音卻繼續穿過牆壁。這場戲讓親密停留在尚未取得共識的狀態，關係仍隨著爭執延續。
由此回望前面幾部電影，「照料」其實一直是勃內特電影裡重要但不甚張揚的動作。《殺羊人》的妻子試圖重新喚回丈夫的感受，《與憤怒共眠》的 Suzie 維持家庭運作，《魚與聖誕紅》的兩人則透過陪伴、食物與協商接近彼此。照料讓人得以在理解尚未完成時有所回應，卻也需要時間、體力與情緒上的餘裕。這些勞動經常落在女性身上，提醒觀眾追問：誰獲得被包容的空間，又由誰負責收拾衝突、維持關係？共存始終依靠不平均分配的付出。
相處中的理解落差，也進入勃內特的聲音安排。人物相處時，言語未必足以傳達疲憊、欲望與記憶；音樂使這些經驗變得可感，卻保留感受之間的落差。不同年代的錄音、人物歌聲與環境聲響，在眼前情節中交織各自的時間。福音、藍調、爵士乃至古典樂所攜帶的歷史與聆聽經驗各異，同一首歌也可能使共同在場的人產生截然不同的反應。
《殺羊人》中 Stan 與妻子隨黛娜華盛頓（Dinah Washington）〈This Bitter Earth〉共舞，便將這道落差具體化。妻子貼近丈夫，觸摸他的肩背，歌曲幾乎替這場親密提供了全部情感強度；Stan 疲憊的身體卻難以回應。觀眾同時聽見愛情仍然可能具有的濃度，也看見人物暫時無力抵達那裡。歌聲讓兩人共享一段時間，身體則顯露了彼此的距離。電影容許這兩種經驗並存，沒有以音樂替人物完成和解。
《哥哥的婚禮》讓共享時間的脆弱更直接地進入聲帶。片頭在黑幕中哼唱〈Amazing Grace〉，再轉入口琴；Pierce 與 Soldier 在戶外合唱時，共同的歌聲又暫時成為友誼的形式。當兩人談起身邊同輩的死亡，歌唱中止，城市車聲進入聲帶。共同體短暫地被音樂召喚，也同樣容易被外部世界打斷。（注3）友誼能夠承接失落，卻無法替他們隔絕造成失落的世界。
從這些反覆被打斷、又繼續展開的片刻，才更能理解勃內特的「藍調美學」（blues aesthetic）。（注4）工作持續，失望之後仍會有笑話，短暫歡愉也未能消除困境。反覆與變奏使悲喜具有共同的時間，同時保留各自的分量。這個概念的作用，在於描述人物如何於困境未解之際繼續生活，也描述電影如何讓疲憊、幽默與親密輪流浮現，容許情緒超出單一判斷。
這樣的形式甚至可能讓不同歷史經驗的觀眾產生回聲。採訪者 Hozic 曾向勃內特回憶，她與來自塞拉耶佛（Sarajevo）的朋友觀看《殺羊人》時，從孩童遊戲與保羅羅布森（Paul Robeson）演唱的〈The House I Live In〉認出了自己的童年。（注5）瓦茨與塞拉耶佛的處境各異，聲音卻提供了接近彼此記憶的契機。觀眾可以有所感應，同時承認眼前生活仍有無法以自身經驗涵蓋的部分。
音樂所帶回的記憶，也未必令人安心。《與憤怒共眠》開場使用 Sister Rosetta Tharpe 的〈Precious Memories〉，Gideon 身旁卻突然竄起火焰，使溫暖的「珍貴記憶」染上不祥。後來聚會中的〈See, See Rider〉與〈Stand by Me〉，又將性、嫉妒、暴力、信仰與扶持帶入同一個家庭。過去的不同面貌隨聲音回返，家人必須承受其中相互牴觸的力量。
從聲音中的記憶繼續追問，便會觸及勃內特作品裡不斷返回的「南方」。非裔美國人大遷徙將宗教、口述故事、家庭關係、勞動倫理與創傷記憶帶入都市，使不同世代生活在彼此交疊的歷史之中。然而，傳承同時涉及接受與拒絕。勃內特曾提到，年輕人可能把「從鄉下來」視為侮辱，他的母親也因自身經歷不願回到南方。（同注5）選擇離開、甚至希望遺忘，同樣屬於這段歷史。後代對過去的疏離，有時也包含前人曾經付出的代價。
因此，南方記憶的回返會對當下提出要求。《殺羊人》讓它散布於聲音與感官碎片，《與憤怒共眠》則讓待客、家聚和民俗信念實際牽動家人的判斷。共同的歷史可以支持關係，也可能使拒絕變得困難：熟悉的禮數帶來親近，親近又使人必須衡量容忍的限度。所謂共存，由此涉及哪些過去仍應被承接，以及誰有權調整它對現在的要求。
婚禮與葬禮將這些要求集中為具體的時間安排。《哥哥的婚禮》中，Pierce 必須同時回應家族婚禮與朋友葬禮。兩種義務撞在同一時刻，忠誠與責任便落在一個人能否抵達現場、又讓誰承受缺席的問題上。人物即使認同雙方，身體仍無法同時出現在兩地。儀式因而顯露共同生活的限度：每段關係都可能提出合理要求，彼此卻未必能夠相容。
《魚與聖誕紅》讓儀式取得另一種用途。象徵性地埋葬惡魔，使私人困擾成為兩人可以共同參與的行動，婚姻則進一步重訂相處的承諾。「魚」的牙買加移民經驗無法直接被收入美國南方傳統，兩片中的儀式卻都顯示，文化形式必須在具體關係中取得效力。有時它要求人物履行既有責任，有時又使人得以改寫生活。共存所需的歷史資源，也就在使用與調整之中延續。
到這裡，四部作品所呈現的差異已成為理解勃內特的重要條件。我們看見他如何從瓦茨的勞動生活、黑人家庭內部的階級分歧，走向南方記憶、老年、移民與跨種族親密關係。然而，能夠把這些作品放在一起觀看，本身也需要條件。若部分電影長期無法流通，觀眾對他的認識便可能停留在少數名作，其餘面貌難以進入比較。保存與發行史由此關係到一個作者能以多少種樣貌留在電影史中。
勃內特作品的完成、受到肯定與真正抵達觀眾，經常相隔多年。《殺羊人》早已取得影史地位，卻因音樂版權長期難以正常發行；《哥哥的婚禮》在導演尚未完成剪輯時便被送往影展，此後多年未獲正式發行；《魚與聖誕紅》則在 1999 年完成後，長期缺乏廣泛接觸觀眾的機會。這些障礙使創作生涯呈現斷裂，也讓可見的作品逐漸代替整個作者。
1990 年成立的獨立發行公司 Milestone，在重新連接這些作品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公司以「擾亂經典」（mess with the canon）概括其工作，透過追索權利、尋找材料、協調檔案館與基金會、促成修復，將長期遭忽略的作品重新送回銀幕。（注6）《殺羊人》的發行、《哥哥的婚禮》的重新剪輯，以及《魚與聖誕紅》的修復，使我們得以看見不同創作階段之間更完整的關係。比較的範圍擴大，作者的形象也隨之改變。
這也是此次四片並置的意義。它使我們有機會檢視一個熟悉的作者形象究竟容納了多少差異：粗礪的日常觀察、家庭寓言與暮年喜劇，可以共同構成勃內特的電影，而無須被收束成唯一的寫實型。片中人物如何獲得觀看，作品如何獲得流通，分屬不同層次，卻共同提醒我們留意：當某種面貌被認作整體，其餘經驗便容易再次隱去。
回頭來看，Stan 與妻子未能完成的擁抱、Pierce 在婚禮與葬禮之間的奔走、Harry 帶著南方往事走進客廳，以及 Fish 與 Poinsettia 隔著房門繼續爭吵，都讓共同生活顯現為尚待處理的關係。理解可以幫助人靠近，卻無法預先解決力氣不足、義務衝突與記憶歧異。人們仍得吃飯、工作、照料、爭執，也可能在靠近之後再次分開；維持關係的代價，更始終由不同的人不均等地承擔。
勃內特的電影便停留在這些尚未取得一致的生活之中。它靠近人物，保留其矛盾，也讓觀眾承認自身理解的限度。「黑人生活」因此呈現為不同世代、階級、性別、遷徙經驗與私人世界的交錯，任一經驗都不足以涵蓋其餘部分。共同生活並不以彼此完全理解為前提；它在差異所帶來的摩擦與回應之中，持續以複數形式存在。■
．封面照片：《魚與聖誕紅》電影劇照；僅作報導及評論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