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都市與祖靈之間尋找自己：專訪導演黃開璟，談《遠離祖靈的孩子》的六年凝視

編按：入選 2026 桃園電影獎，並將在十月於院線上映，《遠離祖靈的孩子》是導演黃開璟首部紀錄長片作品，拍攝兩位生活於都市的原住民青年拳擊手，關注他們在成長過程中，面對高強度運動競賽的掙扎與生涯抉擇。本期《放映週報》專訪導演黃開璟，談論電影拍攝過程中的人物關注、製作背景，與自己在紀錄片中的拍攝傾向。請見本篇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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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遠離祖靈的孩子》歷時六年拍攝，跟隨位於新北三峽、以拳擊陪伴都市原民青少年的「熱原拳擊隊」。從拳擊場上的勝負，一路走進都市原住民青少年的家庭、成長與人生選擇。

導演黃開璟最初因熱原拳擊隊的大眾募資計畫接觸這群人，真正吸引她的，卻是教練陳哲宇身上那種身為原住民、生活於都市，卻與家鄉文化逐漸產生距離的疏離感。隨著拍攝展開，拳擊也不再只是運動，而逐漸成為孩子面對生存、升學與未來的一條道路。　

──最初怎麼開始拍攝《遠離祖靈的孩子》？

黃開璟（以下簡稱黃）：2019 年左右，熱原拳擊隊曾經做過一次大眾募資，當時募資很成功，也有很多媒體報導。這部片的總監當時在電台聽到這件事，覺得故事很有趣，所以我們就去田調，也因此認識陳哲宇教練和劉力臣。

第一次接觸時，我很喜歡這群人。他們因為沒有固定薪水，才決定一起出來募資，希望找到資金繼續照顧孩子。他們很有熱情，有一種正在草創、很想做些什麼的感覺，跟拍紀錄片的我們其實有點像。

真正吸引我的，是哲宇談到自己的原住民身分。他生活在都市，跟家鄉文化很遙遠，但在都市裡又一直被辨識為原住民。我在他身上感覺到一種疏離、不自信和找不到定位的悲傷。《遠離祖靈的孩子》這個片名，很大部分就是從這種感覺而來。

──熱原拳擊隊是一個什麼樣的團隊？

黃：哲宇原本是拳擊選手，也當過國手，後來在三峽隆恩埔國宅（現為隆恩埔社會住宅）擔任管理員。當地不少孩子是隔代教養，或父母長時間工作、很少陪伴。他看到孩子沒事做、到處玩，就說：「既然這麼無聊，就跟哥哥來打拳。」沒想到孩子很有興趣，後來一路從三峽國中的拳擊社發展成正式校隊。

拳擊慢慢變成孩子升學的一條路，成績好可以進大學，也有比賽獎金。但熱原拳擊隊嚴格來說不只是競技隊伍，更像一個精神性的象徵。孩子放學後會到社工的據點，寫功課、聊天、一起吃晚餐，也接受訓練。拳擊只是他們陪伴孩子的方法之一，社工才是最主要的工作。

──六年的拍攝，你怎麼慢慢進入他們的生活？

黃：那時候我的導演經驗還不是很多，所以沒有什麼技巧，只能「土法煉鋼」。三峽離臺北不遠，我大概一週或兩週就去一次，用次數換取關係。

紀錄片很重要的是互信。建立關係之後，對方才可能對你敞開。但我跟孩子有年齡差距，他們多少還是會有距離，所以只能盡量用朋友的方式相處。

剛開始也會不小心踩到底線。例如比賽期間大家壓力非常大，學校需要成績，社工團隊也需要被看見、得到贊助；對孩子而言，拳擊成績又關係到升學和獎金。慢慢拍下來，我才發現拳擊和都市原住民的「生存」其實扣得非常緊。為了在都市生活，人必須尋找新的生存方式，而拳擊就成為這件事情很具體的象徵。

──你怎麼看劉力臣與蘇靜雯這兩個孩子？

黃：力臣外表給人的感覺很陽光，但我認識他時正值青春期，又有男女之間的隔閡，很多情緒不太會跟我分享，是一個有點彆扭的高中生。不過他的心理韌性很強。後來遇到車禍，沒辦法繼續打拳，他消化這件事情的方式其實很正面。

他後來成為社工，也因此開始理解以前老師照顧自己的辛苦。我覺得他找到了一個很好的發展方向，只是那已經有點像另外一部電影，所以我沒有繼續追下去。

靜雯很不一樣。她拳擊能力非常強，卻很沒有自信，也不知道自己未來究竟要去哪裡。她一方面有很好的天分，一方面又會問：「我真的需要這麼辛苦嗎？想過輕鬆一點的生活不行嗎？」她和家人的情感連結也很深，這些事情都讓她和教練之間產生很多拉扯。

──你很早就覺得兩人未必會一直走拳擊這條路？

黃：對。做一件事情很久之後，你會知道要走到非常專業，需要多大的決心。我很早就在他們身上感覺到，這條路可能很困難，只是我從來沒有跟教練說。靜雯的選擇比較在我的預期裡；真正讓我意外的是力臣，因為車禍讓他的人生突然轉向，最後走進社工工作。

我覺得一個運動員的心理素質，跟原生家庭能提供多少愛、溫暖和支持有很大的關係，這其實不只發生在原住民身上。只是當都市原住民的家庭處境、經濟與生存問題都疊加在一起時，孩子要不要把未來投入一條高度不確定的路，就會變成非常現實的選擇。

拍到後來，我覺得這部片真正想談的，已經不只是拳擊，而是人在自己的環境裡，要怎麼找到一個可以生存、也可以安放自己的位置。

──拍攝一開始主要以劉力臣與陳哲宇為核心，後來長片加入蘇靜雯，整部電影的結構也有所改變。長片後來加入蘇靜雯，她為什麼成為另一位重要主角？

黃：其實一開始我就想拍靜雯。她住在都市原住民部落，本身很有代表性，加上拳擊天分很好，當時已經進入國家隊。但她的個性比較疏離、不容易親近，而且沒多久就要到左營訓練，拍攝上比較困難，所以後來先選擇力臣。

到了 2022、2023 年左右，靜雯暫時離開國家隊、回到北部訓練，我們才重新有了拍攝的機會。我開始重新理解她的故事，發現她身上其實牽涉很多問題，包括家庭、文化、經濟，以及一個都市原住民青年要如何決定自己的未來。她的生命經驗，也讓電影原本想談的東西變得更完整。

──六年從短片發展成長片，資金上怎麼撐過來？

黃：前三年幾乎沒有經費。我比較幸運的是自己有一個團隊，大家一邊接案、工作，一邊支持我繼續拍。但對我來說壓力還是很大，因為投入很多時間，卻沒有辦法替團隊帶來收益，有時甚至要自己出一點錢。

那時候最大的掙扎是，每次出去都會覺得：「我今天一定要拍到東西，要拍到衝突、深刻的對話。」可是後來發現紀錄片不能這樣。即使對方今天只是在到處閒晃，你還是要去，因為你必須先跟這個人相處、成為朋友，才可能拍到後面的東西。

有一次我跟著他們參加五天的比賽，那是很重要的轉折。選手承受很大的壓力，而他發現這五天你一直都在旁邊，信任很快就建立起來。也是因為前面累積了這些素材，後來去參加新北市紀錄片提案，獲得優選，才有第一筆比較正式的資金進來。

──這部片既要拍高速的拳擊，也有很私密的生活時刻，你怎麼思考攝影？

黃：我其實沒有那麼著重鏡頭本身的美學，我比較在意的是怎麼跟一個人建立關係、了解他的故事和心理狀態。所以這部片有些畫面會有比較強的私密感，那是因為我很貼近地跟著他們。

拍比賽時，我會希望盡可能靠近，拍到選手的表情和動作。另外我很喜歡讓聲音跟畫面形成關係，比如畫面拍的是力臣的表情，但我同時監聽教練說的話，最後讓教練的聲音進入畫面。觀眾看到的是孩子怎麼承受、怎麼反應，這之間就會產生另一種張力。

──長期跟拍的過程，有沒有曾經被孩子拒絕？

黃：其實開拍六個月左右，我一度想放棄，因為拍不到東西，也找不到錢。停了大概三個月後，我又硬著頭皮回去，那時候力臣給我的拒絕感非常強，幾乎不理我。另一個很明顯的經驗是在比賽期間。大家壓力都很大，我那時候還不了解狀況，只想著要拍到東西，跑去跟教練接觸，他也完全沒有心情理我。

但我還是很想把這部片拍完。我很喜歡他們身上那種生命力，即使有很多困難，還是想突破困境，打出自己的一條路。我想把這個東西留下來，所以就厚著臉皮繼續回去。

──片名中的「遠離祖靈」對你而言代表什麼？

黃：都市原住民離開原生部落，進到都市，其實就必須進入臺灣主流社會的架構裡尋找生活的可能，也自然會跟原來的文化產生距離。

力臣高中時其實不太會思考這些，但慢慢了解自己的文化之後，他們會開始覺得，身為原住民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有自己的文化、民族性和特色。即使很多都市原住民跟傳統文化的連結已經比較少，我遇到的不少人仍然會試著重新跟自己的文化建立關係。

所以「遠離祖靈」不是說離開部落一定不好，而是想點出都市原住民所處的位置：一邊是都市，一邊是原來的文化，他們必須在中間尋找自己的位置。

──拍完這些孩子，你對「成功」有不同理解嗎？

黃：如果成功只被定義成第一名，那太困難了，人也很容易被定義成失敗。但我現在覺得，更重要的是你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要往哪裡走。

就像我要拍這部片，我決定把它拍完，中間一定會經歷無數次失敗，但還是繼續走。如果一個人真的知道自己的方向，就比較不會被眼前的輸贏定義。

拳擊是個窄門，任何競技運動都是。難道沒有成為冠軍，就是失敗嗎？力臣後來在生活裡學習，重新認識自己的文化、找到自信，甚至開始接下哲宇的棒子，思考怎麼成為一名社工，我覺得那也是一種成功。找到自己的定位，比外在定義的成功更重要。

──六年拍攝中，哪一個畫面最能代表這部電影？

黃：我很喜歡力臣在部落巡迴時，握住一個孩子的手教他打拳。那一刻有一種很奇妙的感覺，我好像突然在力臣身上看見過去的哲宇。那個孩子穿著破掉的鞋，力臣握著他的手，一代接著一代，把自己曾經得到的東西再傳下去。我覺得那個畫面裡有一種彼此接住、試著把整個族群再拉起來的精神。

現在回頭看，我覺得自己拍的其實是一個「怎麼定義和理解自我」的故事。原住民只是我的切口，因為都市原住民剛好處在一個很鮮明的位置：一邊是都市，一邊是自己的文化，在兩者之間不斷做選擇。

但這也是很多現代人共同的處境。我們可能一直工作、賺錢，卻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往哪裡走。所以對我來說，找到自己的位置與內在真正相信的東西，才是這部電影最後最想談的事情。■
 
．封面照片：《遠離祖靈的孩子》電影劇照；黃開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