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身，否則不算數：2026 科索沃 DokuFest 影展觀察
編按：2026 科索沃 DokuFest 影展於今年八月於科索沃普里茲倫順利落幕，巴爾幹競賽單元最佳長片由土耳其作品《春歸之時》獲得，國際長片得獎者則為西班牙華裔導演作品《昨夜的歌》。本期《放映週報》刊載作者林淵智展節觀察一篇，其走訪科索沃，回顧這個誕生於巴爾幹半島煙硝下的影展歷史，並評述今年的「巴爾幹競賽單元」與「國際影片競賽單元」，帶來多部作品的第一手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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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抵達科索沃前，我已在歐洲背包旅行了一個月，從德國、波蘭，一路到匈牙利，為了省錢，皆靠跨國巴士移動，直到離開布達佩斯要前往科索沃時，才選擇坐了貴上許多的航空路線。
原因說來複雜，但對臺灣人來說應當不難理解。從匈牙利前往科索沃，若不搭飛機，便得在繞行與穿越塞爾維亞之間做選擇。前者需繞道克羅埃西亞、沿著亞得里亞海曲曲折折的海岸公路抵達阿爾巴尼亞，再轉而向東進入內陸的科索沃；另一條則是逕直穿越塞爾維亞，經由特殊的關口抵達。然而前者曠日費時，後者卻面臨一個政治現實：塞爾維亞的官方立場極度親中，臺灣的護照即使申請通過，也可能被不熟悉的邊巡人員阻截，在各種旅行社團或論壇上，普遍風向都顯示：能不去塞爾維亞就不去。
塞爾維亞不承認的不只是臺灣護照，它也不承認科索沃與其之間的邊界。若是仔細瀏覽地圖，不難發現兩國之間的邊界其實是一條有別於其他國界的突兀虛線：對塞爾維亞而言這只是一條行政分界，對科索沃而言，卻是框定了自己國家的國界。從科索沃進入塞爾維亞，除了歐盟居民和幾條極度限定的路線與關口，任何非允可內的行經皆會被視為是非法越界，條件極其嚴苛，對非歐盟居民來說更是如此。
正如國共內戰之於中臺關係糾葛已久，塞科兩國間曖昧關係的遠因亦可追溯至 80 年代。彼時南斯拉夫解體在即，斯洛波丹米洛塞維奇乘著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浪潮崛起，打著「反官僚革命」的大旗擴張權力 ，不僅迫使蒙特內哥羅等加盟共和國的領導層總辭，更透過修憲強行剝奪了科索沃自治省的自主權，將這片土地推向了隨後 10 幾年的戰火與衝突。1992 年南斯拉夫解體，塞爾維亞依舊戀棧此名，又與蒙特內哥羅重又共組了「新南斯拉夫」，科索沃也在此框架下，繼續被納入其中。
然而，民族主義的餘威依舊波動於此，在塞族大民族主義的籠罩下，貝爾格勒當局透過修改法規與人事清洗，系統性地剝奪了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人在教育、醫療與工作上的基本權利，形成實質的種族隔離。也因此先後導致了 90 年代前期科索沃民族聯盟（Lidhja Demokratike e Kosovës，簡稱 LDK）的和平示威和 90 年代後期科索沃解放軍（Ushtria Çlirimtare e Kosovës，簡稱 UCK）的武裝抗爭。1998 年，雙方的武裝衝突終於升級，根據 UNHCR 統計 ，約 140 幾萬的科索沃人口在此段時間內流離於國境內外，而那時科索沃的總人口數也才不過 180 萬而已。戰火直到隔年六月，千禧年前夕，才終於在北約、聯合國的前後干預下逐漸平息。
DokuFest，與一個民族的重生
戰爭結束的另一層意思是百廢待舉，科索沃在戰後經由歐盟、北約和聯合國資金挹注下重建了各類軟、硬體設施。然而，對於一個歷經浩劫的社會而言，文化與心靈的重建同樣迫切。這股對文化重建的渴望，催生了 DokuFest（科索沃國際紀錄片暨短片影展），讓這個飽經戰火的城鎮有了新的敘事窗口。
Dokufest 的創辦人 Veton Nurkollari 出生於科索沃南邊的城鎮普里茲倫（Prizren），據他自述，這座古城的記憶原本與膠卷緊密相依，年輕人聚集於電影院，藉由電影的大銀幕中向著外頭世界窺探。然而，1999 年硝煙散盡之後，留給這座城市的除了廢墟與創傷，還有一片巨大的文化真空──普里茲倫連一間正常運作的商業電影院都沒有了。
2002 年，Veton 與幾位好友重聚，談到科索沃的困境：既然沒有人願意來營運戲院，他們便決定挽起袖子，自己架起放映機辦一場為期數天的影展。之所以選擇紀錄片與短片，起初固然受限於微薄的預算與取得授權的現實考驗，但更深刻的理由在於：剛剛走出幽暗戰火的科索沃，無比迫切地需要看見世界，也需要一種不加掩飾的真實媒介，向世界講述自己的傷痕與存在。
這場原本近乎游擊式的文化行動，隨後演變成一場奪回城市公共空間的運動。當歷史悠久的 Lumbardhi 戲院面臨私有化拆除的危機時，影展團隊發起抗爭將其守護下來；在缺乏室內場館的窘境下，他們索性將銀幕搬上山巔的普里茲倫城堡、奔流的盧姆巴爾迪河上。
如今，河流已從 DokuFest 的腳下，流向第 25 年。看似站穩的腳跟，卻也隨著科索沃內部的政治現況而產生了微妙的變化。普里茲倫地方政府目前由與中央政府自決運動黨 LVV 對立的反對黨 PDK 執政，其市長 Shaqir Totaj 在其保守立場下，DokuFest 所代表的文化自主、人權倡議與批判性姿態，也逐漸成為政治分歧的一部分。今年甚至甚至再次削減近三成的地方政府補助，是靠中央政府和各國的外交單位緊急撥款金援，才得以順利進行。在開幕典禮上，市長甚至直接缺席表達杯葛立場，徒留前兩排為他保留的空蕩貴賓席。
而創辦人 Veton 並未就這逝者如斯的四分之一個世紀和現況發出太多感嘆，只是低著頭讀著一篇和緩但又決心堅定的稿，彷彿宣言，也彷彿自白，用阿爾巴尼亞語，就這樣讀了起來：
「文化從來不是現成奉上的盤中飧，尤其是在這裡。我們必須永遠為文化而奮戰，為空間而戰、為電影院而戰、為自由而戰。一種需要乞求許可才能發聲的文化，根本稱不上是文化，那只是裝飾品罷了。DokuFest 的創立，絕不是為了成為裝飾。 」
（Culture is not served on a plate. Especially not here. We must always fight for culture. We must fight for spaces. For cinemas. For freedom. But culture that asks for permission to speak is not culture. It is decoration. And DokuFest was not created to be decoration. ）
回看臺灣，我們走過論述與故事百花齊放的年頭，卻也面臨著文化種子萌芽後的反動，近年在預算審查的政治攻防中，文化部、公視相關單位的資金屢遭大筆刪凍，多元創作被打壓成「意識形態」或「浪費公帑」，在無數第一線與基層人員現身與發聲的此刻，DokuFest 給我們的啟示或許是：當文化面臨權力的冷眼與施壓，我們該以什麼樣的姿態，去游擊、去奮戰，在縫隙中重新架起屬於自己的銀幕？
今年 DokuFest 選映了 223 部長短片，其中 104 部進入八個競賽單元。本文將集中談論 Dokufest 主要的兩個長片單元，分別為「巴爾幹競賽單元」（Balkan Feature Dox）、「國際影片競賽單元」（International Feature Dox）。
感受、覺察與現身：巴爾幹視角下的紀錄片群像
身為一個從廢墟中長出來的影展，DokuFest 從不以安全、溫馴為自己的路線。今年影展以「現身，否則不算數！」（Show up or it doesn’t count!）為口號，Veton 告訴我們，他認為如今全世界正面臨著相同的處境：氣候變遷、戰爭、資源缺乏和各種政治鬥爭，即使 Dokufest 與其祈願世界和平的願望已然存在了 25 年。然而，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更需要紀錄片的存在，也需要無論觀眾、創作者的共同現身，表達對彼此的支持和陪伴，才能使得改變真正地發生。
巴爾幹競賽單元（Balkan Feature Dox）選片皆來自巴爾幹諸國，呈現出在歷史創傷與當代地緣政治下的複雜肌理。本屆入選作品普遍展現出鮮明的「檔案考古」與「空間政治」特質──無論是凝視游牧生態的消逝、跨國資本對勞動者的隱形剝削、冷戰極權宣傳機器的解構，抑或是直面民族獨立神話背後的政治暴力，皆以拒絕妥協的影像實踐，為被遮蔽的聲音與記憶重新賦形。
今年榮獲最佳長片的作品是《春歸之時》（As the Spring Arrives, Water Recalls the Nomads），由土耳其空間研究學者 Merve Dilşad Aladağ 執導，聚焦於土耳其南部的丘庫羅瓦平原（Çukurova valley），該地曾為遊牧民族如約魯克人 Yörük 世代遷徙的牧場，卻因近代土耳其國家體制的大規模定居政策、工業化農業以及將河流渠道化的水利工程，徹底割裂了原有的水文脈絡，將游牧生態系統步步逼向瓦解與消逝。導演帶著攝影機踏入山谷，以親身漫步的田野路徑，重疊上歷史文獻與虛構書信的畫外音，將河道與水渠化為承載缺席與抹除的動態檔案庫，賦予了消逝記憶重新發聲的力量。
另一部獲得特別提及的片《待辦之事》（The Thing to be Done，2025）則來自斯洛維尼亞，聚焦於首都盧比安納（Ljubljana）的工人諮詢中心，導演 Srđan Kovačević 延續前作《工人工廠》（Factory to the Workers，2021）中的勞動關懷，用五年潛心田野的一手資料，換取一窺跨國資本流動以及當中對非典型外包工作者的隱性剝削，從辦公室、街頭，再到倡議現場，我們也才終於得以看見基層勞動者如何在被資本棄守的邊緣，以互助實踐來共同奪回尊嚴。
除了當代議題外，歷史也同樣是巴爾幹地區難以迴避的一面。《和平製造者》（Peacemaker，2025）聚焦於克羅埃西亞獨立戰爭前夕，克國邊界城鎮 Osijek 警察局長 Josip Reihl-Kir 的暗殺事件，Josip Reihl-Kir 致力於維持克羅埃西亞和塞爾維亞兩國邊界的和平，甚至不惜親自走到武裝對峙的第一線，數度化解武力衝突，最終遭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者持機關槍暗殺，因而被視為是「最後一位和平倡議者」。他的死發生在戰爭爆發初期，也成為克羅埃西亞社會走向全面武裝衝突的一個象徵性節點。導演 Ivan Ramljak 利用 1990 年代大量未公開的電視台影像和檔案，穿插五位關鍵證人的畫外音證詞，看似尋兇，實質卻剖析了當年恐懼如何被政治狂熱滋養，暴力與恐怖又是如何一步步被常態化，甚至默許暗殺自家鴿派官員的黑暗過去。
另外兩部《國家電影》（A State Film，2025）和《夢想與謊言》（The Dream & The Lies）兩部影片皆重新處理 Hoxha 時期的阿爾巴尼亞電影檔案，卻採取了截然不同的觀看方式。前者導演 Roland Sejko 是阿爾巴尼亞裔義大利人，長期任職於義大利極具代表性的盧斯電影歷史檔案館（Istituto Luce-Cinecittà），他將大量檔案影像進行重新剪輯，彷彿《意志的勝利》（Triumph of the Will，1935）另一種重演，卻又在演說高潮處，將歡呼等喚起情緒的聲音刻意降低，甚至到無聲的程度，也穿插大量日常生活畫面，幾乎是譏諷性的抵銷了其策動情緒的效果；後者則改編自美術館的錄像裝置，以三聯畫／多畫面的拼貼與音樂節奏，形式上再現了歷史中眾聲喧嘩的樣態，也映照出了在這些影像中被利用和被消聲的女性。讓政宣機器如何啟動、潛入意識當中的足跡一覽無遺，展現出了影像如何在極權之下被規訓的本質。
廢墟之上，重構真實：國際長片競賽
在巴爾幹競賽單元聚焦於巴爾幹地區的地緣創傷同時，「國際長片競賽單元」（International Feature Dox）則進一步將抵抗的視野提升至全球範疇。入選的 10 部作品穿梭於後殖民幽靈、革命退潮後的個體流散、極權與戰爭殘影，以及全球資本流動下的邊緣日常。在全球局勢動盪不安、新舊帝國主義再度籠罩的當下，以最純粹的影像，直面歷史的未竟之業與當代生存的荒謬。
今年榮獲最佳國際長片的是《昨夜的歌》（From Dawn to Dawn），是西班牙華裔二代導演葉西思向自己親兄的凝望，同樣承受著相似的認同困境，當導演選擇以紀錄片重探自身，哥哥卻選擇了截然不同的逃逸路線：沉溺於馬德里深夜的聲色犬馬及在灰暗地帶的生意與賭局中。在長夜將盡、黎明未至的混沌時刻，除了穿插大量母親與家族長輩的閒言雜語，兄妹倆在煙霧繚繞與酒意漸濃間的每一次對話，都化為對海外華人移民二代身份焦慮的殘酷剖白。片尾的 KTV 畫面更是充滿了《千禧曼波》（2001）的靈氣，是片中難得讓人精神一振的時刻。
在創傷與不可逆的生命懸置上，我們也有了波蘭與法國合製的《止水之詢》（Closure）和荷蘭製作的《家族烈事》（Paikar）。前者圍繞著一樁發生在華沙維斯瓦河（Vistula River）大橋上的真實失蹤事件展開，導演曾提及這部片的源起，在於他在為自己的下部片勘景時，意外發現一艘在華沙維斯瓦河的打撈船，經詢問才得知船主是一名正在尋找失蹤兒子的父親，唯一的線索是當年大橋監視器拍下了他最後的身影，卻在鏡頭轉向的短短盲區間憑空蒸發。
抱著活要見人死要見屍的心態，父親從 2023 年直至今日，只要工作之餘便會出河搜索，甚至自學學會了許多打撈技術，也協同其他有同樣遭遇的父親找到溺斃的孩子。河之於父親，彷彿成了盤桓不去的幽靈空間，導演善用空拍和大遠景，展現出一個父親的堅韌和其所尋索目標之渺茫；《家族烈事》（Paikar，2025）則為自幼便因內戰離鄉的阿富汗導演 Dawood Hilmandi 的尋根影像，曾於 TIDF 進行放映，以對長輩的追問，配上泰倫斯馬力克式的詩意旁白，側寫出了一幅當代戰爭時局下的難民家庭離散圖像。
將目光轉向亞洲，由香港、荷蘭、瑞典與南韓跨國合製的《春日幻遊》（Whispers in May）無疑是本屆特出之作，影片出入於彝族神話和三個女孩之間，彷彿契訶夫《三姊妹》，在山霧繚繞的涼山鄉野與不斷外推的城鎮邊緣，記錄她們在成年前夕的短暫出逃，以尋找裙子為引，對鏡彝族的巫者傳說，在公路電影的質地下，隱藏起了三個女孩即將面對，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無論是輟學、工作，甚至是早嫁。短暫的共遊遠遠勝過於可預見的離散。即使有著製作者介入痕跡，也無損於鏡頭下女孩輕笑、鳥語花香片刻，帶給觀眾的短暫幻想。
《阿米爾卡》（Amilcar）由西班牙、葡萄牙、法國、瑞典與維德角等多國合製，直面 20 世紀非洲反殖民解放運動的靈魂人物 Amílcar Cabral。導演調用當年幾內亞比索與維德角獨立戰爭的珍貴膠卷檔案。透過卡布拉爾銳利而富哲思的演說片段與農村踏查影像，將非洲去殖民化鬥爭從單純的武裝抗爭，提升至文化覺醒與土地主權的深刻辯證。在今日新殖民主義與全球南方資源掠奪依舊嚴峻的現實下，《阿米爾卡》的檔案無非是一記擲地有聲的當代警鐘。
天亮之時，影像為證
紀錄片之難，在於其無法自外於真實，它要求創作者以肉身涉入歷史盲區，無論是地域，或是家庭，都必須在創傷和壓力之下，維持長久而沉著的凝視。科索沃身在巴爾幹認同與衝突最核心的區域，更能以自身作為支點，除看見自身外，也作為承載來自世界各地的檔案庫，正因如此，DokuFest 在普里茲倫的 25 年堅持，才顯得如此具有重量。
在我們不斷於藝術視野中劃定邊界和分配歷史的此刻，創作者與觀眾的共同現身，正是打破孤立與冷漠的唯一途徑。唯有在銀幕於廢墟之上再度亮起的瞬間，那些被消音的記憶與懸置的微小生命，才能在黑暗中重新錨定彼此，並在真實的裂隙之中，頑強地奪回屬於自己的名字與尊嚴。■
．封面照片：科索沃普里茲倫舊城區與倫巴迪河；林淵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