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之東──記 2026 卡羅維瓦利國際影展

編按：2026 年卡羅維瓦利國際影展於本月在捷克卡羅維瓦利順利落幕，影展於 1946 年創立，如今走過 80 年歷史。本期《放映週報》刊載展節評論一篇，由現居柏林的波蘭作者 Maja Korbecka（孔敏）實地走訪卡羅維瓦利，梳理影展發展過程中的政治背景、對自身定位的思考變化，還有本屆選映的多部精采作品評論，包括本屆獲得水晶球獎的《採果時節》。請見本篇展節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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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80 年的歷史與 60 屆影展中，卡羅維瓦利國際影展（Karlovy Vary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KVIFF）經歷了巨大的轉變。它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至今仍持續舉辦的影展之一，也是前東方集團第一個獲得 A 類認證的國際影展。柏林圍牆倒塌後，KVIFF 設立了「西方之東」（East of the West）競賽單元，專門放映來自前東方集團國家的電影。對於像我父母這一代、在鐵幕時代成長的人而言，「西方」主要指的是西歐、北歐與北美，而我們則處於「東方」的位置──更準確地說，是歐洲內部那個「非西方的他者」。然而，近年來的 KVIFF 節目規劃中，「西方之東」已由「Proxima」競賽單元取而代之。這個新單元聚焦於首部長片導演，同時特別關注來自亞洲、拉丁美洲與非洲的作品。這樣的轉變，也引出了關於影展身分演變的重要問題：它究竟揭示了卡羅維瓦利國際影展怎樣的發展方向呢？這樣的改變，究竟代表著與影展歷史傳統的決裂，還是其歷史遺產的延續？

歷史札記

KVIFF 的歷史變遷，始終緊密反映冷戰揭幕後的政治局勢，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對蘇聯形成的半殖民依附關係。KVIFF 的發展同時也反映了 1980 年代末東歐共產政權瓦解與蘇聯解體後所帶來的劇烈變革。在那個時刻，中、東歐各國人民開始重新面對並反思、批判共產時期所留下的歷史遺產。

影展創辦之初每年舉辦一次，但在莫斯科國際影展於 1959 年恢復舉辦後，卡羅維瓦利國際影展被迫改為兩年舉辦一次。1950 至 1980 年代之間，KVIFF 是少數幾個能讓西方記者──包括美國、義大利與法國影評人──接觸大量共產國家與全球南方最新電影的重要平台之一。不過到了 1960 年代末，位於西方陣營義大利佩薩羅（Pesaro）的影展，以及蘇聯塔什干（Tashkent）影展，逐漸接手了放映全球南方電影的重要角色。

自 1950 年代末開始，蘇聯積極將自己塑造成非洲、拉丁美洲與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支持者，並且日益與中國展開競爭。1962 年，在時任影展總監安東寧馬丁布勞希爾（Antonín Martin Brousil）的倡議下，KVIFF 創辦了「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青年與新電影研討會」（Symposium of Young and New Cinemas of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這個研討會同時也是影展的競賽單元，首屆獲獎作品之一便是保林維耶拉（Paulin Vieyra）的紀錄片《一個國家的誕生》（Une nation est née: La République du Sénégal，1961）。來自不同國家的代表團在會議中討論各自國家的電影製作現實，並交換經驗與想法。透過邀請電影工作者並負擔他們的旅費與住宿，卡羅維瓦利逐漸成為一個電影專業人士交流的場所，讓那些原本可能永遠不會相遇的人得以建立聯繫。

1962 年，《Film Comment》記者伊迪絲勞瑞（Edith Laurie）如此描述首屆研討會的景象：「在一場典型的研討會中，各國電影代表人物聚集在主溫泉館高聳天花板、裝飾典雅的沙龍裡，戴著翻譯耳機，神情疲憊，手裡拿著一杯礦泉水。……代表們談論著如何建立屬於自己國家的電影工業與民族電影文化。他們同時也面對許多共同的困境：如何爭取本就財力有限的政府支持、如何在設備不足與技術人員缺乏訓練的情況下繼續拍片，以及如何創辦（或擴充）電影學校。……研討會中最值得深思的問題之一包括：與技術較先進國家的合製是否真的可行？（答案是：唯有雙方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另一個問題則是：即使是對非洲抱持善意的歐洲人，是否真的能夠以非歐洲的視角觀看非洲？（與會者普遍的共識是：不能）。」

每當我回顧世界各地影展的歷史時，總會驚訝地發現，這些議題其實早在半個多世紀前就已經被反覆討論；然而，直到今天，真正改變的似乎並不多。

影展身分

卡羅維瓦利國際影展不斷重新塑造自身。它從一個以「促進人類更美好的關係，建立各國人民之間持久友誼」（For Better Human Relations, For Lasting Friendship Among Nations）為座右銘的影展──這句口號深深植根於戰後的和平主義國際主義精神──逐漸轉變為一個充滿龐克精神的活動。這個影展有著兩張看似矛盾的面孔：一面奢華耀眼，另一面則極其年輕、充滿玩心。自 1950 年代起，電影愛好者便持續湧向這座影展。比如一張 1957 年的照片便展示了位於凱澤公園（Kaiserpark）的露營區，專為「樸素的訪客」（modest visitors）而設。

從創辦之初，KVIFF 就一直努力吸引世界上最重要的電影明星，無論他們來自鐵幕的哪一側。與好萊塢明星的相遇總是影展的重要事件，就如同 1950、1960 與 1970 年代法國及義大利影星造訪影展時一樣，例如莫妮卡維蒂（Monica Vitti）與克勞蒂亞卡汀娜（Claudia Cardinale）的到訪。當然，在過去 25 年間，卡羅維瓦利也逐漸成為 20 世紀最具代表性的好萊塢明星前來度假的影展，例如麥可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便曾造訪。

自創辦以來，卡羅維瓦利國際影展便以盛大的方式接待各國電影代表團，使用那些曾在 19 世紀迎接歐洲貴族與知識分子的華麗建築。當時，這些人來到著名的溫泉城市，利用當地礦泉療養身體、登山健行，並享受清新的空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著名的普普飯店（Hotel Pupp）更名為莫斯科飯店（Hotel Moskva），並於 1950 至 1976 年間舉辦影展放映、最盛大的宴會與典禮。這裡也是影展期間最重要電影明星下榻的地方。

1978 年，KVIFF 搬遷至設計優雅的現代主義混凝土建築──溫泉飯店（Hotel Thermal），至今仍是影展的核心場地。影展觀眾可以在放映之間跳入飯店的戶外游泳池、享受泡溫泉，或在各式桑拿中休息放鬆──當然，前提是你有時間，因為影展節目總是提供大量令人難以抗拒的電影選擇。

在路上

競賽單元的入選作品證實，近年來 KVIFF 越來越關注來自亞洲、拉丁美洲與非洲的電影。哥倫比亞導演雙人組胡安米格爾格拉西奧（Juan Miguel Gelacio）與埃斯特班奧約斯加西亞（Esteban Hoyos García）的《五年，四個月》（Five Years, Four Months）以細膩與樸實的方式打動人心。影片聚焦於一位尋找失蹤兒子遺骸的母親：兒子在哥倫比亞旅行途中毫無蹤跡地消失。經過五年的尋找，她遇見另一位命運相似的年長女性；後者幾乎用一生的時間追尋自己兒子的下落。她邀請主角一同踏上一段旅程，前往哥倫比亞最危險地區之一的偏遠村莊。在那裡，生者與死者之間的界線逐漸模糊，但還好這種模糊並不走向刻板印象。

格拉西奧與加西亞沒有選擇魔幻現實主義的敘事方式，而是採取接近觀察式紀錄片的方法。這樣的選擇，也讓影片向那些成為角色原型的哥倫比亞母親們致敬──她們至今仍不懈地尋找孩子的安息之地。電影充滿女性臉部側面的特寫，凝視她們在前行過程中如何面對後悔與懷疑，同時尋找可能讓心靈獲得安寧的答案。格拉西奧與加西亞並不依靠類型電影的慣用手法來製造戲劇性；相反，影片的懸念與悲劇力量，來自它單純地貼近生命本身。

由弗朗西斯科馬里塞（Francisco Marise）執導的阿根廷電影《卡車司機》（Truck Driver）入選 Proxima 競賽單元，也採取了相似的方向，但更深植於紀錄片與實驗電影的傳統之中。影片由一系列短小片段組成，描繪沿著安地斯山脈、穿越阿根廷廣袤土地行駛的卡車司機日常生活。這些風景也讓人理解為何阿根廷的名字源自拉丁文中「白銀」之意：許多戶外景象彷彿覆上一層銀色光澤。

馬里塞靜靜觀察這些司機的生活：有些人在卡車內打造臨時住所，在這些微小的移動空間中睡覺、甚至規劃家庭生活；另一些人則渴望回家，被孤獨折磨，或擔心伴侶在自己離開期間不忠。透過這種碎片化結構，《卡車司機》捕捉到一種矛盾：人在不斷移動的旅途中，卻仍可能感受到家的存在；同時也呈現旅行慾望與歸屬渴望之間無法化解的張力。

旅行的夢想，同樣構成保加利亞電影《白夜黑錢》（Black Money for White Nights）進入主競賽單元的起點。故事圍繞一對沒有孩子的年長夫妻。他們多年來靠著小額賄賂存錢──妻子是一名護士，丈夫則是火車站站長──終於準備實現夢想，前往俄羅斯觀看「白夜」。然而，當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旅行社帶著夫妻倆全部積蓄消失。這只是接連而來的一連串不幸事件的開始，也逐漸揭露出夫妻雙方在婚姻多年中各自隱藏的謊言。

導演雙人組克莉絲緹娜格羅澤娃（Kristina Grozeva）與彼塔瓦恰諾夫（Petar Valchanov）曾憑《父親》（The Father）於 2019 年獲得卡羅維瓦利水晶地球儀獎（Crystal Globe）。此次帶著一部深深植根於後社會主義保加利亞現實的作品回到卡羅維瓦利。在保加利亞語中，有一句俗語「用白錢以防黑日子」（white money for black days），意思是應為困難時刻預留積蓄。格羅澤娃與瓦爾查諾夫關注的是一代被迫重新審視自身價值觀與道德標準的人因為他們成長時代與現代的世界完全不同。然而，導演並沒有評判角色，而是以同理心描繪他們──一群尋找愛、尊嚴與人生意義的普通人。

獲得水晶球獎的捷克—緬甸合製片《採果時節》（Fruit Gathering）由昂漂（Aung Phyoe）執導，展現了跨國合製電影的一個有趣方向。故事講述一名在仰光一家服裝工廠工作的 20 多歲的年輕女性。某天，她因為休息上廁所而與工廠主管發生衝突，一名同事出面幫助她，兩人逐漸建立友誼。她們因共同的鄉村背景以及對家鄉土地的思念而產生連結。這位害羞、內向的主角逐漸對那位務實、自信的朋友產生愛慕之情，但對方卻有著不同的人生規劃。看到東歐製片人越來越積極與亞洲電影人進行合製合作，令人感到鼓舞。

然而，我仍不禁思考：他們的工作方式是否真的與西歐製片人處理來自世界另一端的故事有所不同呢？影片延續了過去 30 年間亞洲—歐洲合製電影中逐漸熟悉的情節，結合 LGBTQ+ 主題與對勞動條件的膚淺批判。然而，影片最大的陳腔濫調在於反覆使用已被過度消耗的視覺隱喻──在此是蝸牛與水──在之前很多東南亞電影中被用來象徵慾望或被壓抑的情感。再加上，兩位女演員之間缺乏真正的誘惑力，因此當主角最終坦白自己的感情時，即使對沒讀到宣傳資料的觀眾而言，也顯得有些突兀。近年來，越來越多緬甸年輕電影人在國內創作，或因政治局勢而選擇在海外工作。《採果時節》在今年的 KVIFF 獲得了最大的榮譽希望能讓更多人注意緬甸電影。然而，以影片本身而言，它最終仍未能超越那些在國際影展巡迴中經常出現的對東南亞電影的刻板畫面。

談到熟悉的敘事模式與視覺語言，由邁茲門格爾（Mads Mengel）執導的《訪客》（The Guest），展現了近年北歐電影所擅長的社會諷刺風格，尤其讓人聯想到魯本·奧斯特倫德（Ruben Östlund）兩部金棕櫚獎作品《抓狂美術館》（The Square，2017）與《瘋狂富作用》（Triangle of Sadness，2022）。

故事發生於一間海邊旅館。一對年輕夫妻準備為家人與朋友宣布新生兒的名字，正式迎接孩子來到世界。然而，在慶祝活動前一天，男主角多年未聯絡的母親突然出現。兩人多年疏離的原因，正是她的心理健康問題。《訪客》擅長創造同時令人不安又尷尬的社交場景，讓角色與觀眾一同陷入停滯，不知道應該離開，還是忍受這份逐漸升高的不適感。因此，電影將觀眾對角色的同情轉化為懸念來源。如同《抓狂美術館》，影片最關鍵的場景發生在昏暗的餐廳中。這個空間逐漸不像是一個讓受害者陳述不滿的法庭，而更像是一場最終審判的現場，某種原始的正義正在其中被執行。然而，《訪客》最終仍回到原有秩序，試圖修復家庭關係，暗示在這個世界上，家庭或許仍是唯一值得守護的事物。

最後，我想推薦我在影展中最喜歡的單元：專門回顧過去曾於卡羅維瓦利放映的作品。除了《猜火車》（Trainspotting，1996）與《暗殺中國賭徒事件》（The Killing of a Chinese Bookie，1976）等人氣作品（據說 KVIFF 每年都會放映一部 John Cassavetes 的電影），該單元也帶來了真正珍貴的發現，例如 1948 年墨西哥電影《隱密之河》（Río Escondido）、1966 年希臘電影《大地之血》（Blood on the Land），以及克勞伯羅加（Glauber Rocha）的首部劇情長片《變幻的風》（Barravento）。羅加在 1962 年於卡羅維瓦利獲獎後，成為巴西新電影運動（Cinema Novo）的核心人物之一。

觀看這三部電影時，我驚訝於它們政治立場的鮮明與勇敢，尤其相較於當代影展中一些傾向安全、保守或浪漫化的作品。三部電影都關注國家的狀態：《隱密之河》描寫一名教師被派往貧困偏遠村莊教育兒童，《大地之血》直面封建制度的不公，而《變幻的風》則反思殖民主義留下的長遠影響。

當然，這些電影也存在令人困擾的陳腔濫調，尤其是在將女性塑造成國家象徵方面。《大地之血》的懸念幾乎完全建立在女性角色反覆逃避性侵害的過程之上；而《隱密之河》的女主角則為了國家的利益犧牲自己，即使電影暗示她原本可能與另一名被派往附近城鎮執行類似任務的醫生共同建立幸福生活。然而，這些作品仍讓我思考：在今日跨國合製電影的環境中，是否還存在讓電影以如此深入、毫不妥協的方式，處理單一國家政治與社會現實的可能？《隱密之河》、《大地之血》與《變幻的風》都是另一個全球政治時代的產物，它們討論的是獨立鬥爭與民族現代化；而如今，完全自主的國家主權理想似乎已逐漸成為一種不可能實現的情境。

度假中

卡羅維瓦利國際影展不斷重新塑造影展身分，但它的核心始終未曾改變：致力於發掘新電影與新銳電影人，同時持續反思自身作為前東方集團影展的歷史遺產。此外，這個影展的氛圍中有一種獨特的玩樂精神。每天都彷彿充滿偶遇驚喜的可能──也許是一部原本沒有抱持太高期待、卻最終證明蠻出色（或至少相當不錯）的電影；又或者是在某個晚間活動中，遇見某一天最喜歡的一部影片的導演，於是開始聊天、一起吃飯、喝飲料。在卡羅維瓦利，真的可以感覺到自己正在度過一段夏日假期。而也正是在假期之中，我們才真正有時間思考：如何開始面對當代電影產業基礎的問題，以及是否能在某個時刻，找到不同於現有運作方式的替代做事的方式。■
 
．封面照片：2026 卡羅維瓦利國際影展一隅；Maja Korbecka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