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25 奧斯汀電影節，看空間的感知與裂隙中的真實情感──評《情感的價值》、《火車大夢》
電影如何描繪流動的空間與重層的時間？又如何觸及真實與虛構、歷史與記憶之間的裂隙？本文以 2025 年秋末於奧斯汀電影節（Austin Film Festival）放映的《情感的價值》（Sentimental Value，2025）與《火車大夢》（Train Dreams，2025）為觀察起點，試圖從多重空間意義與歷史視角回應上述提問。
邁入第 32 屆的奧斯汀電影節於 2025 年 10 月底落幕，為德州帶來多部在國際影展上備受矚目的首映作品。除了劇情長片、紀錄片、短片、動畫等不同形式的影像放映外，影展也以聚焦劇本創作的工作坊與論壇聞名，是美國少數以劇作家為核心的電影節，也因此被暱稱為「作家的電影節」（the writer’s film festival）。《情感的價值》與《火車大夢》皆出自合作多年、默契深厚的編導雙人組。前者由 Joachim Trier 與 Eskil Vogt 攜手創作，後者則由定居德州的 Clint Bentley 與 Greg Kwedar 共同改編而成。儘管兩部電影的題材與場景迥異，卻都對家庭、記憶，及某種介於「之間」的狀態進行深入探索，也為電影時空的思考開啟不同的可能性。
空間中錯位的感知與記憶
空間是有感知的，而棲居其中的人可能並不共享相同的記憶──這是《情感的價值》帶給我最直觀的衝擊。如果一段充滿隙縫、陰鬱潮濕的家族史，能夠藉由一幢房屋被側面訴說；如果那些難以言說的秘密與暗影，能被緩緩攤開成一頁頁蜷曲皺摺、亟待解密的檔案；如果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可以（有限度且遲來地）彌補失能的父愛──這些都是《情感的價值》拋出的假設性問題，而片中也透過收放自如的剪接節奏、宛如手術刀般精準的場面調度、情感層次豐富的群戲演出，及自覺而不自溺的影中影後設設計，勾勒出令人餘味無窮的解答。
片中女主角 Nora Borg（Renate Reinsve 飾）是一位以出演契訶夫作品聞名的挪威劇場演員，卻深受舞台恐懼所苦。故事從童年時期的 Nora 出發，重現 Borg 家族宅第在 80、90 年代的樣貌。這棟尖頂的暗紅色別墅座落於奧斯陸文化氣息濃厚的弗龍訥區（Frogner），在 Nora 的兒時想像中，它彷彿具有人的感知，能以旁觀者或見證者的姿態，靜靜收存、吐納這個家族的日常：Nora 與妹妹 Agnes 飽滿歡騰的笑鬧聲、父母爭執時尖銳刺耳的「噪音」、身為心理諮商師的母親多年來在書房診間接收的諸多秘密，以及導演父親離家後徘徊不去的轟然靜默。
時空快轉到現在，而今 30 多歲的 Nora 與 Agnes（Inga Ibsdotter Lilleaas 飾），為了處理母親後事，重返孩提時代的家，也因此（不得不）和多年不見的父親 Gustav（Stellan Skarsgård 飾）再度相見。已經是知名導演的 Gustav 多年未有新作，希望 Nora 能出演他專為她撰寫的劇本女主角。然而，Nora 無法諒解長年缺席的父親以如此自我中心的方式尋求和解，遂斷然拒絕。這個角色因緣際會落到美國演員 Rachel Kemp（Elle Fanning 飾）身上，Rachel 仰慕 Gustav 才華已久，卻逐漸意識到自己捲入了一場非她所願、錯綜複雜的家庭風暴之中。
這是一部關於諒解、而野心卻又不僅止於此的電影。片中承襲了 Trier 奧斯陸三部曲靈動的影像敘事語法──譬如《愛重奏》（Reprise，2006）裡的頻繁跳接與視角轉換，以及《世界上最爛的人》（The Worst Person in the World，2021）中的小說式章回結構──全片以近 10 次短暫黑幕作為段落節點，在觀影時營造出類似小津安二郎空景的效果：一方面收束跳躍或錯置的時空片段，另一方面也在高張力情節之後為觀眾保留一絲喘息與思考的餘裕。影片橫跨逾百年的時間軸──從 1910 年代延伸至 2020 年代──揭開 Borg 一家與這幢暗紅色房屋交織互構的創傷家族史。全片主要以 35mm 拍攝，除片首以具 MV 速度感的蒙太奇倒敘姊妹的兒時片段外，中段亦穿插顆粒感強烈的 16mm 黑白蒙太奇影像，以低解析度回溯 Gustav 的母親 Karin 在二戰德軍佔領挪威期間所遭受的迫害，以及她於 1950 年代在家中自縊的悲劇。這段創傷記憶埋下了日後 Gustav 難以維持親密關係的遠因，並間接形塑了 Nora 的感情觀。
裂隙之間的情感真實
片中時常透過窗玻璃，以框中框構圖呈現屋內外的景象，讓觀眾彷彿以窺視者的視角，從支離片段中拼湊出這個家庭糾纏難解的情感樣貌。相較於投身藝術的 Nora，身為歷史學家的妹妹 Agnes 與父親的關係相對和緩。尤其是在她前往國家檔案館查閱祖母入獄的相關紀錄後，Agnes 似乎對父親的過往與選擇產生了新的理解。Nora 則對於自身和妹妹的記憶落差深感困惑，「為什麼我們的童年沒有摧毀你？」Nora 問道。「因為我有你。」Agnes 娓娓答道。這終究是一個關於愛與愛的匱乏的故事；而 Nora 與父親的和解，則必須透過電影所創造的虛構空間性才得以可能。
Gustav 的劇本，表面上看似是關於母親自縊的虛構再現，但其實觸及的是自己與 Nora 身為藝術創作者，往往需要直面的身心臨界狀態（這在《愛重奏》與《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奧斯陸》（Oslo, August 31st，2011）都已浮現），以及將電影獨有的虛構空間性作為一種器皿或媒介，在可控條件下承接溢出日常語言的情感狀態。片中以兩段動態長鏡頭呈現影中影橋段，一方面與快速跳接的倒敘影像形成鮮明對照，另一方面則呼應了 Gustav 所代表的歐陸作者導演美學取向，同時更是片末關鍵轉折得以開展的形式裝置，而剪接的介入則凸顯了記憶與情感得以重新編排、組構的可能性。作為一門藝術，電影尤其擅長透過構圖、鏡頭運動與音畫剪接鑿刻出具有流動性的空間，因而得以深入那些語言難以圈訂的，介於有與沒有、在場與缺席、明與暗之間的縫隙。也正是在這些裂隙之間，光得以滲入，理解與寬宥也因而可能。
關於人類與空間的關係，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Yi-Fu Tuan）曾寫道，人類創造的空間（human space），往往反映出人類感知世界的方式與心理狀態，而空間在經過人的感官經驗與情感投射後，會轉化為具有情感厚度的地方（place）。（注1）對 Gustav 與 Trier 而言，這個空間可以是真實存在或虛構的，或是介於兩極之間的閾限空間（liminal space）；其中的關係可能是有機流動或重層互構的──房屋與電影、藝術與生活可以彼此嵌合、互為表裏。除了鏡像套層結構（mise en abyme），《情感的價值》也透過旁白縫合了這座複合空間的歷史脈絡。擔任旁白的 Bente Børsum 同時也是 Trier 外祖父 Erik Løchen 在 1960 年坎城入選劇情長片《狩獵情謎》（The Hunt，1959）的女主角，而 Løchen 本人在二戰期間亦曾遭受政治迫害。（注2）這層跨越世代與媒介的連結，使《情感的價值》得以游移於虛構與真實、歷史與記憶、空間與地方之間的縫隙，觸及某種介於灰階地帶、超越時空限制的情感真實。
小寫之人的美國歷史
如果說《情感的價值》以高度自覺的音畫結構來處理家族與國族創傷，那麼 Clint Bentley 執導的《火車大夢》則透過影像重建 20 世紀初美國太平洋西北地區的墾拓地景與人地關係，折射出一部迥異於「天命論」（Manifest Destiny）與「邊疆神話」（myth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等宏大敘事的小寫美國史。本片改編自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 Denis Johnson 的同名中篇小說，男主角 Robert Grainier（Joel Edgerton 飾）是一名隨季節遷徙、參與太平洋鐵路工程的伐木工人。《火車大夢》的敘事時間亦橫跨數十年，穿插多個時空場景、回憶與夢境片段，並由 Will Patton 低沉舒緩的旁白引領觀眾獲得一種超越故事當下時空的俯瞰視野（注3）：譬如說，我們透過旁白得知，工人辛勤建造的木橋將在多年後被鐵橋取代。
這部（反）史詩的敘事結構宛如葉脈般延展，整體大致沿著線性時間推進，卻又不時岔出支脈，回溯記憶之流或逸入夢境之中。如同 Bentley 的首部劇情長片《再生騎師》（Jockey，2021），《火車大夢》同樣大量運用自然光進行實地拍攝，也呈現了許多在晨光或夕暮的魔幻時刻、以逆光捕捉的角色互動場景，人物與周遭景色緩緩舒展成詩意的剪影。相較於幾乎全以手持攝影的前作，《火車大夢》透過手持與廣角定鏡的搭配，再加上逾八成於華盛頓州森林實景拍攝的影像，使得人與自然之間多重而傾軋的關係更加凸顯。譬如片中多個由下往上仰望樹冠與天空的低角度鏡頭，宛如模擬樹根或樹幹的視角，靜默地觀察周遭地景的變遷──被鋸伐的雲杉木、新鋪建的鐵道、急駛而過的蒸汽火車──森林裡倒下的樹木因為電影而被清晰地看見並聽見。
透過主角 Robert Grainier──旁白始終以 Grainier 稱呼他──我們看見一位游離於主流歷史之外的小寫之人，如何在其一生中親歷並見證美國現代化工程，及其被掩蓋的暗面。沈默寡言的 Grainier 來自愛達荷州，自幼喪親後便暫居親戚家，青少年起開始投身西北地區的伐木墾拓工作。這些工人多半獨身且四方流離，是當時西進開發的主力。在一次行旅中，Grainier 目睹一名華裔移工遭到其他工人欺凌，最終被拋入山谷喪命。自那之後，這位華工的身影宛如幽魂般在 Grainier 的生命裡揮之不去，時而閃現在他鮮明的夢魘與幻覺之中。
在 Grainier 孤寂平凡的一生中，妻子 Gladys（Felicity Jones 飾）與年幼的女兒 Katie 是他為數不多的牽絆。他們位於愛達荷河畔山坡的木屋，常在他遠行時浮現夢中，也成為支撐他的溫柔想像。片中許多家庭場景皆以自然光或燭光拍攝，讓人物情感在柔和光暈中徐徐展開，使觀眾彷若身歷其境，感受他們生活中的細碎片刻。故事中段出現意想不到的轉折，牽引觀眾隨著遭逢巨變的 Grainier 一同感受他餘生的迷惘、不解、憤怒與怨懟，而這些強烈的情感，也與他先前的恬淡知足同樣動人。
變化是《火車大夢》的核心關懷，片中精巧地運用畫面比例與影像設計，將時代與生命的遞變具象化。接近方框的 3：2 的畫面比例，使觀影時如同翻閱一幀幀泛黃的舊相片，形成一種特殊而懷舊的時間質地。片首被釘在樹幹上的皮靴，是亡故工人在人世間殘留的痕跡，也是貫穿全片的重要視覺意象，象徵著人類在浩瀚自然中的渺小存在，時間的流動則藉由靴子四周蔓生的青苔呈現出來（原著小說並未提及此一意象，但我認為它精準地凝鍊了整部作品對人類、自然、時間的思索）。另外，片中也經常使用留白與非置中構圖，將角色安排在景框邊緣，彷彿他們只是風景的一小部分，也讓觀影時產生一種被自然環境所包覆的感受。
片末的滑翔機蒙太奇，帶領我們與 Grainier 一同回望他人生的大小時刻：他的悲與喜、他所擁有與失去的一切，以及流淌於存在與消逝之間的浮光掠影──「很美，不是嗎？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很美。」與 Grainier 一同伐木的忘年之交 Arn Peeples（William H. Macy 飾）在意外離世前曾這麼對他說道，而一生多舛的 Grainier 一直要到生命盡頭才能領略其意。儘管片中所處理的是一個幾乎已是老生常談的命題，但透過詩意的影像語言、既寫實又如幻夢般的時空感，以及演員細緻內斂的演出，《火車大夢》仍可謂一部真摯動人的時代小品。
我仍清楚記得在奧斯汀市中心的 Paramount Theatre 看完《火車大夢》後，那股奇異而難以言喻的時空感。或許是電影本身的緣故，也或許是因為這個有著深厚歷史澱積的觀影空間。這座新古典主義風格的戲院建於 1915 年，原先以歌舞雜耍表演（vaudeville）為主要演出形式，1930 年代內部改裝後，才轉型為電影放映場所，並於 1970 年代被列為國家歷史地標，今日則已成為奧斯汀重要的劇場、單口喜劇與電影文化場域。
Paramount Theatre 本身便是一處凝結重層歷史的空間，近百年來在此放映的無數作品，引領本地觀眾穿梭於各式影像時空之間，感受那些介於虛實之間的情感結晶，以及因為電影而可能的閾限空間與時間。2025 年奧斯汀電影節選映的這兩部作品，某種程度上都帶來了這樣時空與情感跨度皆深刻、廣闊的觀影感受。■
．封面照片：《火車大夢》電影劇照；僅作報導及評論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