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62】從真實移民悲歌到獨立製片小品──專訪《柔似蜜》編劇傅世晏

第 62 屆金馬獎甫於 11 月落幕,其中美國獨立電影《柔似蜜》(Rosemead)以最佳改編劇本獎躋身入圍行列。該片改編自真實事件報導,講述一對華裔移民母子愛琳(劉玉玲飾)和喬(壽恩城飾)走向絕望的家庭悲歌。臺裔美籍編劇傅世晏以沉穩的筆法,細緻還原事件始末,也引領觀眾看見青少年心理病症的暗角,與這對母子撼動人心的深沉之愛。
在導演意志仍相對佔主導地位的電影圈,訪問編劇是件難得的事。然而,傅世晏作為爬梳故事的第一棒,卻是為電影勾畫藍圖、提煉出精神主軸的關鍵角色。雖然在美成長求學,置身已高度工業化的美國影視環境,但她所面臨的產業困境,仍與臺灣的影視工作者無異。
尤其當這部獨立於好萊塢主流之外的電影來到金馬獎,除了是出於主創團隊共通的尋根情懷,恰恰也反證了金馬獎海納百川的華語電影評選機制的存在價值。這個舞台,或許遠比我們想像中要承載了更多交流、衝撞與激勵的意義。
這是傅世晏第三度造訪臺灣,她笑說上次來是因一趟家庭旅行,他們租了一輛車環島,頭份是她父母的故鄉。這回她帶著母親,因參加金馬頒獎典禮而來,既似是上一代的衣錦還鄉,也像是她以個人的筆觸,重新勾畫她與這片土地的微妙關係。
在這場真摯的分享中,她與我們談論了作為編劇改編真實事件的不易,與她心中丈量改編幅度的那把尺,也聊及她與導演的工作模式,以及她作為亞裔女性所面對的產業難題。尤其是那些人人皆會有所感的創作心經,相信之於臺灣的影視工作者,仍有相當的取經意義。
──首先能否請您與我們分享這個作品的創作緣起?聽說這個改編最早是由製片方發起的,請您談談一開始接觸到這個作品的過程。
傅世晏(以下簡稱傅):這部電影是以真實故事為基礎改編的──一名華裔移民母親發現自己的兒子對校園槍擊案感到癡迷。這是一個很美國的故事,但同時,又很亞洲,兩者結合,就是我一直渴望創作的故事。因為這是我個人身分認同的兩個面向,也是我一直有興趣深入探索的。
當那起真實事件發生後,《Los Angeles Times》的記者 Frank Shyong 寫了一篇報導文章,那次寫作經歷對他個人來說也非常具有挑戰性。他觸及了亞裔美國人群體(注1)的心理健康課題,這也是他已經追蹤了 10 年的議題。這個真實故事是一場悲劇。我們的製片人 Andrew Corkin、Theo James 選擇了這個故事。Andrew 說當他讀到這篇文章的時候,他就知道這不是好萊塢會想製作的故事,這讓他更想做這件事。
──這是什麼原因呢?亞裔移民電影在美國影壇應該也算是一個特殊類型,或是這個故事對好萊塢來說仍不夠具有商業性?
傅:我們現在就是在以這部電影證明他們的想法是錯的,我們嘗試將移民的血淚搬上大銀幕,希望證明這樣的電影仍然有觀眾。對好萊塢來說,當你要做的事情缺乏前例時,就更難說服他們相信這能成功,他們不會為此冒險。當這個故事發生在移民家庭時,他們更會覺得這不是我們的經驗,我們不需要理解這個故事。
同時,故事的悲劇結局可能也帶有爭議性,會挑戰到不少觀眾。但這就是真實故事的結局,所以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改掉它。但我們確實曾經收到過諸如「難道就不能用更快樂一點的方式來結束這個電影嗎」的回饋。我試過一些方法,但終究沒有用,因為這個故事就是必須以現在這個方式結束。
──我好奇,從那篇報導文章到電影,有哪些部分是取材自真實事件,又有哪些是您在改編時虛構的呢?
傅:真實事件中的愛琳確實曾去東京的一所學校修習平面設計。因為美國夢,她和丈夫也在阿罕布拉經營一間印刷店,並撫養他們的兒子。所以這是真實發生的。我的改編方式是,當我閱讀 Frank 的報導文章時,我像是一個調查者,尋找能搭築起這個故事的真實細節。有些細節只出現在 Frank 的筆記裡,沒有出現在文章中,我也可能會使用。除了 Frank 已經研究過的,關於這個家庭我們所知甚少,因為這個真實事件太敏感了。Frank 已經嘗試去採訪更多人,也大概知道哪些人會願意敞開心房。
所以當我在塑造角色的時候,我就是盡可能汲取真相的本質,然後在此基礎上去創造。但是我所創造的,也還是會回過頭來對應這些事實的起點。比如我知道喬想去游泳,但我不知道他是否有加入游泳隊,又或他是否真的有去游泳。但我思考的是,如果現實生活中的喬想去游泳,那就是一個可能。雖然喬已經去世了,但是在電影裡,我們有機會讓他真的做了這件事,我想這也許也會是他喜歡的。

──除了記者 Frank 本身已做的調查之外,您是否還需要另外去做田調訪談呢?
傅:導演林文德(Eric Lin)和我曾經和真實事件中喬的同學們聊過,他們有告訴我們一些細節,但是當時喬在學校已經有些孤立自己。他有一個很親近的朋友,但是在喬生命的最後階段,他已經不太敞開自己。這些同學和我們分享他們當時怎麼嘗試主動接近他,也告訴我們他在學校如何被霸凌,被針對,這也加劇了他的焦慮。一個同學說,喬曾被票選登上年刊,作為最害羞的代表,但他拒絕了,因為他不想被拍照。這些小細節最後都沒有成為情節點,但是幫我們建立了角色,也讓我更了解喬在學校會怎麼和其他人互動。
──您在電影中也處理到青少年的心理課題,對此您是怎麼做田調的呢?
傅:當我在寫初稿劇本的時候,我就是在嘗試抓到這些角色的感覺。我閱讀了蘿莉席勒(Lori Schiller)的書《迷網:蘿莉的美麗境界》(The Quiet Room: A Journey Out of The Torment of Madness)(注2)我也看了 BBC 的紀錄節目《Don't Call Me Crazy》(注3),就是廣泛涉獵任何我能找到的資料。但是這些功課只足以讓我完成初稿。
在有了初稿後,我們請不同的心理健康專家閱讀劇本,並提供在刻畫上的建議。前面我提到 Frank 作為記者在這個領域深耕多年,所以他也參與其中。當劇本階段結束後,導演 Eric 和飾演喬的演員壽恩城也做了更多功課,因為恩城的表演需要在銀幕上足夠具有說服力。就我所知,他們看了大量精神分裂症患者相關的影片,了解他們的行為模式。Eric 曾提到恩城有一副耳機,當要演出片中的發病橋段時,耳機裡會真的傳來聲響,這樣就能幫助演員仿擬真實的情境。
──我確實注意到電影在構築精神分裂症的病症時,作了不少視聽上的細節,包括喬的畫作塗鴉,他聽到的聲音,以及教室外頭站著的神秘黑影等。
傅:我覺得這正是導演 Eric 的功勞。他真的找到一個方法讓喬的精神分裂症具象化,也讓它轉化成是喬想要保護他的母親的意念。他真的相信有人想要傷害他和他的家庭。這讓喬的精神分裂症某種程度上和他對母親的愛匯流在一起。我覺得這個情感力量很強大,這也是 Eric 帶進這個故事裡的。
──您是怎麼和導演一起工作的呢?是您先完成初稿,再與導演討論,確認導演會如何呈現這個故事,您再作修改嗎?此外,據我了解,您曾經與本片的製片合作過,他們是先找到您,確認由您撰寫劇本,再確定本片的導演的嗎?
傅:正如你所說,我和 Eric 會先一起過一遍整個劇本,Eric 會提出特定想法,以及他希望討論的東西。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過程。我們可以一起檢視劇本中某個明確的情境,也可以提出參考片。我覺得作為編劇,有時候比較讓人沮喪的是,你就是交出去了。但是這部片,我和 Eric 是在對話的,而且一個聰明的導演會問你,「為什麼你做了這個選擇?在這裡你考慮的是什麼?我不太理解,或這對我無效,或我可能會想改一下。但是在這之前,先讓我們理解一下你為什麼這麼做。」我覺得這就是你期待能與導演建立的理想對話。
這是我們第一次合作,這也是 Eric 執導的第一部劇情長片,此前他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攝影師。我和製片人 Mynette Louie 當時正在做一個電視項目,是關於陳果仁謀殺案,她引介我作為《柔似蜜》的候選編劇。他們見了許多編劇和導演,試著尋找最佳組合。就我所知,Mynette 和導演 Eric、攝影師 Lyle Vincent 曾經一起做過一支學生短片,他們彼此認識,所以最後就組建了這樣的創作團隊。
──在電影中有沒有哪些地方與您當時寫下的劇本不同,但透過導演和表演的詮釋,讓您覺得更好的呢?
傅:當然,你知道作為編劇,你就是將寫的東西交出去了,你對於它最後會長什麼樣子是難以掌控的。但是將劇本搬演到大銀幕上還有很多路要走,需要做出不同的選擇。你只能希望兩位演員所做出的選擇,導演 Eirc 所做出的選擇,依然可以回到劇本的核心本質,也就是這兩個人近乎執迷的關係,但是真實存在的愛。當我第一次看這部片的時候,我有點靈魂出竅的感覺,因為一方面我知道這是我寫的劇本,但另方面,我又完全沉浸到電影中,我幾乎沒在想這是我寫的。
──我發現您書寫了不少與青少年有關的影劇。您對這類故事有特殊偏好嗎?您有興趣持續探索這類題材,還是這只是巧合呢?
傅:我發現我會聚焦在我人生中的特定時期。青少年時期是很情緒化的,每件事看起來都很冒險且重要。當你年輕的時候,就只是像是走過長廊,經過你喜歡的男孩這樣的事,好像都要冒很大的風險。這些感受就這樣印刻在我心裡,所以有段時間我也將它們寫進那些青少年角色裡。但現在我著眼的是我的工作,所以我也前進到不同的寫作階段,就像《柔似蜜》是關於母性(motherhood)。我也發現了這樣的創作轉變。

──您有兩個雙胞胎小孩,我想《柔似蜜》這個故事對您來說應該也意義非凡?
傅:確實如此。當我在寫劇本的時候,我更多的是投射自己想象中一個母親可能的樣子,並且想到我的母親,以及我和她的關係。但是現在當我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這些影像的時刻看起來又更有意義,更動人了。當喬失蹤了好幾天,愛琳終於在停車場找到喬的時候,她只是不斷告訴他,「你還是我的兒子。」這就是一個母親會說的,不論你做了什麼,你都是我的兒子。
──我想這當中也帶有一個意念是,她是唯一可以為她兒子負責的人,所以這也導到她最終的選擇。
傅:沒錯,所以她會覺得不論他做了什麼,她都該對他負責。
──我發現在您的生涯中,您也曾經擔任記者為雜誌撰文,這樣的經驗對您撰寫《柔似蜜》這部電影有幫助嗎?以及,您也曾經改編過短篇小說、漫畫等不同媒材的作品,這些改編工作是否也幫助您累積了經驗?對您來說,過去的這些改編和這次的改編最大的不同和挑戰是什麼?
傅:我確實曾經為康泰納仕(Condé Nast)(注4)、《紐約時報》等工作,那時候我還在做我的第一支片,這些是我白天的工作。也像是你現在正在做的事,在當編劇的同時,也作採訪。
我覺得過去和不同編輯合作、做調查研究、事實查核等的經驗,確實對我很有幫助。到現在這些故事都還在我的腦海中,當我在寫不同劇本時,還是會啟發我。我曾經做過一本關於伊麗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的書,以及那個時代她所飾演的埃及女王克麗奧佩脫拉七世,這也啟發我想到,如果今天我要寫一個生活在中國地下社會的現代版克麗奧佩脫拉,會怎麼樣?當我在作改編的時候,這些想法就會跑回我的腦中,讓我在作虛構創作時有更多伸展台。
當我在改編我的第一部片《夜的姐妹》(The Sisterhood of Night,2014)時,我加了一個臺裔美國人的角色,我把她從原作短篇故事中的 Katherine Anderson 改成 Katherine Huang,我也把故事舞台搬到現在。我做了一些調動,但我仍然遵循原作的主題和核心。
這回在《柔似蜜》,因為當事人的家人在悲劇之後仍在努力生活,你必須更謹慎。我很努力不要去做一些不必要的改動。其實這都關乎這部片要講什麼,對我來說每件事都必須要叩應到一個母親對兒子的愛,以及一個兒子對母親的愛。在我的初稿劇本裡,對精神分裂症的描繪相對外顯。因為我們是跟隨喬的視角,看到他所看到的東西,在他所見的視野裡,就是存在一個實體,所以當我在寫初稿時,我就是直接展現出那些聲響與種種。但是當我們進入到下一個階段,恩城作為一個好演員,要將喬表演出來的時候,他就會將這一切都內化。這個世界是透過他來展現的,我們不再需要真的看見一切。我覺得看見太多反而有點失焦,因為這還是一個關於兩個相愛的人的故事,所以我們就是要做一些選擇。但這些更動都是很輕柔的,我不會做不必要的改動。
──所以對您來說,從真實故事到電影,您最想守住的核心,就是這對母子的關係和他們對彼此的愛對嗎?關於片名,我也非常好奇,我聽說在這之前還有一個更直接的原始片名?
傅:是的。關於原始片名,我記得是寫在我的初稿劇本上,但我們在給別人看劇本的時候應該沒有用過那個片名。當時的那個片名是取自愛琳在報導文章中對朋友說的一句話:「我送走他了。」(I sent him away.)
──對我來說非常有趣的是,現在的片名「Rosemead」實際是故事發生地的地名,但同時它的中文音譯「柔似蜜」,讀起來又像有其他意涵,我自己想像的是「母親的愛就像蜂蜜一樣溫柔」。
傅:我喜歡這個詮釋!我不確定當時是怎麼做片名的翻譯,但我確實發現電影中有些地方我並非有意為之,翻譯卻讓某些東西變得更深刻。像是愛琳說「我疼你」,我可能在英文劇本中就是寫「I love you」,但這是不一樣的。我覺得這件事很迷人,在英文裡你其實找不到一個詞可以對應「我疼你」。因為在英文中,「love」這個詞就是包山包海,但在中文裡,那就是指涉特定的、不同種的愛。
──還有件事我也格外好奇,在電影裡,關於父親的前史故事似乎不是揭示得非常清楚,您作這樣的處理有什麼特殊的用意嗎?
傅:在劇本中有更多關於他的故事。喬的父親在電影開始的不久前去世,所以他們仍然處在失去他的陰霾中。他同樣也是因為某種癌症去世,很巧合地,愛琳也是罹患另一種癌症。本來在劇本中對父親有更多解釋,但我想是在拍攝的時候他們擔心故事中有太多謎團發生了,所以拉掉了一些父親的故事線。
──當我在看電影的時候,其實比起癌症,我感受到父親更像是在經歷一些心理病症。因為在喬的想像中,父親不是以一個正常狀態出現,而常常表現出像是想自殺,或傷害他人的舉動。
傅:是的,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父親也很痛苦。我無法想像對喬來說要先失去父親,再發現他的母親也生病了是什麼樣的心情,這就像是他要失去一切。

──前面您提到,這不是一部這麼好萊塢的電影,我也好奇對於美國一些獨立製作的電影來說,金馬獎意味著什麼?您們為什麼選擇投金馬獎呢?像是今年也有另一部獨立製片《幸福之路》(Lucky Lu)來到金馬獎。
傅:在我們團隊中有太多人有臺灣的根。我的父母在頭份長大,這是我第三次來臺灣,導演 Eric 的家庭也來自臺灣,演員劉玉玲和壽恩城也都有臺灣的淵源。我們的其中一位聯合製片人 Tony Yang,也是《幸福之路》的製片人。在美國的電影圈,只要是亞裔美國人,即使沒有直接認識對方,多少都彼此耳聞,這像是一個小社群,大家都在努力互相幫忙。
──您是在美國長大的嗎?您是怎麼開始您的編劇生涯的呢?
傅:我是在紐澤西州長大的,再是費城外一個很郊區的白人小鎮,像是鎮上只有三個亞裔家庭那種。之後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我遇到一個很棒的教編劇的教授。大學畢業後,我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學電影,我學了三年,也在那裡遇到我第一支片的導演。事實上一些教授現在都還在那裡,因為我兩年前又回去教了一堂電視的課程。
──您覺得亞裔美國人的身分對您在美國的影視產業裡生存有什麼影響嗎?
傅:產業總是起起落落,我覺得現在對每個人來說都很難。當然,如果你是一名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種的女性,這會更難。
──您目前有任何與臺灣電影圈合作的計畫嗎?
傅:目前還沒有,但我一直在想如果能寫一個發生在這裡的故事會很棒,因為這樣我就能回來,也能和現在的臺灣有更多互動。過去我和我的姊妹都是透過父母來理解這是另一個家,我們是臺裔美國人,但是我還沒有建立起個人的連結。
──最後還有一個補充的問題,電影結尾的最後一顆鏡頭,是愛琳的朋友選擇不焚燒照片。這個收尾非常動人,我們好奇這個想法是怎麼來的?
傅:在 Frank 的文章裡,他提到在愛琳做出行動後,她打給她的朋友,並請她燒了所有照片。當我後來在讀 Frank 的筆記時,他寫到她的朋友後來沒有辦法這樣做,所以這些照片最後是被送到艾琳的姊妹手裡,由她的姊妹燒了它們。Frank 沒有將這些寫進文章裡,但我選擇將這兩塊分別取自他的文章和筆記的碎片擷取出來。這就成為後來這部電影的結局,在很早的時候就是了,我一直沒有再改過。
──愛琳的朋友沒有選擇焚燒照片,也像是她想要記得,這很動人。
傅:我們討論過這件事,因為真實的愛琳很顯然不想要被記得,她說「把照片都燒了」,但我們卻做了一部關於他們的電影,我們在說他們的故事。所以這裡有個非常微妙的平衡,我們希望能透過述說這個故事,讓更多人去談論他們所面對的課題,他們的家庭秘密,或是他們面對心理疾病時的掙扎。這些都能幫助社會對話。我們覺得做這件事本身就足夠重要。■
.封面照片:《柔似蜜》編劇傅世晏;攝影/蔡耀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