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東京】我們是怎麼變成不會生氣的人？──專訪亞洲未來最佳影片《光環》導演盧泳完

東京影展（TIFF）自 2013 年起增設「亞洲未來」單元，每年選出一部最佳影片，歷屆得獎者有日本導演藤元明緒、中國導演王麗娜、土耳其導演 Emine Yildirim 等人。本屆（第 38 屆）東京影展亞洲未來單元最佳影片得主是韓國導演盧泳完（노영완／Roh Young-wan）執導的《光環》（후광／Halo），這也是韓國導演首次在本單元獲獎。此外，本屆東京影展增設亞洲學生短片競賽單元，來自臺灣的導演陳莉璇榮獲評審團特別獎，首獎以及另一名評審團特別獎得主同樣來自韓國。

盧泳完導演 1989 年出生在韓國釜山，畢業於湖西大學（호서대학교）戲劇系。畢業後參與多部韓國紀錄片與獨立電影製作，如關於韓國慰安婦的《鬼鄉》（귀향／Spirits’ Homecoming，2016）。電影《光環》是盧泳完執導的第一部劇情長片，本片製作人與共同編劇是他的妻子金恩娜（김은나／Kim Eun-na），講的是夢想成為導演，卻肩負許多家庭問題的 27 歲男主角珉儁（민준），為了拍片而當宅配員謀生，因為一次算命認識到自身「光環」所向，最終卻因故幻滅的獨立影人日常。在頒獎典禮上，導演介紹《光環》是一部「描寫身處陰影中的人們朝著光前進的電影，以從事宅配工作的主角為首，說出那些平時生活在不被看見之處的平凡市民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這部得獎作並未獲得韓國政府相關補助，全片竟然只以新臺幣 300 萬元左右的預算製作完成。無獨有偶，今年東京影展同樣有預算只在新臺幣 120 萬元左右的日本電影獲選參展。究竟這樣的獨立製片之路如何養成？或許一個拍攝影人成長而幻滅之路的導演，最能告訴我們韓國獨立電影製作的近況。本篇文章特別邀請《光環》導演盧泳完進行書面專訪，希望能讓更多臺灣讀者認識東亞國家新世代電影人想法及獨立製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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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再次恭喜得獎。最初看電影的時候，只注意到製片人金恩娜也是聯合編劇，頒獎典禮上才得知兩位是夫妻，甚至是過去大學的戲劇系同學。這樣的組合很令我好奇，想知道這部電影的創作過程是怎麼開始的？兩位又是怎麼合作的呢？

盧泳完（以下簡稱盧）：《光環》是一部將我內在自傳式情感，以及一路以來觀看這世界的思考融合而成的作品。特別是在疫情期間失業以後，生活中的許多事物開始變得不一樣。過去只是擦身而過的場景變得格外醒目；那些一直在身邊，卻未曾好好看見的事物，也開始一個個映入眼簾。

我想如實凝視那些我們因為習以為常而逐漸忽略的事物──家族、勞動、疲憊、關係帶來的傷口、社會對於個人提出的要求、暴力的歷史、看不見的壓力等等。在這樣的想法中，我就構想出這位「夢想成為電影導演的宅配員」的角色。宅配勞動者是最貼近我們日常，替我們建立生活連結的人，我們卻很少真正去思考他們的生活。正是在這一點上，故事有了出發的起點。

創作過程中，與身為妻子也是工作夥伴的金恩娜製片對話，給了我非常大的力量。每當我們兩人開始一個作品的時候，日常生活大部分時間都會被作品的討論所占滿：從劇本階段開始，我們就會非常細緻地討論角色的節奏、場景的意義、世界的結構等等。有時彼此意見衝突，討論常會持續到深夜，但往往正是那些激烈碰撞的時刻，讓作品變得更加清晰。

多次經驗讓我們明白：只要咬緊不放，在某一時刻，更好的方向就會浮現。《光環》就是這樣一部由無數次對話、深刻思考，以及我們共同走過的時間，一點一滴堆疊而成的作品。

──這部電影是兩位第一部發想的作品嗎，還是過去有過哪些未實現的創作計畫？在文化產業相對發達的韓國拍攝獨立電影，對於新導演而言，有沒有什麼特別困難的部分？

盧：拍攝獨立電影，就是在每一刻不斷做選擇的過程。最困難的事，就是在「想做到的事」與「能做到的事」之間找到平衡。特別是《光環》所有場景都是長鏡頭，只要有一次失誤，整場戲就得從頭再拍，壓力非常大。在預算和時間都有限的情況下，演員和工作人員都必須具備極高的專注力和體力才能撐得住。

我們從 2020 年開始寫了好幾個劇本，但如果不確定那是「此時此刻一定要用獨立電影說的故事」，我們就會果斷停下。《光環》是我們第一次一致認爲「這個故事，我們現在必須拍」的作品。對新人來說，最困難的終究不只是資金籌措或經驗不足，而是要清楚地為自己設下標準：哪些是一定要堅持守住的，哪些又是可以放下的。

──兩位都是戲劇系出身，電影製作經驗主要來自現場實務學習。能否分享一下你們與技術組（例如：攝影指導金載洪先生）的合作方式？

盧：我們和製作組其實是長年合作的夥伴，他們都是能以一擋百的優秀同事。因為已經合作超過 10 年，即便人手少，也能順利完成拍攝。與攝影指導的溝通，我是以自己親手做的分鏡為基礎，逐一講解每一場戲。至於模糊不確定的部分，就一起討論、修正、補強。由於時間非常緊湊，事先設定好想要的鏡位、攝影機位置與移動路線，就成為極重要的準備流程。

此外，因為我曾有劇場經驗，與演員們就是透過反覆排練，把每一場戲都練到足夠到位。在長鏡頭下，只要人物的情緒、節奏、走位稍微偏離，整個場景的意義就可能變得模糊，因此我們在排練階段花了大量時間，精準抓住角色節奏和場景走向。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與演員和工作人員慢慢共享同一種感覺和節奏，一場戲一場戲地完成了作品。

──聽聞這次在日本，有新人導演以大約 600 萬日圓的極低預算，藉由群眾募資完成其首部作品，並在獨立影院緩慢回收。據我所知，韓國商業電影這一兩年處於相當艱難的情況，不知道獨立電影的狀況如何？能不能分享一下這部電影的製作預算、政府資助的比重，以及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你們是如何思考不同花費優先順序等細節？

盧：整體而言，韓國的獨立電影環境並不容易。隨著商業電影市場低迷，獨立電影的預算和上映機會也同步縮減。對於新人來說，門檻感覺變更高了。

《光環》是以大約 10 萬美元左右的預算完成的。因為沒有獲得政府補助，大部分費用都得由我們自行承擔，甚至在拍攝途中預算就已經花完，不得不以導演個人貸款補足後續製作費用。

在預算有限、時間不足的條件下，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失誤降到最低。比起更好的設備或更大的拍攝規模，我們選擇投入更多時間在與演員和工作人員的排練、前期構想和更精準的拍攝規劃上。由於這是一部以長鏡頭構成的電影，只要出一次錯，整場就得重新拍攝，因此準備工作和準確程度變得比什麼都重要。獨立電影中，最難削減的費用其實是人事費。器材能減少、拍攝天數也可以縮減，但我仍希望能維持與我們共同工作夥伴們最基本的勞動條件。

──對於外國觀眾而言，或許會對於這部電影的某些設定感到陌生：導演是釜山人，電影主角也有相同設定嗎？或是這就是個發生在首爾的故事？主角的父親，似乎被設定成具有特定家族歷史的人物？

盧：《光環》雖然在首爾拍攝，但我不希望將這故事限制成某個特定城市的故事。我認為，如今全世界許多年輕人所感受的情緒和壓力，在不同地區之間其實並沒有太大差異。因此，主角珉儁也沒有被設定成哪個地方出身的人。他不是特殊的「地域性」存在，而是作為「生活在這時代的一名青年」出現在這故事當中。

倒是劇中父親的角色，我放進更具體的歷史痕跡。像是那些曾經參與韓國獨立運動的家族，卻未能從國家得過正當認可的人們，在這過程中累積下來的怨恨與委屈，以及在時代與現實的夾縫裡，這些情感如何轉化為暴力──我認為，這些都是至今仍在韓國社會各地反覆上演的陳舊傷痕。我希望能小心而節制地將這些元素放進作品當中。

我一直在思考自己所追求的電影方式。我似乎是個想要為日常生活中被發現的視覺安排（미장센／mise-en-scène／場面調度）、美感以及細微的意義賦予價值的人。因此在這部作品裡，我也希望讓每一個場景，不只是用來傳達事件或是推進情節，而能成為映照人物情緒、呈現時代氛圍的一種「場面調度」。

創作電影的過程中，我自己也會在腦中浮現許多意義，再將其化作影像。倘若觀眾在觀看時，能一一發現這些細小的線索，並以自己的方式去尋找其中象徵與意涵，那對我來說就已經足夠了。我始終相信，只要沿著這些線索前行，也許某種情感的震動，就會自然地傳遞進身體裡。

──男主角崔康賢（최강현）自然且真誠的表演真的很震動人心，聽說他是從 787 名試鏡者當中被選中的？導演在大學時期主修戲劇的背景如何幫助你跟演員的合作？另外，我在看電影時候特別注意到演員手上的凍瘡，那是特殊化妝嗎？看電影時，可以想見長鏡頭的拍攝過程勢必非常艱辛，在這樣的狀況下能成功形塑一位如此動人心懸的角色和演員，真的非常恭喜您。

盧：是的。我過去主修表演的經驗，在拍攝現場給我很大幫助。其實我最享受的部分，就是和演員之間的指導與溝通。我喜歡先去感受演員當下的狀態，他是以什麼節奏在進行表演，再一起找出如何以什麼樣的語氣，什麼樣的細節調整（뉘앙스），能讓他更靠近我所期待的那個點。能發現一場好的表演，並與演員一起將它打造出來，對我而言是非常愉快的事。因此，關於角色的部分，我幾乎不會妥協──因為我相信，正是那些微小的細節，才能成就一個人物。

片中像是主角手上的傷痕、繭、膠帶留下的痕跡等，都是用特殊化妝打造的細節。我們參考了實際宅配員的手，希望自然呈現出珉儁所承受的勞動重量。雖然以長鏡頭拍攝難度很高，但演員崔康賢從頭到尾都保持著高度專注，用肉身去承受珉儁的情緒，他甚至為戲減重超過八公斤。我非常確信，崔康賢在未來一定會成為一位非常優秀的演員。

──我想順著「珉儁」這個角色，問一個與性別相關的問題。珉儁刻苦而溫柔的男性形象，似乎在韓國電影中相對罕見。像是他在送貨過程中在電梯被人辱罵，之後竟然選擇不搭電梯而走樓梯送貨，簡直有點溫柔過頭了。導演您在映後座談環節提到「珉儁身上有很強的自傳性一面，投射了我對於這個世界和社會所感受到的歉疚」，這種「歉疚感（미안함）」指涉的是什麼，能否多談一些？

盧：有些觀眾在映後會問：「為什麼男主角珉儁不生氣？」在被問到這句話的那一刻，我反而覺得，這正是這部片想觸及的地方。我心中的珉儁，是那種在家中作為老么（막내）、作為最後一代，總是在壓抑情緒的人；也是被上一代延續不斷的暴力與傷痕所困住，想說什麼卻說不出口，長期停留在那種位置的人。對我來說，他不是「不會生氣的人（화를 낼 수 없는 사람）」，而是「已經無法生氣的人（화를 낼 수 없게 된 사람）」。

我所說的「歉疚感（미안함）」，也正是從這裡生出來的。在生活中，我們會遇到許多人，有時候會不經意地做出判斷，或表現出不耐煩。但其實，我們誰都不知道，那個人經歷過什麼樣的事件、背負著什麼樣的歷史，承受了什麼樣的重量，才走到此時此刻出現在我們面前。作為同時代生活的人，對這些未知的重量，我心裡其實存在一種抱歉。這樣的感情，自然滲透到珉儁這角色身上。

我自己也有個年幼的孩子。在養育他的過程中，這些想法變得更深了。我希望這孩子未來生活的世界，能再溫柔一些；我自己也希望能成為一個不會輕易對別人的處境做出論斷的人……這樣的願望大概也融進了電影當中。

至於性別議題，我並沒有想傳達特別的訊息。我認為自己也無法替韓國電影界性別狀況的大方向下定論。不過，在這部作品裡，我想做一個非常小的嘗試──把韓國社會通常視為男性扮演的角色分配到女性身上，而把慣常期待由女性擔負的角色轉由男性承擔。

──您是否有特別喜歡的藝術家或創作者？（不限於電影）

盧：我從李滄東導演、達頓（Dardenne）兄弟、肯洛區（Ken Loach）、是枝裕和、黑澤清、艾方索柯朗（Alfonso Cuarón）、麥可漢內克（Michael Haneke）等導演的作品學到非常多，至今仍深深敬重他們。無論是他們面對角色的態度、觀看世界的方式，或是將這些視角轉化為電影語言的手法，都一直給我巨大啟發。

在電影之外，我也很喜歡登山家沃爾特博納蒂（Walter Bonatti）的文字與精神。他的紀錄中，包含著看待自然的方式，以及對人性的深刻思索。這些觀點也深深影響著我拍電影時的眼光。此外，我也經常翻閱攝影家崔敏植（최민식）的人物攝影集、詩人金洙暎（김수영）那種坦率而毫不掩飾的語言，以及許多建築攝影作品，它們都成為我觀看作品的重要線索。這些累積自然拓展了我對於「人物的質地如何被捕捉」、「場景的空間應如何呼吸」的感覺。

但是說到底，給我最大啟發的，仍是來自日常生活中的人們。散步或走過市場時遇到的普通人，他們的表情、姿態，以及即使沈默也能感受到的某種質感，對我來說都是最重要的靈感來源。像《光環》中的男主角珉儁一樣，我自己也常四處走路。走路時，我會將那些擦身而過的場景與瞬間，用照片或文字記錄下來。過一段時間再回頭看，時常會在其中發現全新的意義。我相信，正是這些日常中偶然相遇的微小事物，反而成為電影的基礎。片中多數外景場地，也都是在這樣的散步與偶遇之中被發現的。

──兩位早期參與的電影作品，主要都與韓國歷史（如慰安婦議題）相關。這些經驗對於這次轉向處理相對個人化或私密的故事，留下了什麼樣的影響或痕跡？

盧：至今仍是我最敬重的恩師，曾在我大學時期某一天，傳來一則非常短的訊息——「這世界總是混亂又疼痛」（세상은 늘 어지럽고 아프구나），「讓我們為那些被邊緣的人們從事藝術吧」（우리 소외받은 사람들을 위한 예술을 하자）。這句話，至今仍是我衡量藝術的標準。每當我要決定該如何看待某個角色、該把心思放在什麼樣的場景時，腦中首先浮現的也是這句話。這些經驗自然讓我更傾向於走向那些「微弱的聲音」（작은 목소리）。乍看之下，也許像是在講個人的私密故事，但我相信，貼近一個人的生命，細緻地凝視她／他的世界，其實是最準確記錄時代的一種方式。

──目前已經有下一部作品的拍攝計畫了嗎？

盧：我們正在準備當中。這是一部跟隨一位剛滿 20 歲左右的年輕女性的故事。那是一個人生第一次開始能看清楚這世界的年紀──看見那些在甜美的表面底下，被隱藏的真實。電影將描述她面對這些真相的旅程。下一部作品預計會在韓國與海外取景，目前正在籌備階段。■
 
．封面照片：《光環》電影劇照；Helicon Studio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