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過去，理解「歷史」成形的過程：專訪《造山者─世紀的賭注》導演蕭菊貞
編按：甫於 2022 年以南迴鐵道紀錄片《南方，寂寞鐵道》入選釜山影展，導演蕭菊貞拍攝臺灣半導體產業故事之新作《造山者─世紀的賭注》，將於 2025 年六月於臺灣院線上映。本期《放映週報》專訪蕭菊貞導演，以《造山者─世紀的賭注》創作源起談起，從看似冰冷算計的產業變革中，看見時代先行者的人文色彩，也從導演一貫的關注角度中，再談其對呈現「歷史」的鍾情。請見本篇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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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紀錄片工作者，如何面對即將流逝的歷史？在訪談中，導演以爽朗的口吻談及，即便不是擅長的領域，無法預期的困難接踵而來，仍有一種使命感讓她必須要去保存、去考究、去論述。
這或許是一種關於「投身」的感受，全然地沉浸，在某個特定的時刻，觸碰到難以言說的內在信念，不計一切代價的付諸行動。回望這座島嶼過去半個世紀的旅程，從被國際孤立、像棄子一樣的島，到如今在全球地緣政治舞台上舉足輕重的位置，這段不可思議的歷史關鍵轉折，是否也是一場漫長的「投身」，匯聚了無數個人的選擇與努力？
時間拉回 70 年代，臺灣風雨飄搖的時期，退出聯合國、多國斷交，焦慮感瀰漫，許多人選擇移民、出走臺灣。在農業轉型加工出口的年代，島嶼面臨著深刻的生存危機，愛國電影不是歌頌勝利，反而強調即便失敗也要守護國家的悲壯。正是在如此低迷且充滿不確定的氛圍下，臺灣做出了一個「不合邏輯」、「孤注一擲」的決定──轉向發展當時連政府內部許多人都反對、不熟悉的高科技產業。
「這不能簡化成一段由豆漿早餐會展開的產業神話」，蕭菊貞導演說，她試圖透過鏡頭記錄的，並非冰冷的產業成就，而是第一代科技人與決策者的核心信念與革命情感，以及他們如何在極高的失敗風險下，從工廠鎖螺絲、畫設計圖一步一步撐起整個產業的艱辛與韌性。這不是英勇的決定，更像是被迫的選擇，如果不是真的面臨生存危機，誰會願意冒風險，選擇一條未知的道路？
如今，艱難的起步讓小島舉足輕重，甚至被媒體描述為「可能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地點」。前所未有的國際關注與認同，是歷史的選擇帶來的榮光，但也伴隨著巨大的代價與挑戰。產業發展高度仰賴資源，資源分配的不公、高耗能的爭議，以及隨之而來的環境與衝擊，都是全民共擔的代價。這場圍繞著晶片，持續不斷升級的競賽和賭局尚未結束，臺灣仍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和不確定性。
透過蕭菊貞導演的視角，我們得以重返那些歷史場景：或許是已經消失的欣欣早餐店、又或是臺灣半導體產業推手潘文淵先生研擬 RCA 技術授權的圓山飯店 508 號房。看似必然的歷史進程，不是巨輪的無情碾壓，而是一個個具名的選擇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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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與我們談談《造山者─世紀的賭注》的源起，包括您如何投入這個企劃，以及籌資、湊齊主要創意夥伴的過程。
蕭菊貞（以下簡稱蕭）：這個企劃是我發起的，如同影片中的自述，起源於 2019 年胡定華先生的追思會。原本從科技或產業面切入這個題材，總覺得太冰冷、難以進入，那次追思會讓我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革命情感」。他們當年什麼都沒有，從工廠鎖螺絲、畫設計圖一步一步撐起整個產業，很多人現在是科技界的大人物，但在回憶過往時，仍會因為「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壓力而落淚，這種信念讓我義無反顧地決定去拍這部片。
雖然我可能已經算是「資深」導演（笑），但每次創作我還是得從零開始，沒有錢就得想辦法找資源。第一個支持我的是「或者書店」的老闆陳添順，他本身做半導體設備，也經營書店和電影院。他來找我討論藝術電影策展的時候，我跟他分享我想拍這些科技人的故事，他聽完馬上就說：「我支持妳。」那份直接而熱情的回應給了我很大鼓勵。
後來在金馬獎擔任評審時，又遇到 CNEX 董事長蔣顯斌，他本身也是科技背景出身，也對這個題材很有興趣。他一聽我說明計畫，就想加入。所以，我們後來就形成了一個基本的三人團隊。
拍攝和技術執行，還是由我原本的紀錄片團隊負責，但添順與顯斌的科技背景對我有很大幫助。我們除了共同募資，也會針對產業趨勢或技術議題討論。例如 AI 橫空出世時，大家都在討論它會不會泡沫化，我們為此聚了兩三次，討論該如何呈現。他們也會分享他們業界掌握到的最新資訊，成為我在創作上的重要智囊。
──半導體產業普遍給人的印象是高機密、企業文化封閉，本片訪問到大量的從業人員。請與我們談談過程中與被攝者交流的人脈網路擴展過程。有沒有難以取得訪談的對象？
蕭：我在清大任教，本身就有不少學長身在科技產業，每次校友會或相關聚會，其實都會接觸到這些人。也因為我接了行政職，現在是圖書館館長，在會議中就認識史欽泰院長等人，他是清大的講座教授、榮譽教授，這些都是環境的便利。我對這群人並不覺得距離遙遠，如果有些人我不熟，也會透過陳添順或蔣顯斌幫忙介紹。
關於難以取得的訪談，我可以換個方式回答，拍這個題目困難之處其實不是在產業本身，拍農業、拍鐵道也是一種產業，那對我來說不成問題。我覺得比較不一樣的是，我早年拍的比較多是一般庶民，而這部片記錄到的是臺灣社會階級最上層的人，每一位幾乎都是上市公司背景，這對我是挑戰。如果你有看過我以前的片子，其實我很容易跟受訪者靠近，但這些人比較難。一開始我們會怕晶片製程不好懂，但他們也會怕我們，因為他們平常接觸的都是產經記者，「電影人來找我們幹嘛」？很多人分不清楚紀錄片跟新聞有何不同，必須讓他們理解「我們是在拍歷史」。他們甚至也不一定能意識到，自己所做的事在臺灣近代史上的重要性，因為每個人都很專精，越專精反而看不見整體脈絡。
但是，到最後，我有獲得受訪者的信任，林宏文先生有提前看片，我請他幫我確認一些技術字眼或產業細節，其他人都是在特映會上，才第一次看到這部電影。比如史欽泰院長，他在特映的現場看完，之後說了一句話：「每個重要事件和技術節點，我都是參與其中的。但我從來沒有像這樣，看到這整條線被串起來。」他說那天他一直流眼淚，突然覺得：「原來我們是這樣創造了這些東西。」
──本片花了蠻大的篇幅，去尋找小欣欣早餐店、圓山飯店的 508 號房，等等以空間為引的故事，想問導演對歷史地景的看法？
蕭：為了搞清楚臺灣半導體起源的傳說地點：「小欣欣早餐店」的具體位置，我花了七個多月去找，連夥伴都說不要再找，用電視台的照片就好。但我疑惑怎麼才過了 50 年，地址就不見了，每個人都說它很重要，但沒有人說得出它的確切位置。為了找到它，我用盡方法，地政事務所、戶政事務所、地方耆老、附近店家都問不到。後來我反省：「我們面對歷史的態度是什麼？」是不是總覺得差不多就好？用一張照片就可以交差？我不想要這樣的答案。
我想回到「人」這件事上。很多歷史事件都被神話化了，像是「一碗豆漿奠定臺灣半導體基礎」，聽起來很厲害，但這種過於簡化的說法其實說服不了我。我會想知道，在 1970 年代，事情為何會這樣轉折？所以我去關注人與空間，因為這些場景承載著那個時代的背景與情感。我希望觀眾能透過這些地方，認識背後真正的歷史情境。
我在教臺灣電影史，清楚 70 年代的氛圍。那是個大家想離開臺灣的年代，是外移、低迷的年代，當時還在發展加工出口區，縫衣服、做代工，怎麼會突然跳去做晶片？這個轉折完全不合邏輯，我不相信只是豆漿店那場會議，喝個豆漿，就能想出一個改變國運的計畫。一路研究下來，我開始理解，臺灣之所以轉向科技，是因為當時面臨生存危機：退出聯合國、石油危機、缺乏資源，我們必須想辦法活下來，而科技產業就是在「國家危難」中長出來的，這個說法其實很少有人提及。就連我開始做這個題目的時候，也沒有人這樣告訴我，直到我們從潘文淵的工作日誌上發現，他當時把自己關在圓山飯店兩週，閉關寫計畫書，只有在需要資訊時才叫人進來協助。這段故事讓我很感動，我開始想像他當時的心情。
我問圓山飯店那間房間還在嗎？有沒有改變？他們說房間結構沒變，只是重新粉刷。圓山一開始不願意讓我們拍，我們聯絡很久，經過多次溝通他們才同意。拍攝當天，我先站在陽台很久，想像潘文淵當年站在陽台，看著 50 年前的臺北，懷著什麼樣的心情，寫下那份關鍵的科技發展計畫。
不是滿足於教科書或特刊、紀念影片裡那些活靈活現、簡化的敘述。做文史工作的人，不能輕易放過細節，找到那個房間，去那裡拍攝、感受、對照文獻，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事。當我親自走進那個空間，對於當年他們的情懷，我能有更深的理解與投射。
──導演選擇產業前輩們齊聚一堂的紅酒聚會，作為電影相當重要的尾段場景，像是慶功，也像是時代的告別。品賞紅酒，通常像是上層階級活動，也是我們在「紀錄片」中不常看到的影像。以您的立場來說，您為什麼選擇這個場景作為電影的結尾？
蕭：拍攝到一半時，和他們變得比較熟，有次聊天時提到，很遺憾無法再訪胡定華先生，潘文淵基金會的執行長羅達賢先生忽然對我說：「導演，我們其實每年都有聚會，只是因為疫情停辦了一年，現在疫情趨緩，正在考慮是否恢復舉辦。」我一聽簡直如獲至寶，立刻問：「可以讓我去拍嗎？」他說得先問過大家，畢竟是私人聚會，而且人越來越少，有的老去、有的已去世或移居國外，我請他幫忙促成，強調我們不會打擾，只在旁邊遠遠拍攝、不介入。很感謝羅先生，他不但穿針引線，還一一詢問與會者，最後他們同意了。
聚會那天，我感受到他們對我們沒有距離。也許是因為我們早已拍了一段時間，他們不再把我們當作記者，而是熟悉的朋友。他們自然地吃飯、聊天、喝酒，我們靜靜地在旁記錄，彼此都很自在。
我後來選擇把這場紅酒聚會放在結尾，一方面是整部片中很難找到合適的位置插入這個片段，另一方面是我很希望在片尾呈現這場同學會般的聚餐，讓觀眾看到這群曾在國家關鍵時刻扮演要角的人，如何慢慢從歷史舞台回到日常，回到我們每個人都會經歷的生命階段——未來的 30 年、50 年同學會。我覺得這樣的結尾挺好。
──電影在六月上映，但仍一路追蹤到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家與美國現任總統唐納川普在今年三月的會面。請問導演，本次將電影階段性收尾的時機點大概有哪幾個節點，是您認為可以判斷「作品完成」的時機？
蕭：一開始為了籌資，對外說兩年完成、一年後發表，但中間各種大事件接連發生──疫情、中美貿易戰，還有台積電超越三星，我原本還想放進 1985 年的日本廣場協議，後來也拿掉了。再加上 AI 橫空出世、GPT 上市，整個產業走向超乎想像。我們一邊拍、一邊重新做功課，包括蒐集 AI 產業報導、NVIDIA 的泡沫化風險等，因為這些都直接影響台積電的未來。那時候真的不知道怎麼收尾，發展速度遠超過 2019 年我開拍時的預期。
其實到最後，我自己都快瘋了。AI 越來越強、台積電市值甚至超過臺灣一年 GDP，全世界只有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業有這種規模。你覺得應該可以收尾了，但川普又出來選總統，而且這次更明顯對臺灣不友善。我們一度想等美國大選結果，但結果出來後真的嚇壞了：川普當選、馬上提出衝擊台積電的新政策，我陷入極度焦慮。片子要講什麼？怎麼看待臺灣的處境？完全不知道。那段時間幾乎每週都有新發展，國際新聞一波接一波，根本無法停下來。科技產業不可怕，地緣政治和國際局勢才是最難控制的部分，也是我最大的挑戰。
去年底大家都勸我，已經夠努力，可以收尾了，所以我設下死線，開始剪輯、做音樂、配音。到了今年一月、二月，已經有一個版本準備混音、做字幕。但 3 月 3 日發生一件大事：台積電 CEO 先後站在白宮和臺灣總統府開記者會，還分別有兩國元首陪同發言。我覺得這是歷史性的場景，不能不放，只好厚著臉皮請所有人再重做一次。原定四月發表，但因為事件太重大，我們決定延到五月、再到六月。那段時間非常辛苦，直到 5 月 6 日在台北影業才完成中英文字幕版的 DCP，5 月 10 日就正式發表了。
──片中點出許多半導體產業的隱憂，包括其身為一個高耗能產業，仰賴臺灣相對廉價的勞動力，甚至是徵收土地、衝擊區域文化，去發展科技重鎮，也影響臺灣的人才培育方向與社會對文科理科的印象。您自己如何看待這些成本（代價），如何判斷將這些素材放在電影中的考量？
蕭：原本資源分配這部分，預計要佔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篇幅。很多人質疑我是不是拿了台積電的錢，甚至說我不再站在庶民那邊，而是靠向資本家。但事實是，我沒有收他們任何經費。他們只是拍攝主體。
大家喜歡講「雞蛋與高牆」，認為我站在高牆那邊。可是在全球角度下看，臺灣本身才是那顆脆弱的雞蛋，我是在代表臺灣的視角發聲，我們得正視臺灣的處境：在 2023 年，中共軍機繞臺近 4,000 次；到 2024 年更超過 5,000 次，這些數據讓我意識到臺灣的脆弱，我們仰賴科技，但同時也暴露在風險之中。
高科技產業初期幾乎都需政府支持，臺灣也一樣。半世紀前選擇這條路，是孤注一擲，如果失敗了，就什麼都沒了；但成功了，就得承擔其後果。「同島一命」不只是抵抗外來侵略，更是我們如何看待自身問題的展現。當我們說要根留臺灣，一方面卻又責怪企業外移，那我們有什麼條件讓他們留下來？這是一道全民選擇題。產業若要轉型，勢必要走向國際。美國、荷蘭、西歐的大企業，沒有一個是完全在國內生產的，我們也養不起這樣的產業。我們要思考的是：企業該以什麼樣的形式與模式，才能兼顧「根留臺灣」與「國際競爭力」？可惜的是，當我們討論這些問題時，常常被政治化與情緒用語綁架。像「台積電美積電」這樣的標籤，只會模糊焦點，無助於解決資源分配與產業政策等核心問題。
我們應該更認真思考人才政策與產業政策，尤其是在土地變更時，也要關注文化保存、聚落記憶與文史價值。就算空間改變，至少讓人們知道這裡曾經有故事、有歷史。我找蔣顯斌與陳添順合作這部片的時候，一開始就強調：我們不是來歌功頌德，而是要深入討論資源分配這個議題。雖然後來因為國際局勢變化，討論的比例變少，這是意料之外的。但在原始構想中，這塊其實是核心，包括缺水、缺電、人才流失、綠電問題與大崎村遷村等，我們都花了大量時間拍攝，只是後來發現，這些問題也和國際局勢緊密交織。
──在結束長年的拍攝，完成《造山者─世紀的賭注》這部作品之後，您對本次拍攝的主題有何階段性看法？
蕭：影片中，我以「海」作為意象來象徵臺灣的處境。海洋既是邊界，也是保護與風險的來源，更可能是無限契機的象徵。我想邀請觀眾思考：這片海究竟是庇護，還是阻隔，是希望，還是風險？臺灣四面環海，國土狹小，應該具備更大的國際觀。然而，現實中，我們反而常陷於「安於現狀」的心態。尤其在內部共識模糊、國際上又面對中國政權強烈壓力的當下，臺灣更應該保持警醒。
你說資源都壓在這個產業上，公不公平？的確不公平。但你敢不敢放手？我們誰都不敢。所以這是一種全民共擔的選擇。我們享受它帶來的保護與經濟成就，也勢必要付出代價來守護它在這座島嶼的存在。
臺灣有許多值得去回顧的歷史，但我們實際上談得遠遠太少。為什麼我要去採訪這些人？因為歷史是由人的選擇和行動累積而成。透過他們的故事，我才能處理那段大歷史的厚重與複雜。■
．封面照片：《造山者─世紀的賭注》導演蕭菊貞；攝影／蔡耀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