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層攤開生命經驗的特殊性：記 2024 Visions du Réel 瑞士真實影展

第 55 屆 Visions du Réel（瑞士真實影展）於 2024 年 4 月 12 日至 21 日間舉行，10 天盛會期間，寫下 50,493人的觀影人次（含戲院及瑞士境內線上觀看），戲院上座率也較先前增加 18%。本屆總計放映的 153 部影片中，127 部是從 3,300 件投件作品選進，86 部為世界首映，14 部為國際首映，並且瑞士參與製作 24 部，可貴的是，此次來自 50 個國家的影片裡，有 23% 是來自西歐之外的全球南方以及東方地區，臺灣在此次亦有兩部作品入選，分別為羅苡珊的《雪水消融的季節》（2024）〔入選炫光競賽（Burning Lights Competition）〕及朱建安的《公鹿》（2024）〔入選國際中長片及短片競賽（International Medium Length & Short Film Competition）〕。市場展相關的「VdR–Film Market」，則有 418 部作品提供進一步發行交易，影展期間也同時接待高達 1,219 名業界專業人士。

本次影展的榮譽嘉賓（Guest of Honour）是中國導演賈樟柯。賈樟柯早年創作即以機動性高的輕便器材，結合素人演員、實景等非虛構元素，落實描繪現實的意圖，後來也拍攝過多部紀錄片；至於影人工作坊（Ateliers）則請來作品有《我們》（Nous，2021）、《聖奧梅爾殺嬰案》（Saint Omer，2022）的法籍塞內加爾裔法女導演 Alice Diop，她的創作特別聚焦於她成長之地，也就是巴黎東北郊區的塞納－聖但尼省（Seine-Saint-Denis），這個他人眼中充斥犯罪、治安混亂的區域，在她的作品中，卻憑藉傳遞居民的生活記憶，解構外界帶有偏見的刻板想像。Alice Diop 同時清楚紀錄寫實風格背後的操作性質，以及在鏡頭中介下，看與被看關係產生的、視線與想像間的差距，因此她也會穿插其他參照資訊去偏移敘事，顯露這之中帶有的後設成分。而生長紐約皇后區的美國導演 John Wilson，則為此屆影展的特別貴賓（Special Guest）。他執導的紀錄影集《約翰威爾森：紐約不聚焦》（How To with John Wilson，2020-2023）帶領觀眾對紐約日常物事進行觀察，具有古怪幽默的娛樂性之餘，又有隨機偶遇閒聊下迸發的感性，充分展現大都市下千奇百怪的人物面貌及日常喜感。

地景視角下的流亡過程

瑞士女導演 Nicole Vögele 的紀錄片《The Landscape and the Fury》（2024），拿下本次國際長片競賽的評審團大獎。擅長以鏡頭直觀性捕捉細緻變化的 Nicole Vögele，在這部新作中將觀眾帶到波士尼亞和克羅埃西亞交界鄰近的市鎮大克拉杜沙（Velika Kladuša），此地是 1990 年代南斯拉夫內戰的衝突地點之一，由此往西北穿越濃密的森林，亦是當初許多難民逃亡選擇的路徑；如今，儘管內戰早已結束，卻換成逃離敘利亞的難民，選擇從此地進入歐洲尋覓更好的生活。

儘管有著歷史重複發生的既視感，導演卻無意透過敘事刻意強調，反而是地景本身，才是本片形式最主要的核心。相較以往風格，Nicole Vögele 這次更多次使用大遠景鏡頭，讓行進人物在昏暗光線下形成微小剪影，隱沒在視線所及處，同時，過去或現在逃難的個人故事，有時以軼聞般的口吻，透過畫外音滲透進來，與地面的物件，有些是以前戰事遺留尚待掃除的地雷，又或是敘利亞難民在路上拋棄的衣物財產，遙相結合成關於人類的傷痕，以時序混雜的樣貌，沉澱在地景裡。

大地無情，只以它自身的樣貌存在，相形之下，難民只能順應環境本性尋找前方出路，此地的隱蔽（特別是入夜後）既給予逃難的人機會，然而森林深不可測，也可能讓人迷失其中，再也走不出來。導演不以人道主義的方式講述逃難者故事，卻是以鏡頭將觀眾視線牢牢又帶有節制地附著在地景觀察上，讓人感受難民穿越這裡時的環境體感，例如樹林間幽微難測、周遭荒野聲響加劇原本就有的不安（被抓到遣返甚至被洗劫喪命）。這使得《The Landscape and the Fury》不屬於又一個逃難主題故事，而是與此地的環境緊密結合，屬於大克拉杜沙特有的經驗，現今發生的人類逃亡，疊合進過去曾有的，但對亙古的環境來說，這只是它身上的一部分印記，甚至人類的時間感，在此都顯得稀薄。

我們因此可說，本片用某種去人類中心的角度，來觀察逃難者的經驗，這固然令其不產生戲劇性的激情，但也因而讓人看見更多地景中的「同時發生」。比方敘利亞難民向遠方行進，在更遠處則有人全副裝備在掃雷，這互不相涉的事件，又或是當地居民幫了偶然上門求助的難民一把，隱隱回想起 90 年代類似情狀（但沒有激發出太強烈的情緒），種種淡淡跡象，顯露出逃難者自身的動盪不安，之於他人而言也多少有難以完全傳達於心的一面，回頭更加突顯逃難者易於被一般人忽略遺忘的事實。

風沙、光影與話語銘刻的離散

風中的話語能傳遞多少記憶與情感的線索？兩位哥倫比亞導演 Juan Pablo Polanco Carranza 與 Cesar Alejandro Jaimes 合作完成的《Carropasajero》（2024）非常具體而微地運用乘車的意象跟話語，傳遞出族群離散的寂寥心緒。影片絕大多數都是車上的場景，看似沒有目的地的行進在沙漠間，這裡是位於哥倫比亞瓜希拉半島北端、範圍橫跨該國跟委內瑞拉境內的瓜希拉沙漠（La Guajira Desert），而車上乘客多屬該地的原住民瓦尤人（Wayuu people）。在路上，乘客們以族語講述生命裡的記憶，有些年邁老者時而唱起回憶深處的歌謠，慢慢地我們理解到，他們其實已經離開原鄉很久了，遠赴異地打工的生活，讓他們對原鄉的印象逐漸模糊，只殘留在記憶的瑣碎片段或歌謠內容裡，這片沙漠，既是他們離鄉返鄉必經之地，沿途的風沙炙熱，也牢牢鎖進他們舟車困頓的肌膚裡。

鏡頭下描繪他們滿布歲月與勞苦的形體面容，結合進行進風聲呼嘯間的話語，構成一幅永遠在上路又遙無止盡不得休息的情境。幼年時在巴伊亞波特（Bahia Portete）海灣無憂無慮的日子，彷彿深陷在記憶盡頭，唯有透過話語才稍微從縫隙間甦醒，影片重複迴圈般的結構，亦加深其中的受困感，隨著時間過去，令人愈來愈覺得這輛載人的貨車彷彿挪亞方舟，上車的人僅帶著能隨身攜帶的，但這方舟卻沒有落腳之處，停滯在懸宕的時間。

也是在話語間，逐漸透露出瓦尤人最早的離散，從 1769 年的瓜希拉叛亂（Guajira rebellion）被鎮壓後就開始了，多年的強迫勞動、虐待、剝削，讓這族群淪為被任意支配、廢棄的勞動力，疏遠自身的文化與尊嚴，他們成為風中離散的民族，飄蕩各處，背負著認同的殘缺。口耳流傳的往事話語，成為錨定身分的最後線索，在車內炙熱的光影風沙與空氣間，維繫他們確實存在的痕跡。《Carropasajero》形式的專一打磨，使其成為一首視覺上抒情感懷的哀歌，許多意在言外的情感暗湧，從游移在人物面龐的明暗光線、空氣細微的顆粒、身軀因行進的微微顫動而清晰可見，組成一幅恆久流亡的姿態，透露背後深刻的悲傷。他們被遺忘在現代化的敘事與視野之外，他們的內在經歷的時間，更伴隨磨難而顯得疲憊悠長。

在形式間流動，顛覆父權的單一敘事

伊朗女導演 Narges Kalhor 因作品批判伊朗政權，從 2009 年起在德國申請庇護。她今年的新作《Shahid》（2024）以極有創意的手法，反思她身為女性，如何無時不刻受伊朗的父權陰影干擾。片名的「Shahid」是她姓名的中間名，同時在波斯文也意味著「烈士」，用來紀念她在波斯立憲革命（Pers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1905-1911）期間被殺害的曾祖父，換言之，這個中間名象徵她是烈士後裔，是她從曾祖父繼承下來的遺產。本片的核心，就從她向德國官方申請改名，要將「Shahid」從她的姓名中去掉開始。

開場的俯視鏡頭，即是飾演 Narges 的演員，全身赤裸並被畫上圖樣，成胎兒姿勢躺在地上，七名男子由飾演曾祖父的演員帶領，圍繞她起舞；隨後當她出門辦事，這些男人同時跟著她，跳著優雅又具威脅性的舞蹈，且不時在她耳邊低語。這樣的音樂劇手法只是本片採用的形式之一，隨後還可得見紀錄片、演出、動畫等風格的混雜，有時人物甚至直接對著鏡頭講話。「第四面牆」幾乎不存在的結果，便是敘事情境可任意地轉換流動，且不時安插進評論、解釋、人物（或導演自己）內心的悄悄話。另外，導演挪用手法的細緻還在於文化層次，不只音樂劇的舞蹈型態與服裝根源於波斯文化，此外動畫也是從伊朗傳統表演「Pardeh Khani」（演出者就著身旁的大幅畫布對觀眾說故事，通常是宗教或倫理事件）進一步改造而成。

藉由混用去顛覆各種手法原有陳規，或許意味，這些敘述型態的固定痕跡，隱含男性或父權「將話說定」的特質，因此，後設再後設，流竄在形式間，也突顯她身為女性對此的反抗，不欲被某種框架標定；再者，片中男性以歌舞和動畫表述的，多涉及支配、說教、革命英雄形象等充滿男性中心的話語，若說敘述形式與內容扣合為一尊，強調權威可信性，正是父權敘事的本質，那麼流動、從暗影裡發出雜音，便是女性靈活的力量來源，以回擊伊朗社會這「國／家／男性／敘事」的一體結構。拒絕被父輩的「命名」定義身分，也意味著 Narges Kalhor 拒絕這一整套結構，而由跟其他女性或缺乏話語權的人對話結盟，決定自身的面貌。

抗爭運動裡的情緒支援網

抗爭與異議團體內部常充斥路線立場、行動的爭論，然而西班牙女導演 Dora García 拍攝《(Revolution, Fulfil Your Promise) Red Love》（2024），主題雖涉及墨西哥的女權與跨性別團體為自身權益抗爭，卻也放進閱讀馬克思女性主義者亞莉珊德拉‧柯倫泰（Alexandra Kollontai）思想的線索，對抗爭與革命的意義、方式，獲得另一種新的體悟，為這部看似議題先行的做品，注入了敏感、同理心、愛等濃密的情感。

柯倫泰是20世紀早期的俄國革命份子，後來曾出任閣員成立婦女部，是出色的政治及外交家。在她的思考中，革命的團結主要建立在成員間彼此的情感與精神紐帶，而非僅是利益共同體。這類較不強調目標導向而側重聆聽成員間彼此經驗、想法的觀點，在本片中除了被 Dora García 自己閱讀，也被她帶進在拍攝中與對象的互動，因此影片除了記錄抗爭現場，也有不少是團體成員重讀柯倫泰文章的讀書會與經驗分享的場合，而這些段落，得觀眾稍微遠離了抗爭行動的口號與激昂，而更能仔細了解其中參與者內心的狀態，及與他人互動發生的轉變。

眾所周知，墨西哥多年來是針對女性和跨性別人士各種暴力最頻繁的國度之一，在這樣的處境下為權益進行抗爭，很難不經常聽聞讓人悲傷與氣憤的事件，如何不被負面情緒吞噬以致意氣消沉，在本片便成為柯倫泰觀念最能適切回應的部分。柯倫泰的文字被百年後這些性別運動者重新閱讀、消化，啟發她們仔細思考個人與團體的關係及實踐，團體內的相互支持，並不是只有同袍情誼的層次，創傷經驗的情緒轉折被仔細聆聽、接住的過程，不論對講述者或聆聽者而言，都營造出情緒上感到安全的空間，這樣的連結感促使她們心中產生更深的韌性，能在種種讓人沮喪的情境下復原，也對團體長遠的發展更有信心。

換言之，Dora García 拍攝本片時不單是觀察者，也有介入的成分，她其實引進一種更為柔性、類似支持者團體（support group）的態度，在互動中轉變了這些本屬理念性的倡議團體，去發掘、重構其核心精神的可能，藉由情感與情緒安全網的面向，理解我們何以身在此處、做這些事；而人物在片中的呈現，除了團體成員身分外，也顯露出作為個體獨特的氣質、想法，但即便是持激進對抗的立場，也能在這樣的團體氛圍下，平心靜氣與人對話。本片在拍攝時同時進行這個實驗的結果，也擴展我們對抗爭運動的想像，並非只有在街頭聲嘶力竭衝撞才是進步，離開現場外的這些情感支援網絡，亦是涓滴卻不可缺少的組成，片中那些情感交流時刻所帶來的，不管淚水、溫暖還是歡聲笑語，都為這部旨在抗爭與戰鬥的電影，額外賦予無比的生氣。

此次介紹的影片，分別可見創作者自身的創意，滲透在製作的不同面向。《The Landscape and the Fury》以大遠景鏡位與長時拍攝，貫徹其環境與人不分、連動之時又本質上有所殊異的視角；《Carropasajero》則將藏於個人與集體記憶內的創傷，鍛鑄為細膩絕倫又恆久的視覺意象；《Shahid》拆解形式的後設跳躍，正切合它對父權單一敘事的睥睨，化為低語紛飛的展演景觀；《(Revolution, Fulfil Your Promise) Red Love》則從與拍攝對象互動起，即帶有對話成長的潛能，不只記錄更是介入，不止步捕捉現在，更是指向未來。將這四件作品並列觀之，顯示出紀錄片製作的工作方式與成果，可以多麼有機、靈活與多變。■
 
．封面照片：2024 Visions du Réel 瑞士真實影展放映現場；2024 Visions du Réel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