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女影】異質的挪用、逾越與慢死:佩姬.阿維許(Peggy Ahwesh)的反叛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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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7
  • 趙正媛

編按:2024 年台灣國際女性影展策畫「焦點影人:佩姬.阿維許」單元,回顧美國實驗電影導演佩姬.阿維許(Peggy Ahwesh)作品,選映跨度從 1985 年《從羅曼史到儀式》(From Romance to Ritual)至 2021 年《夜流星垂》(Curve the Night Sky)共 15 部短片作品。本期《放映週報》刊載作者趙正媛專題評論一篇,以本次女性影展選映作品為基礎,由阿維許 80 年代至 2000 年代初期作品切入,進行對阿維許創作方法與作品特色之細緻梳理。請見本篇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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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輕便的攝影機,她進入一間又一間靈魂暫棲之所,從擁擠的城市公寓,到承諾尚未兌現的賭桌,這是她參加派對、置身人群的方式,在狂熱與脫力之際,將目光投向那些失準的行為與姿勢。接者,她會回到積累的膠卷與卡帶身邊,重新閱讀影像,直到拉扯出一道不言自明的問題。

有關佩姬.阿維許(Peggy Ahwesh)的想像,始於美國的 70 年代,當形式規則主導的前衛電影風潮,大舉向電影本體論展開詰問之際,甫從大學畢業的她,卻拿起 Super 8 攝影機,對準家鄉匹茲堡的龐克文化場景,為離群反叛的鄉人寫下肖像。昔日的鋼鐵大城匹茲堡,在她口中雖是「一無所有的地方」,但她在此結識重要的夥伴瑪吉.斯特羅瑟(Margie Strosser)、表演藝術家納塔爾卡.沃斯拉科夫(Natalka Voslakov)、實驗電影導演羅傑.雅克比(Roger Jacoby)和現代喪屍片大師喬治.羅梅洛(George A. Romero)等人。一幫特異的藝術家組成群集,虛無自嘲或放恣戲耍,透過游擊式的共同創作,奉獻影像給轉瞬即逝的微小之物,如同在瀕臨崩塌的邊緣上,建立起看似失序,卻持續運作著的烏托邦公社(注1)

完成肖像電影《匹茲堡三部曲》(Pittsburgh Trilogy,1983)之後,阿維許決定離開匹茲堡,但此時養成的技術與創作思維,將跟著她來到紐約的實驗社群,為日後的多元形變奠定基礎──在「回歸基本」的業餘者美學上(注2),組裝姿態各異的發聲、文本與媒材;自不和諧的模仿、滑脫正典的笑語和口誤,提取現實既存的異質性;以流動的聯想、非符碼化的女性感知,侵犯大寫作者及類型劃分的世界創造。本文將由此評析阿維許 80 年代至 2000 年初的重要作品,指出當中的核心策略與批判觀點。

女性言說的形構

在一神論家父長搖搖欲墜的年代,模糊輪廓的 Super 8 放大影像,拍下英國埃夫伯里的巨石陣,瑪吉.斯特羅瑟靠石站立,她的身影先於牛群和牧羊犬,為蒼白無力的陰天帶來生氣。無論是抬腿跨越藩籬,還是對著持攝影機的人,抱膝模仿巨石的玩笑話,相較於對史實侃侃而談的男人,她們在史前遺跡面前,顯得格外不正經。《從羅曼史到儀式》(From Romance to Ritual,1985)的開場,是尋常的觀光客遊記,但當旅人在自家院子,像孩子般展示講述,關於新石器時代的母系文化、性儀式及陽具象徵的分析,正如片名逆寫 1920 年的聖杯研究著作《從儀式到羅曼史》(From Ritual to Romance),電影以女性主義人類學式的戲仿,作為對抗敘事的框架,包裹起多段攝影機前的「女性談話」,是故在她的鏡頭前,她們毋須表現真誠專業,來迴避被錯估的風險,大可菸酒不離手,向鏡頭後的親密聽眾,高談秘密、八卦與荒唐的生命感悟,特別是那些日常難以提起的,蠢蠢欲動的暴力、性慾與性別身份的覺察,或掙扎於親密暴力的回憶。悚然的話音剛落,都市高樓在下一幕崩塌,揚起黯淡無光的蕈狀塵埃。


(圖/《從儀式到羅曼史》電影劇照;Courtesy of Peggy Ahwesh and Electronic Arts Intermix (EAI), New York. )

隨著她們的心事吐露,可察覺這樣的敘述型態,既是常見的女性情誼締結儀式,電影也指出所謂的「浪漫故事」,如何讓女孩在成人的過程,一步步通往父權社會的獻祭。不過,即便將凡俗瑣碎的經驗推至前景,電影也不侷限於家庭電影式的見證參與。例如在電影後段,女子暢聊在海地旅遊,因一位當地女孩的優雅姿態,想起成年之前的身體自尊,言談看似對白人觀光客的異國情調毫無自覺,但當她彎下腰出鏡熄菸,畫外輕喊出一聲「卡」,暗示方才詭異的自我揭露,可能只是迎合鏡頭的人設表演,而自我虛構與文化展演的幻象中斷,如同女性手持芭比演繹的腹黑心機,儘管觀眾、殖民者及家父長共構的知識追求慾(epistemophilia)並未被完全否決,但被攝者狡黠的回視,卻預示了影像潛伏的反叛。

如此以不連貫的敘事結構,懷揣看與被看的共謀、述行的(performative)口語表達,來抗拒電影意義合成的手法,在阿維許接下來的《瑪蒂娜的遊戲場》(Martina’s Playhouse,1989)更趨完善。「你有聽到嗎?我是 M-A-R-T-I-N-A。」頂樓傳來遠方的喧囂,小女孩瞪視攝影機,拼出自己的名字,彷彿社會尚未對她施加不懷好意的告誡,她無所畏懼地坦露身體,展現對從屬物件應當的主權,而家是她的領地,由她的「語言」命名,也由她訂下的遊戲規則來決定性別。相形之下,其他並行展開的敘事線,分別是手撫弄鮮花的特寫,配上成年男性的聲音,讀出法國哲學家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拆解「花」的象徵功能,指出花冠才是替換身體的慾望符號(注3),後段則聽見瑪蒂娜受人指導下,斷續念出拉岡(Jacques Lacan)關於慾望驅動主體構成的段落,卻將「匱乏的階段」(point of lack)錯讀為「運氣的一部分」(part of luck)。另一段則是表演者珍妮佛.蒙哥馬利(Jennifer Montgomery)對著鏡頭張嘴吼叫,先打斷前者絮叨的男聲,再與鏡頭後的阿維許互相調情,一下對她苦苦求情,一下又無所顧忌地挑釁,不斷延遲她的性幻想分享。這樣三線交錯的剪輯,不只提供電影聯想的基礎架構,她們難以收束的毛邊、口誤與邏輯紊亂的發聲,皆使任何意圖化約、排除異質的完美理論,都像是自相矛盾的妄想。

阿維許製作《瑪蒂娜的遊戲場》時,正在參加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和精神分析的讀書會,而她參照的後結構思想及女性主義電影批評,對語言和影像機制的意識形態的分析,也是當時實驗電影圈,經常挪用的創作資源。不過,比起沈迷於詮釋解讀,阿維許頻繁在作品中引用文本,常是曲解或反諷的形式,並從中撐出尚未被人探索的疆域,在現實表徵的極限,作為言說主體的女性,她們的性意識、慾望與主體構成想像。最激進的一刻,便是瑪蒂娜和她的母親,也就是變裝國王表演藝術家黛安.托爾(Diane Torr),交換了母嬰的角色,玩笑中換位體驗一方需求的迫切,與另一方交付身心的焦慮,在父權秩序缺席的影像空間之中,她們輕易跨越社會的意義系統,為人們設下的窒礙界線。

踰越的情色寓言

薄光裡愕然的慘叫,倒在床上的裸體男子,還有全身只披了風衣,就衝出房子的女子,16mm 的黑白影像的陽台別墅、林中墓地及逃亡的姿勢,令人不禁揣摩起可能發生的異變,不過飾有花邊的字卡,很快就將我從喪屍的期望中喚醒。阿維許與錄像藝術家凱斯.山朋(Keith Sanborn)合作的《死者》(The Deadman,1990)改編巴塔耶死後出版的同名小說,故事從愛德華的死去開始,瑪麗「內心產生了空虛」,出於對死亡的恐懼,她赤身走進樹林,在揮灑尿液時體認到:「…這是裸體和暴行…」(注4)瑪麗第一個明確的想法,幾乎也是最後一個,之後憑著混沌的直覺,她在身心慾念驅使下展開行動。原著關於淫穢的陳述,體現巴塔耶《情色論》從禁忌及踰越的角度,解讀極限的情色與瀕死經驗,作為引導人超脫世俗的關鍵,但是,阿維許卻從中讀出實現女性絕爽(feminine jouissance)的潛力──相較於拉岡含糊提及一種超越陽具中心、無以命名的否認形式,更接近西蘇(Hélène cixous)所言,滲入書寫的差異及女性歡愉。


(圖/《死者》電影劇照;Courtesy of Peggy Ahwesh and Electronic Arts Intermix (EAI), New York. )

「在拉岡的觀點下,女性和性意識根本不該出現在電影裡[……]凱斯和我討論了很久,我們想以某種方式,將作為性主體的女性,重新安插到電影裡。」(注5)阿維許對於理論的引用,從不在於正確解讀,於是有了電影《死者》由蒙哥馬利飾演的瑪麗,中景長鏡頭追逐著全身肢體,她在風雨裡瑟縮陶醉,又在酒館裡魯莽勾搭,表現出充滿侵略性的女性形象。模仿默片效果的字卡,穿插於影像之間,字卡文字來自原著,在一章一頁的正文下方,用粗體大寫呈現的大綱,然而,片中演員經常脫離字卡給定的行動綱領,即興加戲或輕描淡寫,阿維許不完全將激進性,託付給硬核情色的「可見性狂熱」(frenzy of the visible)(注6),更強調瑪麗肉身盈滿情色、挑釁的生命力,在恐懼與狂喜中向死而生。對原著最大的改動,則是發生在結局的死亡時刻:見證她自殺的伯爵,在工地中央失去力氣,倒在未凝結的水泥上,同時遠方墓地在陽光下燃燒,女聲旁白則淡然說起:「你和我沒有太大差別,但將我們連結在一起的是,產生怪物的理性的失誤。」像是一次揮別拉岡、巴塔耶的宣告,或許正是阿維許的電影,將深植於父權社會結構的破壞性力量,化為有形的女性生存與解放。

在探索女性的性意識之餘,阿維許傾向以改編與挪用,重新詮釋及創造的手法,在她的代表作《色愛》(The Color of Love,1994)獲得更多發揮。觀眾將看到,在腐蝕破裂的痕跡,與相疊暈染的色斑之間,兩個女人寬衣解帶,在男性屍體身上塗抹假血,不懷好意向癱軟的陰莖舉刀,開始一段滑稽的三人性愛,沒有插入也沒有「money shot」,只有手指撐開的陰道口皺摺,在特寫下不斷放大,狀似要吞噬整個畫面。眼前非比尋常的影像,並非阿維許親自拍攝,而是來自她的朋友,將損壞的電影膠卷,扔進她任教的巴德學院外的垃圾桶,她才拾獲兩部 Super 8 拍攝的業餘色情片。雖然膠卷上的痕跡,大多來自原片浸泡雨水的結果,但阿維許以光學印片機做出的調度,卻將影像帶往截然不同的方向:在重拍中增減的影格,讓影像放慢或加速,並透過局部放大的特寫位移,將視線聚集在她們忘我的濕熱親吻,而女性演員對彼此的慾望,在刻意延長的放映時間裡,幾乎溢出宰制與窺淫的公式。

既非徹底批判,也不輕率肯定,正如她在片末向 60 年代的性剝削片導演桃樂絲.維斯曼(Doris Wishman)致敬的手勢,阿維許藉舊片衍用(found footage)不只是重新發掘這個受人輕賤的類型,更是將「色情片」作為問題意識,在腐蝕色斑阻斷的幻象之中,探索性腳本與類型構成的觀演關係,與女性身體和性意識再現的關聯。最具體的一幕,即是片末突然更換場景,黑暗中裸著上身的女性身體,將手伸進白色內褲自慰,而她的臉倒在景框之外,這是阿維許拾得的第二部膠卷的開頭,卻是本作的終點。一方面,如同學者戈芬克爾(Elena Gorfinkel)認為,自慰的女人指涉的觀者認同,超出對男性凝視的預設,建立起電影之於幻想的套層架構(注7)。另一方面,我推想阿維許將巴塔耶「無頭而立的怪物」(acéphale),改寫為無頭橫臥的女體,或許在斷絕首權威的支配之後,得以在畫面中心留下的,將是作為性主體的女性:「女人已經逃離她的頭顱[……]她在自身之外發現的,並非禁止罪行的上帝,而是未意識到禁忌的存在。」(注8)

經典拆解與改裝

在阿維許多變又複雜的作品中,除了大量的文本引用與話語展示,另一個重要的取徑,即是重啟對電影類型範式的審視。例如,她在短片《恐怖電影》(The Scary Movie,1993)與長大幾歲的瑪蒂娜,和另一位小女孩松亞,運用家中現成的道具材料,一起翻玩、戲仿各式恐怖片類型的經典手法,像是從片頭模仿舊漫畫的字體開始,松亞貼著小鬍子,變裝為彈奏豎琴的怪異魔術師,穿著洋裝的瑪蒂娜踩在音符上,但突然靜止的精緻臉龐,彷彿無感於在她身上遊走的棉花鉗、聽診器,以及黑手套接枝的巫婆手指,勾起觀眾的人偶恐懼之餘,閉上眼睛的她,又像在等待被殘忍肢解的命運。不過,荒謬的場景緊接而來:一隻橡膠質感的男性手臂掉入鏡頭,輕觸著瑪蒂娜的身體,更在她的腳上逡巡不去,就像在義大利鉛黃電影大師達利歐.阿基多(Dario Argento)的《深夜止步》(Deep Red,1975)和《坐立不安》(Suspiria,1977)充滿存在感的「手」,在這裡卻變成令人發笑的平價道具。接著,當松亞將錫箔紙刀,疲軟地抵在瑪蒂娜的胸口,特寫下受害與加害快速顛倒,只剩兩張被逗笑的臉龐,製造一波又一波反高潮的戲劇性,早已分不清驚聲尖叫和張嘴大笑的差異了。


(圖/《恐怖電影》電影劇照;Courtesy of Peggy Ahwesh and Electronic Arts Intermix (EAI), New York. )

《恐怖電影》就像以家庭電影的格局,進行恐怖片解碼的影像論文。阿維許和兩位小演員,重製並戲仿眾多類型符碼,不僅為已成經典的形式,帶入二次創作的活力,在鏡頭下分離的人身與繁複配件,搭配錯置、無聲源的罐頭音效,更將恐怖片涉及的肉身及性別越界,轉化為女孩們得以自由拼貼,甚至挪用於自我創造的元素,無關任何禁忌或驚嚇功能,更不必回歸異性戀正典下的「正常」。事實上,除了自身對低成本類型片的愛好,阿維許在創作上關注的,一直是奠定類型的界限所在,像是在她同年與斯特羅瑟合作完成的劇情短片《怪天氣》(Strange Weather,1993)便將她的視野拓展到紀錄片領域。在這之前,她早已養成習慣,隨時紀錄身邊的奇人異事,這方面是受安迪.沃荷(Andy Warhol)的即興拍攝影響,而《怪天氣》主要參考的是電視紀錄片影集《條子》(Cops,1989-),該劇以觀察式的拍攝方式,紀錄地方警官執勤辦案的過程。不過,引起阿維許好奇的,卻是那些身處暗處的成癮者,他們在幻覺與現實之間撐開的想像力。本片少見地啟用了三位專業演員,來飾演在佛羅里達的公寓沈浸於古柯鹼的年輕人,演員中還出現《尋找西瓜女》(The Watermelon Woman,1996)的導演雪瑞兒.鄧兒(Cheryl Dunye)大談白人特權與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但他們都渾然不覺毀滅性的颶風將至。

為了探索影像營造「現實感」的極限,阿維許運用玩具攝影機 Pixelvision 拍攝全片,將棕梠樹、天空雲層及佈滿貝殼的海灘,這些典型的佛羅里達風景元素,拍出粗礪扁平的冷峻質感,拍攝演員時更貼緊他們的身體,使觀眾視野備受侷限,歪斜失焦的黑白畫面,也讓室內空間幾乎變形,阿維許的鏡頭幾乎是「停在身上的蒼蠅」。儘管片中運用直接電影的經典套路,也就是以段落極長的鏡頭,呈現演員分藥、燒管和吞雲吐霧的細緻動作,以及面對鏡頭的自白,重新詮釋斯特羅瑟妹妹在毒品交易涉險的真實經歷。豐富的細節極具說服力,但過度貼近的攝影機,和不合常理的鏡位轉換,創造出抽象失真的影像,仍不斷擾亂觀眾理解影像與具體現實的關係。

藉由類型元素的拆解與改裝,阿維許的作品為已經定調的範式,開啟翻案與重新思考的空間,但她的野心不止於此,之後她更於實驗短片《視覺機器》(The Vision Machine,1997),組合起前所未有多元的媒材與手法,進一步向影史經典的構成,展開批評與對話。首當其衝之作,是前衛派藝術家杜象(Marcel Duchamp)、曼雷(Man Ray)及阿萊格雷(Marc Allégret)的《貧血電影》(Anemic Cinema,1926),這部短片以定格動畫的技術,拍攝被杜象稱為「旋轉浮雕」(Rotoreliefs)的紙製圓盤,但在《視覺機器》卻調換為 Pixelvision 影像下的真正唱盤,至於前者片中彎曲旋轉的女體意淫詩,也變成後者由凱斯.山朋製作的動畫裡,時而逐字閃動浮現,時而疊加在巨大笑臉特寫的 Hi8 錄像上,幽幽飄入變形的景框。這些文本來自英國樂團 The Troggs 的歌詞,以及班雅明(Walter Benjaman)、夏維羅(Steven Shaviro)和克勞斯(Rosalind Krauss)的文章,儘管立場各異,但皆是針對超現實主義創作觀的直接評論。而本片將引用、挪用,甚至濫用的手法,做到極致的結果,不僅扭曲原件的形貌,也掏空其經典化樹立的權威,並削弱作品之於作者獨創性的迷思。

此外,本片另一層更顯著的反叛,即是針對佛洛伊德認為「女性在生理上不可能好笑」的定見,還有常見於男性導演的電影,藉笑話對女性的貶抑。於是,我們將看見多個由女性來負責「說笑話」的場景,如其中一部分,主要是 Super 8 拍攝阿維許的學生史密斯(Lucy Smith)的表演,她直接嘲弄佛洛伊德色急攻心的笑話,用不同的修辭說了兩次,也將在阿維許之後的電影《噬星者》(The Star Eaters,2003)由不同演員再次述說,即是讓「說笑話」本身,成為指涉性別政治的起手式。另一重要場景,則是重演布紐爾(Luis Buñuel)1961 年的電影《維莉蒂安娜》(Viridiana,1961)當中乞丐闖入大宅開宴會的場景。身穿西裝的蒙哥馬利率領人群,從失控的女孩唱片派對,到哥德風的燭火晚餐,她們紛紛說起性與性別的費解笑話。而當宴會來到尾聲,有人問起大合照用的相機,負責指揮的黛安.托爾立即反應:「用爸比給我的相機」,乍看「政治不正確」的失言,卻在一陣閃光間,她尖笑著掀翻裙子,以她作為「視覺機器」的女陰,來反轉亮出這個終極笑話:一種必要濫用身體的玩笑,以至於顛覆家父長對影像技術的獨佔,並迎來女性主掌自身影像的時刻。


(圖/《噬星者》電影劇照;Courtesy of Peggy Ahwesh and Electronic Arts Intermix (EAI), New York. )

活在慢死的時間

時間平安抵達千禧年,吞沒人們的黑暗開始散去,一張稜角分明的面容登場,空洞望向觀眾所在的方向,這是 1996 年出版的傳奇電玩《古墓奇兵》的開端,也是該系列的當家明星蘿拉.卡芙特(Lara Croft)的最初形態。作為阿維許創作歷程的分水嶺,《她:蘿拉》(She Puppet,2001)來自她在遊戲中搜集的片段,例如影片一開場,響起恐怖電影《坐立不安》詭異的主題音樂,就像是她的作者標記,更預告著蘿拉與畫外的玩家,即將再次踏入死亡支配的領域。

「為什麼他們給我一個王國來統治?」女聲旁白像是賦予蘿拉靈魂,但聲音並無塑造角色的意圖,分離的音畫卻恰好在此交會,如同「蘿拉」在誕生之初,即是裝填了人的意志與慾望的虛擬容器,但在這裡,也像是人形風格的答錄機介面,自動錄下三個來源相異的人聲。或許是早期 3D 設計的低面數風格,使蘿拉看似不具人性,不過,正如影像學者博森(Erika Balsom)所言,蘿拉作為虛擬分身表現出的人性匱乏,與其說是失敗,不如說是吸引力的來源(注9),阿維許正是藉蘿拉的空心,啟動對思想與感情的召喚,可是她的作法,卻是在第三人稱觀點環視角色時,讓觀眾看見她的操作,完全無視遊戲的任務軌道,而蘿拉在各種場景中一次次死去,卻又不斷復活,迎向禿鷹、食人魚的襲擊也鮮少閃避,玩家推動著她四處遊蕩,只為追求下一次死亡的到來。即使窮盡遊戲死法和謎之操作的集錦,對今日的網路使用者,已是無比尋常的影像類型,但阿維許超前時代的嗜虐玩法,仍然令人吃驚。

更重要的是,這般緩慢、重複且碎片化的死亡,不同於阿維許過去作品由性歡愉勾動的熱烈死亡,因為當生與死之間,不再存在有待試探的界限,只剩下喪失了目的及因果性,卻在無力中一再啟動的向死而動。我認為《她:蘿拉》體現的,即是學者貝蘭特(Lauren Berlant)提出的「慢死」(slow death)的時間性──在資本主義社會下,人的生命在消耗中生存的表述形式,關於持續性(ongoingness)、勉強過活(getting by)與繼續生存(living on),在分散於個人的結構性不平等中,斷斷續續的存在節奏(注10)。也就是說,隨著影像中蘿拉一步步舞出的慢死時間,三道女聲旁白封存於她體內的話語,才可能在觀眾心中產生共鳴,將來自佩索亞(Fernando Pessoa)經典作品《惶然錄》、喬安娜.拉斯(Joanna Ross)的女性主義科幻小說《女身男人》,以及非洲未來主義先驅桑拉(Sun Ra)短文〈墮落天使〉的文字,重新組裝成多聲部的集體,連結起稱謂不明的自我、孤獨的外星生命,以及斷絕親緣的離散主體,而這些都和身處邊緣的女性經驗遙相呼應。如果我們將影像中女性身體的拆解與掏空,理解成名為「物化」的暴力,那麼《她:蘿拉》架構出的慢死時間性,指出的正是「物」展開反叛的集結點。
 
.封面照片:《從儀式到羅曼史》電影劇照;Courtesy of Peggy Ahwesh and Electronic Arts Intermix (EAI), New York.

趙正媛

鑽研紀錄片、實驗電影與電影理論。近期影評見於「放映週報」,不定時更新筆記於 Letterboxd (@nageeni)。nobidaku@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