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移工影像與世界的距離──記「我們與世界的距離：移工影像和跨國實踐」論壇

以特定議題為核心的紀錄片創作，是臺灣紀錄片發展的主要方向。隨著移工人口急劇增加（注1），相應而生的社會現象以及其中的結構性問題引起了影像創作者的關注。在這個語境下，許多電影工作者以「失聯移工」為主題進行創作。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聞報導中，「失聯移工」一詞通常與負面和犯罪相聯繫，然而，移工陷入失聯無證狀態的背後原因，卻甚少受到新聞媒體的報導。

2023 年 11 月，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和國立臺灣大學主辦、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學系副教授王君琦主持之「我們與世界的距離：移工影像和跨國實踐」論壇，邀請以「失聯移工」為拍攝對象的紀錄片導演：《逃跑的人》（2020）導演曾文珍，以及《再見 可愛陌生人》（2016）、《九槍》（2022）等作品的導演蔡崇隆；與多次以移工作為劇情片題材，新作為劇情長片《查無此心》（2022）的曾英庭導演與談。 

透過長期關注移民工議題的導演，主辦方期望透過論壇對話，一方面思考如何經由跨國創作拓展臺灣移工影像的多元視角，另一方面探討電影如何介入主流社會論述。此外，三位導演的作品皆曾受國外機構邀請放映，現場也分享有關移工影像在世界各地的推廣和傳播經驗。

創作者與移工的生命交錯　從好奇和相處開始

曾文珍從 2010 年開始受公視委託拍攝與新住民有關的紀錄片，並開始關心新住民的生命經驗。她認為，會與一個題目產生連結的重要原因，是創作者的生命狀況，當時，她已經到了社會認定的已婚年齡卻沒結婚，所以一直很好奇，新住民女性怎麼有這麼大的勇氣嫁來臺灣，並開始關心這個群體的生命經驗。數年後，有朋友說要介紹一個「很厲害的逃跑移工」給她，出於一種好奇，她在 2012 年認識《逃跑的人》中的兩位主角維興和草雲，發現他們有很多想要表達的想法，並在聊天的過程中「彼此看對眼」，就開啟了八年拍攝的旅程。 

蔡崇隆記錄新住民和移工的起點則是 2003 年公共電視的「移民新娘三部曲」。 蔡崇隆導演起初帶著一個「記者魂」，以一個介入議題的方式接觸新住民。但自從他認識越南籍的妻子阮金紅，他也從一個記錄者的身分，變成一個新住民家屬，作品的拍攝觀點就從之前具有外部觀點的《我的強娜威》（2003），到後來擔任監製與剪輯、具有內部觀點的《失婚記》（2012）。從新住民的議題開始，他們在嘉義民雄落腳，成立「越在嘉文化棧」，也漸漸接觸到失聯移工議題。阮金紅在山上的農田打工時，就遇上一群在農田工作而沉默的失聯移工，後來發現都是越南籍的同胞。 蔡崇隆表示，《再見 可愛陌生人》是一個很重要的田野調查和記錄的過程，因為透過那幾年的紀錄，他們更清楚逃跑移工的狀況是怎麼樣，也間接促使之後《九槍》的誕生。

劇情片不需要紀錄片長期的追蹤拍攝，但也講求發掘題材和角色、甚至讓故事不與現實情況大相逕庭。曾英庭說，他曾經對於移工有很多刻板印象，例如在桃園念大學時，每次踏進桃園火車站，都看到很多移工的臉孔，都覺得自己彷彿來到國外，有一種陌生、害怕的感覺。後來有好幾年，曾英庭經常在足球場上遇到移工，從陌生到汗水與汗水磨蹭身體、一起抽菸、互相給水的點滴中，成為真誠的朋友，再之後，他從朋友的口中聽說移工到臺灣尋找失聯的母親的故事，也看到高山茶園上工作移工的困境，就啟發他完成《椰仔》（2013）和《高山上的茶園》（2018）兩部短片作品，而在後來的劇情長片《查無此心》中，移工也成為了其中一個敘事的元素。 

失聯移工的困境　把他們當作一個「人」 

三位導演從不同的起點出發，但在處理作品的時候，不約而同地帶出同一個主題，就是把移工重新當作一個「人」。

拍攝過程中，曾文珍常留意到臺灣沒有確保移工的勞動安全以及居住安全。她指出，如果移工在工作期間遇上工傷，很多時候沒有得到合適的醫療幫助，在沒有工作能力的情況下，僱主也只好讓移工回家。曾文珍舉例，桃園市蘆竹區矽卡公司員工宿舍大火中，有六位越南移工被燒死，也反映移工居住在不安全的地方。她認為在開放更多移工來臺，甚至在談論更大的政策之前，應該先把以上提到的兩件基礎事情做好，例如明文規定移工的週休。

然而，對政策上的改變，曾文珍其實十分悲觀，從過去的長期政策來看，政策永遠是最末端的改變，她反而更期待，社會大眾在看待移工時會主動把他們當作一個人。和移工接觸的過程中，曾文珍發現移工對生活有所期盼，為了家人到臺灣來工作，有夢想或期許，在各種的標籤底下，他們終究首先是一個人。

蔡崇隆也認為，只有先把移工當成一個人，才可以去談「人權」。蔡崇隆指出，在《九槍》中，在警察的密錄器影像裏，阮國非被當成一個動物，甚至是一件物件。蔡崇隆說，夏曉鵑老師曾經轉述一個仲介的故事，指在大型工程施工中，移工掉進運行中的大型拌水泥機裏面，因為趕工和經濟效益等原因，並沒有把機器停下來去救人，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一個臺灣人身上，就不會有同樣的結果。

蔡崇隆說，目前移工正面對「一個隱形手銬和一個隱形腳鐐」。「手銬」是他們背負債務來臺工作，而「腳鐐」就是移工無法自由轉換僱主。他認為，目前臺灣的最大問題是對於勞動者的「一國兩制」，也就是「套用在臺灣勞動者身上和東亞勞動者身上的制度並不一樣。他指出，臺灣面對缺工和少子化等問題，需要這些移工來臺灣工作，做一般人不願意做的 3D 產業（Dirty、Difficult 、Dangerous），而臺灣作為一個移民之國，應避免歧視和擁抱多元，也是一個基本的文明和禮貌。

劇情片雖然容許有更多虛構情節和創意發揮，但是，曾英庭遇到最大的難處，就是兼顧資方和觀眾的喜好、戲劇故事的張力以及探討題目的深度。早年獲得政府補助拍攝短片時，曾英庭能夠自主地把移工議題和故事放進短片中。然而，在開啟長片計劃之後，曾英庭需要不斷拿捏故事和議題的篇幅，不論是資方或者是創作的夥伴，都會「怕太嚴肅、怕太陌生、怕太悲苦」，因此，只能在各方權衡下，為影片設一個「階段性目標」。例如在《查無此心》中，他認為如果懸疑類型大家看了會喜歡，除了解謎或女主角的心路歷程外， 還可以發現，移工這一群人在臺灣是值得被我們在乎的話，就算是「完成任務」了。

失聯移工的法律邊界　非法？犯罪？

根據《就業服務法》第 56 條，當外籍移工連續曠職三天並失去聯絡，就會被稱為「逃跑移工」或「失聯移工」。因此在處理作品時，也會遇到不少法律邊界的問題，導演們又會如何處理？

在一次映後座談中，曾文珍導演就被一個高中生問到，「導演，你不覺得你是在幫助犯罪嗎」，而她當下解釋，失聯移工並沒有犯罪，只是違反了就業服務法。她認為，所有的媒體都在告訴大家，失聯移工是治安的死角，所以有危險性，因此，她覺得未來應該透過教育做到除罪化目標，也不要忽視移工的身分。

蔡崇隆也多次在映後座提到，失聯移工被稱為「黑工」和「非法移工」是有問題的說法，比較準確的說法是「無證移工」或者「無白牌移工」，也就是違反了工作合約，所以他失去在臺灣居留的簽證，情況就像闖紅燈被開罰單而已。一般國家處理簽證失效的勞工，也是罰錢把人送回去，不會讓人成為通緝犯，但是，在臺灣的失聯移工被媒體貼上一個非法移工、黑工的標籤，加上大家的法律素養不足，蔡崇隆有時候也覺得有理說不清。他認為，創作者至少也要清楚群體的定位，不然可能會出現複製刻板印象的狀況。

除此之外，記錄失聯移工的影像作品也會讓人質疑，作品是否公開他們的狀況，繼而暴露行蹤，導致他們被捕。曾文珍的《逃跑的人》是拍攝八年，等待被攝者草雲自行投案之後才公開放映。而蔡崇隆就採取類似的作法，並在放映時提醒觀眾切勿錄影或錄音。蔡崇隆坦言，拍攝紀錄片首先處理的是倫理問題，之後再去冒法律風險，他認為臺灣是一個思想狀態自由、創作自由的國家，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影片批評警方或批評體制，就算被批判，但也希望引起公民社會討論、面對族群歧視的問題，就算付出法律代價，也是值得的。

從本地群體到世界影展  移工影像的迴響與共情

移工議題發生在臺灣，但也是全球性的議題，因此，移工影像常能從本地被帶到世界各地，而不同導演的作品，走到不同的地方，也有不一樣的迴響。

《逃跑的人》在美國、日本、泰國、澳門、法國等地都曾有放映。其中，曾文珍在出席美國波士頓一場放映時，遇到一個在美國當看護的觀眾，紅著眼睛對她說：「沒想到片中的人是我」。只是換一個位置、換一個身分，移工和臺灣人或許都是一樣。在越南的另一場放映，也有越南學生感謝作品讓他們看見父母輩辛勞的工作。

至於對蔡崇隆導演來說，《九槍》的主要「戰場」是在臺灣。《九槍》除了走進了校園、影展和戲院等，還走進警察的群體。蔡崇隆說，一開始影片的確引來了不少反彈，包括開槍的員警陳崇文的父親也表示抗議，但在網絡上也能邀約到警員到場觀影， 而他們反應，大部分也是和一般觀眾的角度無異，能夠去理解事件並積極的檢討。蔡崇隆觀察當中有教官級的警員，他們真的希望未來學弟妹做得更好，避免同類型的事情再次發生。新北市警局的訓練中心有教官級的人員也有主動接觸，詢問可不可以在他們的內部訓練，用《九槍》當教材，目前也進行過兩次的放映。這些都是蔡崇隆製作片子的時候沒有想到的正向發展。

《九槍》次要的戰場是移工的輸入國和輸出國，所以，馬來西亞、日本、韓國、越南、香港等地，從影展到學校的課堂上，都是蔡崇隆會帶著片子走訪的地方。在大學的放映上，有新二代看了《九槍》而難過，也有人看了《再見 可愛陌生人》勾起對母親和越南家鄉的記憶。另外，在一場洛杉磯的放映會結束後，一個日本的演員說他很能感受到東南亞移工在臺灣的處境，因為自己在美國的時候，也經歷過歧視。在這些反饋中，蔡崇隆指出「歧視沒有分國際」，而且，議題有一個普世的價值存在，有一些影片可能可以召喚出某種異鄉人意識，讓大家比較容易共情。

曾英庭導演的《查無此心》則是體會影展品味和政治，如何影響對移工題材電影的選區。他指出，電影在亞洲影展沒有取得亮麗的成績單，反而在歐洲獲得不錯成績，包括去了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影展、紐約等地。曾英庭估計，對於歐美來說，地方的文化底蘊和族群比較豐富，選片人敏感於電影中的題材，才對電影有興趣，觀眾也更能理解故事中的主題。 

在電影中要平衡議題和故事從來也不容易，三位導演選擇了難走的路，溫柔地說故事，但也深刻地帶出議題，試著用影像的力量推動一些微小的改變。不論是重新看待移工作為一個人、讓觀眾理解議題背後的脈絡，或者是往除罪化邁進，都在慢慢發揮其作用。蔡崇隆說，希望社會不要對影像工作者的角色有太高要求，如果電影能夠成功提出問題，或者刺激大家思考，並讓影片成為一個對話的平台 ，其他部分就是要靠公民行動去積極推動。這從來不只是影像工作者的事，也是大家的事。■

．封面照片：「我們與世界的距離：移工影像和跨國實踐」論壇與會者合影；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