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紀錄片洗滌，重回原始的創作感受——專訪《撼山河 撼向世界》導演林正盛

1986 年 10 月，陳明章的配樂處女作《戀戀風塵》上映，初試啼聲就在法國南特影展獲得最佳電影配樂。同年，由麵包師傅轉行進編導班的林正盛，毅然決然地走上了電影之路，電影生涯啟蒙受到《戀戀風塵》影響甚深。

1996 年，林正盛創作第一部劇情長片《春花夢露》，當時就希望能與陳明章合作，卻一直到 1999 年，描述「二二八事件」的《天馬茶房》才接上線。他開玩笑說，自己坐上了「臺灣新電影的末班車」，陳明章在《天馬茶房》不僅擔任配樂，更主動爭取客串，於片中飾演新劇團團主兼導演。自此，兩人的情誼未曾間斷。

2023 年，入圍第 60 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撼山河 撼向世界》誕生，林正盛提起攝影機，紀錄認識 20 多年的老友陳明章，以親近的距離，為臺灣一頁音樂史留下紀錄。本期《放映週報》專訪林正盛導演，他以真摯質樸的語彙，坦率地直面電影創作中的瓶頸，也分享他對電影最純粹的執著與熱情。兩個底色不同的生命，一同走過臺灣文化自覺意識甦醒的時代。從《戀戀風塵》至今，跨度將近 40 年，《撼山河 撼向世界》讓林正盛看見不一樣的陳明章，同時也看見不一樣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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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導演先談談為什麼會開始《撼山河 撼向世界》的拍攝？片中有提到，是因為你們先有喝酒聊天的關係，就決定開拍嗎？

林正盛（以下簡稱林）：我不會為了要拍一部紀錄片去找題材、做田野，我的紀錄片幾乎都是我生活周遭的事，所以，也不是為了要拍一部音樂的紀錄片，而去尋找優秀的音樂人，只是在生活裡面，覺得這個人有點意思，就開始拍了。當然，起因是我們住在同一棟樓，他 14 樓，我在三樓，所以一週會有兩、三次喝酒聊聊天。你們有看過電影，那有看到酒杯嗎？酒很淡，都是一點點威士忌加一堆水。年紀大了，不能喝太多，身體受不了，隔天還要工作，喝酒是為了助興，方便講話聊天。

我們聊天的時候，我老婆在旁邊看，她覺得很有趣，因為我老婆在帶自閉症兒童畫畫，她有一台數位小 DV 拍孩子畫畫。她有天覺得好玩，就拿那台 DV 拍我們聊天，我也沒有管她，就聊我們的。有天，我跟陳明章說，身體要顧好，如果誰先走了，這些聊天的影像著作權屬於活著的人，剪輯以後，告別式可以用，我會叫朋友來，邊喝酒、邊看邊送行，他就笑一笑。

又過好幾年，有一天，我想說這個人也認識那麼久，合作過電影配樂，他一路唱歌，好像在他的歌裡面可以看到近代史光影。他又繞著臺灣，從蘇澳一直唱到臺北橋、新竹風、鹽埕所在、唱到台東，我就跟他說：「我要來拍你的紀錄片，好嗎？」他就說：「好啊，你決定。」我們就沒再討論他就任由我拍攝。

──決定拍攝之後，是否開始有比較完整的架構與訪談規劃？

林：企劃是一定會有的，但是生活一直在變動。比如說，我們原本計畫去日本拍攝，第一是要訪問是枝裕和，第二是那時候陳明章受邀去日本作曲家古賀政男的博物館演唱，因為他住北投，也是溫泉鄉，所以受到《溫泉鄉的吉他》很大的啟發，也提到要去歐洲，參與陳明章的巡演。結果，疫情就爆發，是枝裕和的訪談都只好找日本的團隊拍攝，視訊訪問。

原先以為疫情一、兩年會結束，沒想到一直持續，我們也沒有停下來，繼續拍攝他在疫情的生活、工作、演出，剛好就拍到去年《戀戀35－陳明章現場作品三十五年》，一直累積下來。如果有去日本，可能會更有計畫性的拍攝，但因為原本計畫好的東西沒辦法拍，只能回頭累積久一點。

──紀錄片拍攝時，是否就有刻意要將您與被攝者的朋友關係在電影中展示？

林：一開始沒有很明確，但我認為拍攝者跟被攝者的關係是要被觀眾知道的，不能假裝客觀，所以，我就讓觀眾看到我們是很要好的朋友，觀眾就有一個立基點去看待這部影片。觀眾可以喜歡我們的關係，覺得有趣，也可以覺得我的觀點偏頗，自由地選擇進入影片或批評。

──攝影機的存在在電影中非常自然，如果前面提到是拍朋友，那還有經歷適應期嗎？

林：可能因為是老朋友，他很信任我，我怎麼拍都可以，多半還是隨性聊天。偶爾會有設定主題，比如片中介紹黑膠唱片，就是他打電話跟我說，晚上會帶著音樂啟蒙的黑膠唱片來喝酒，我意識到這是重要的內容，就聯絡攝影師晚上來拍。

──您原本就跟陳明章熟識，有因為這次拍攝，認識他的不同面向嗎？

林：我先前不知道陳明章這一路走來的過程，是在拍了以後才知道，陳明章其實還蠻幸福的，有一個愛他的媽媽。這是我新的認識，感受到陳明章作為一個世居北投的人，家庭對他的支持力量是很強、很不一樣的。我不是，我自己從臺東跑到臺北，東闖西闖，我跟他的生命極度不同，只是剛好都走過那個時代。所以，我現在在寫一本書會跟著這部電影，寫我跟陳明章兩個不同的生命，走過的時代背景。

──除了母親之外，電影中也有許多篇幅提到陳明章與太太、兒子的關係？

林：我跟他們太熟了，他的孩子小時候會跑下來跟我們睡覺，睡在我跟我老婆的中間，第二天早上，他的腳就壓在我頭上。陳明章還在談戀愛的時候，我們也常常見面，那時候還沒有智慧型手機，他在旁邊傳訊息，我覺得奇怪，他就說在追女朋友（笑）。當然，這部分有些很私人的東西，所以我很節制，我跟他老婆說，必須要有這個篇幅，不過我不會逼迫受訪者，她怎麼回答，我就怎麼呈現。像是電影裡，問她對陳明章的印象，她真的答不上來，我們就剪輯那個陳明章的鏡頭過來，也是很有趣。   

──剛剛提到，您與陳明章的關係，是從第一次合作 1999 年《天馬茶房》開始，之前有其他接觸嗎？

林：我第一部片《春花夢露》（1996）他是拒絕我的，連見面都沒有，他看完劇本就說：「故事很悲哀」，他不要做。後來合作《天馬茶房》，他看完劇本、約見面，第一句話就問：「導演，我可以客串一個角色嗎？」我問說，頭髮可以剪嗎？他說不行。那鬍子可以剪嗎？也不行，畢竟是當時他當歌手、唱歌的形象。後來，我回去整理劇本，發現新劇劇團團長的角色適合他，比較時髦、留鬍子、文藝派的，我就說可以。後來想想，還好他有來演，如果沒有他，我還真的不知道電影裡的演出段落該怎麼辦，他在現場就開始做配樂、指導樂隊的演出。

聽他的音樂，你會感覺到這個人很直，他不會跟你拐彎抹角，可以就可以、不行就不行。果然，我後來再跟他合作，他就是這樣的人，他不接，你也不用再說服他了，他都是看完劇本就決定。也許有另外一種方法可能會成，就是給他看粗剪、毛片，他也許會覺得不錯。前幾天，他跟我說，我現在在寫的那本書，寫好也不用給他看，因為他看書看沒多久就會睡著。我聽到就開始疑惑，當年《春花夢露》的劇本，他到底有沒有看完（笑）？

──以陳明章作為被攝者，是希望拍出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臺灣」故事嗎？

林：沒有人可以絕對代表臺灣，他只是臺灣的某一種典型。陳明章很能代表這一種典型，從自己的文化裡面去找出來的，消化了很多傳統音樂，沈澱、再轉化成他的創作。

陳明章當初是跟莊進財（北管歌仔戲）、朱丁順、陳達（月琴民謠）還有吳天羅（車鼓南管曲調）、跟很多人學，感動於整個文化脈絡給他的養份，那些老師都鼓勵他不用按照傳統，學了以後要轉化成自己的創作。他希望在 10 年、20 年，甚至是 50 年後，出現另一個人，可能音樂跟他不同，但是都唱出臺灣的文化底蘊與感情。

我並沒有要找一個最優秀的人，很多人會問我說為什麼不拍伍佰？我說這個想法很好，說不定以後會拍。說不定我的下一部片配樂就會是伍佰和陳明章的合作。其實臺灣的流行音樂很豐富，每一位音樂人頭頂都有一片天，陳昇、伍佰、李宗盛、陳明章⋯⋯。各有特色，這就是精彩的地方。

陳明章的代表性在於，黑名單工作室發行《抓狂歌》（1989），隔年林強唱了《向前走》（1990），再來伍佰唱《少年吔，安啦！》（1992），彷彿他在前面走，感染了大家的音樂創作。我們那些朋友，大家都很有感覺，稱之為臺語歌的文藝復興時代。

──從當年《春花夢露》、《天馬茶房》，到後來《愛你愛我》（2001），您在劇情片的創作經驗頗豐，為何近年開始轉向紀錄片創作？  
林：拍劇情片，一直拍到《世界第一麥方》（2013），我必須承認，是有一點挫折。那是我第一次很努力要回應商業機制，覺得它很豐富、簡單，看完試片大家都很有信心，結果不巧，上片的時候遇到洪仲丘事件，大家上街遊行。第一個週末，票房不好就失敗了。我也理解到，電影票房是無法掌握的，還有社會氛圍等其他因素。

另一方面是，我在創作上也遇到了瓶頸，拍片拍久，會累積一種拍攝習慣，比如建立環境，長期累積的本能會很理所當然地反射動作，想鏡頭要怎麼擺。後來有機會，我就想嘗試拍攝紀錄片，拍紀錄片有個好處，就是不能安排，可以再回到生活，把以前累積的習慣去除掉，再回頭拍劇情片。

──您拍紀錄片是從身邊有感觸的事物做發想，這樣的創作方式，在找資金時會碰到困難嗎？

林：紀錄片不用找到資金才拍，我不用很多錢，我決定拍就開始拍，然後企劃案寫出來，開始找資金。找資金，可以跟企業、個人，也可以是政府的輔導金，那其實臺灣現在的情況，只要題材值得拍，要找到基本資金還不難。像《撼山河 撼向世界》，有文化部的 400 多萬、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的 100 萬、民間投資 50 萬，以及鄭麗君贊助，我自己也有再投一些錢進去，大約這樣我們就可以完成它，就努力去做發行、宣傳。

換一個角度說，我不要觀眾嗎？你們看完片子就知道了，我很努力讓它很順、很好看，是因為我對這個題材有熱情。我覺得資金在紀錄片不是大問題，劇情片就是另外一回事，我很主觀認為，以臺灣市場來考量，一部劇情片最好不要超過 5,000 萬的成本，那就還有機會回本。超過 5,000 萬，就會比較辛苦。

──經過幾年的紀錄片創作，您接下來將再回去拍攝劇情片嗎？

林：我大概明年會開拍，劇本都寫好了，我有一本自傳叫《未來，一直來一直來》，我接下來就要拍我童年的故事，一直到出社會。在《天馬茶房》也有這句對白，但那是因為當時的政治局勢，《天馬茶房》的故事是從日本政府到國民政府，然後，現實中電影上映的時間點，大家正好在焦慮中共可能打過來，所以電影裡面說，「未來一直來，不管好的壞的，它都一直來一直來。」是這個意思。

這幾年，我在紀錄片的創作中累積了一些能量，現在很期待回來拍攝劇情片。紀錄片不是純粹地思考，而是感受，你要感受被攝者的生活。攝影機如何運動，不是因思考存在的，而是要尊重感受。我永遠記得我在第一部劇情長片《春花夢露》開拍之前的焦慮、不安，我希望能夠回到那裡。■

．封面照片：林正盛導演工作照；我們之間影像製作有限公司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