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世界的旺盛企圖：記 2023 Cinéma du reel 法國真實影展競賽單元

在巴黎舉行的紀錄片影展 Cinéma du réel（法國真實影展）甫於四月初結束。今年第 45 屆的 Cinéma du réel，競賽單元從 1,686 部投件作品中，不分長短選進 41 部（當中 International Selection 有 20 部，French Selection 為 21 部）進行角逐，各類獎項則依性質橫跨其間。至於非競賽部分，除有關注新銳作者的「First Window」之外，留意世界上不同生活方式的「Popular Front(s)」單元，今年副標題為「The spirit of the Earth」，聚焦於反省文明社會藉由農業、觀光及工業對環境造成的剝削及災害，重思人和自然關係的其他可能。

至於探索另類經驗、想法、心象的「The World, Differently」單元，不只有十多部風格各異之作，更做了三位電影人的作品回顧，分別是法國實驗紀錄片導演 Olivier Zabat；在阿爾及利亞成長，集導演、編劇、剪接、演員於一身的 Franssou Prenant；曾與高達（Jean-Luc Godard）合創「維托夫小組」（Dziga Vertov Group），在 1970 年代拍攝過許多政治電影的 Jean Pierre Gorin。

而本屆規劃上最特別的單元，當屬「Varan Vietnam Adventure」。民族誌導演尚‧胡許在 1978 年創立「Varan 工作坊」（Ateliers Varan），多年來在法國與各地開設紀錄片製作訓練計畫。自 2014 年該工作坊開始在越南落腳、別名為「Varan Vietnam」以來，已陸續在河內、峴港、胡志明市等地訓練許多人才，2012 年某些學員更於計畫結束後旋即合組製作公司 Varan Vietnam Productions。過去有過作品來臺參展的越南導演像是何黎艷（Ha Le Diem）《迷霧中的孩子》（Children of the Mist，2021）、阮氏譚（Nguyen Thi Tham）《走唱人生》（The Last Journey of Madam Phung，2014）、段紅黎（Doan Hong Le）《我的父親》（My Father, the Last Communist，2016），其實都參與過此培訓計畫。「Varan Vietnam Adventure」單元選進 16 部在訓練期間產出的學生作品，以及四部 Varan Vietnam Productions 出品之作，並於影展期間安排四場相關的圓桌會議。

電影作為變革媒介、影像裡的時間長河

由於筆者在本屆 Cinéma du réel 所看盡屬競賽片，因此下文將著重在此。此次影展大獎由 Alain Kassanda 的《Coconut Head Generation》（2023）與 Harald Hutter 的《Up the River with Acid》（2023）兩部風格截然不同之作共同掄元。《Coconut Head Generation》從記錄校園內的電影放映及討論會開始。奈及利亞西南部的伊巴丹大學（University of Ibadan）於 1948 年成立，是該國歷史最悠久的高等學府，只是，不見校園內應有的活力，學生在此面對的，卻是糟糕的居住、受教品質，以及腐化的行政體系，並且該國年輕人失業率居高不下，就算完成學業也是前途茫茫。本片焦點放在每週四由電影社團舉辦的電影放映會，從與會學生的討論中，不僅呈現這活動試圖引發思辨的精神，更反映學生對現狀的各種心聲。

電影作為媒介、引發社會變革的潛力，在這之中逐漸顯露。學生觀看來自不同年代、國度的作品，像是茅利塔尼亞導演梅德‧翁多（Med Hondo）的《West Indies》（1979），或是迦納裔英國影像工作者約翰‧亞康法（John Akomfrah）談 1980 年代英國漢茲沃斯（Handswort）地區暴動的《Handsworth Songs》（1986），同時他們也討論著殖民、女性及 LGBT 族群、種族歧視紛爭、選舉亂象、乃至學生權益等各種主題，而伴隨鏡頭延伸至學生在此的生活，如宿舍供應嚴重不足，許多沒錢學生成為偷住黑戶，甚而就地在走廊打起地鋪，夜間僅靠著路燈光線讀書。電影會裡述及的分析視角，也開始扣進學生在這國度面臨的現實。

電影會的討論，在此無疑也是一個嘗試體現公民社會運作、讓彼此對話的空間。會中這些學生時而浮現針鋒相對、充滿火藥味的場面（特別是女性主義者跟男性們的對話），既屬溝通中不可避免的摩擦，也反映個人受其背景侷限的認知如何在此衝擊下被打開，也是凝聚變革共識、想像更好的社會且願意行動的起點。本片後段適逢奈及利亞爆發了抗議警方「反搶劫特勤隊」（Special Anti-Robbery Squad，SARS）濫權虐殺的「End SARS」運動，這一巧合更宛若先前會中講述的那些長期蓄積的不滿，被一次性地爆發出來，從問題的覺醒進階到起身行動。雖則有些學生因此遭遇迫害而避走他方，腐敗當局跟校方也看似未被動搖，然而一經燃起的火焰，已經在許多人心中留下了火種。

相比前者，同樣獲獎的《Up the River with Acid》則顯得私密得多，著眼在親人時間的流逝。Harald Hutter 在本片中拍攝其父，他的父親原先是位口若懸河的教授，但是在生命晚期，他已陷入視覺聽覺衰退，記憶與言詞也凌亂不清的狀態。透過呈現這耄耋之人的日常，不僅表現生命衰老的狀態，更在靜靜相伴中，流露著淡淡卻揮之不去的感傷。

幾乎無法跟人進行溝通的老人，彷彿隔絕在另一世界，成為謎樣的存在，然而，他對周遭發生的動靜還有反應，也時而漫遊在零碎的思緒裡；影片引導我們留意當中纖細的變化，不只是主人翁的身心，也包括他身處的這間鄉間小屋的室內環境及光線。藉由這樣的凝視，攝影機不僅觀察、捕捉，亦化為依戀與珍惜的目光，試圖留駐這段父親即將遠離的時日。同樣進行陪伴的，還有一旁幫父親過去的手稿日記整理打字的母親，她跟瀕臨失智配偶之間輕輕的擁抱與交談（即使對方已聽不懂她所講的），含蓄中顯露出多年夫妻綿長的情誼。身為兒子的導演在父親的這個階段拍攝起他，即使他無意為其作傳，也勢必曾想過，該為父親留下什麼他確實存在過的證明。

這個證明，即是他的父母年輕時相遇、他寫給她的書信。信中細膩的文字，表露誠摯、坦率的心意，為他們跨越國別距離與母語隔閡的戀情，留下清晰的痕跡，也捕足我們面前這位遲緩木然的老人，也有過熱情心靈的另一面。雖然歲月催人，然而父親、母親、聯繫著 Harald Hutter 本人主觀視線的攝影機，三者間難斷的情感紐帶，令這家庭在本片內宛如時光中的琥珀，封存住不被衰老病死摧折、珍貴的情分。

翻動起沉默少數的存在

Sergio Guataquira Sarmiento 拍攝的《Adieu Sauvage》（2023），以其梳理自身身分的源頭。現多於比利時活動的他有個很特別的背景：生於哥倫比亞波哥大，但擁有卡夸（Cacua）人（居於亞馬遜西北區域，人數僅幾百人的南美原住民）的血統，其後又因求學前去法國和比利時。膚色和姓名的差異一直讓他有別他人，而成長背景讓他雖懂西語和法語，卻全然不通卡夸人的語言。本片拍攝起點，原先是為了探討當地原住民年輕人頻繁自殺的風氣，但在這過程中，反而逐漸成為導演個人追問自我認同的混亂，以及以誠實的姿態，去進入、理解這個屬於他的根、但又迥異於他過去成長經驗的異文化。

沉鬱的黑白攝影，為本片影像為帶來素樸詩意的質感。因緣際會受邀而得以進入村落，與卡夸人一起生活，導演這才發現是文化衝擊的開始。他所會的「專業」和「知識」在這個人人都要對群體有所貢獻的微型社會中全無用武之地，和男人一塊打獵時會拖慢他們的速度，採集食物又比不上婦女手腳俐落，最後他的位置反倒是去當小朋友的足球教練（儘管他自己也不太會踢）。但這挫折的經驗也讓他擺脫成見，不居高臨下地想拯救什麼，也不懷抱虛幻鄉愁、視這些村民為純真的受害者，而是從人對人單純的相處，去認識對方的本來面貌，並細思自己「我是誰」的認知，如何在這相處中漸次轉變。

觀察村民生活互動的細節，乃至逐步理解卡夸人關於人與自然的世界觀，以及他們的傳統價值被外界侵蝕的現象。從外而內，影片看似歧路岔出，最後在樹海上的那番對話，卻繞了一圈又回到先前的拍攝初衷，導演過去身為「外人」體會過的流離感，在此協助他進一步懂得了年輕人選擇死去，那份內心最深的糾結。然而這份理解，無疑也是導演自身蒙受的禮物，他來到此地，原本以為應該用紀錄片幫助他的族人，然而在經歷內心旅程後，才乍然發現其實是這些村民療癒了他內心多年不解的創傷。影片結束時、黑暗中的那句「再見，野蠻人。」既屬深重的道別，卻也重啟了他個人的生命。

至於《Ana Rosa》（2023）處理的主題則屬另一種少數。導演 Catalina Villar 在整理父母公寓的遺物時，意外發現祖母的相片，可是這位在她極為年幼時便過世的祖母 Ana Rosa，在家族內卻幾乎不被提起。當她開始拼湊得來的少許細節，嘗試知曉祖母的人生，卻帶出醫學史上殘酷的黑暗事實，以及當中對女性的壓迫。

原來，Ana Rosa 曾被診斷有精神疾病被施以前額葉切除術（labotomy）。這種在 20 世紀上半葉從葡萄牙外科醫師莫尼茲（António Egas Moniz）開始用來治療精神疾患的手術曾風行一時，往後卻因治療效果頗具爭議且侵害人權，陸續被各國禁止。導演祖母在術後亦深受其害，生活機能喪失，變成幾乎沒有反應的廢人；但是，她的家族內不乏有醫界人士（祖父是藥劑師，伯父是精神科醫師），為何還是讓親人接受侵入性這麼高的手術？隨著 Catalina Villar 爬梳更多關於 Ana Rosa 性格的線索，也使這樁家族內的不幸暴露出更多不只是手術失敗的成因。

祖母的偏頭痛，實際上源於祖父為了緩解她產後不適，開了過多嗎啡以致上癮；再者，她的性格強烈、自主。當時的社會傳統並不歡迎特立獨行的女人，容易激動的女性在醫界眼中也往往視為有病。因此她不只是被誤診，亦是醫界父權思維下的受害者。當 Catalina Villar 從這一面往外擴及，才發現她祖母並非特例，前額葉切除術在人體上操作的發展中，其實普遍多用女性病患當作對象。被當成病患已是次等，身為女性又更次等，不人道的醫療技術，竟建立在雙重的歧視上。

導演走訪精神病院遺跡、詢問往事，也使人看見當時病患身處極端惡劣的環境，即便原本只是個烈性的正常女子，一旦被診斷為精神疾病丟到此地、失去自由，也容易變成徹頭徹尾的瘋子。從家族秘密著手的本片，進而關切醫學發展下無聲的女性犧牲者，她們之所以被犧牲，源於這領域內缺乏性別意識，被輕率分類的個體，生命進程因此悲慘地嘎然而止。1954 年哥倫比亞首度引進了婦女選舉權，然而此前不久已動了手術的 Ana Rosa，卻再也沒有機會投下屬於她自己的一票。

無機體世界與純粹的感官

芝加哥藝術家暨影像工作者 Deborah Stratman 的新作《Last Things》（2023），則試圖跳脫人類中心的位置，去思索生命的起源、滅絕與本質。她從元素運作、礦物生成談起，卻非僅是科學性的描述，而是富於創意地穿插進多種文本，例如早期科幻小說關於地球上人類被神秘異類侵襲的想像（比利時科幻小說家兄弟檔 J.-H. Rosny〔J.-H. Rosny aîné 與 J.-H. Rosny jeune〕的《Les Xipéhuz》，及 J.-H. Rosny aîné 單獨寫作的《La Mort de la Terre》）、作家觀察物質世界的散文隨筆（Roger Caillois 的《The writing of Stones》、Eliot Weinberger 的〈A Calendar of Stones〉），與巴西小說家及短篇故事作家 Clarice Lispector 的《The Hour of the Star》。藉由以旁白訴說這些文字，帶進它們對無機物的獨特觀點。

此外，導演取材科學實驗影片或顯微鏡下的觀察，於視覺上創造異於日常所見又瑰麗奇幻的景象，呈現出無機物的運作，在時間及空間的特殊性，我們對時間快慢長短、體積大小的感受尺度，也因此改觀；同時，這也讓觀眾面對無機物時是以一種經由感知、直觀的方式去接近，且融入其中。

綜合這些視聽感受與知識面的訊息，我們可以問，人類本身有限的理解，究竟與無機物的本性落差到什麼程度？不過，人類對它們產生的奇思妙想，固然為心念投射，但也讓人反問，它們除了是元素的聚合變化，是否也有著另一種「生命」或「意識」的存在？於是本片真正有趣的，在於提供我們看待無機物在科學測定之外一種更靈活的想像，並意識到「生命」有不同形式、層次的展現。地表石頭甚至外來隕石內的結構、成分，各自傳遞背後連結的體系，有屬於它們自己的敘事和世界觀，而在講述這些之時，我們其實也與它們產生連結，由原本認知人類生命的意義框架，往後退而有了嶄新詮釋。

前述這些長片、中長片之外，有些短片則是純然探索感知經驗的作品。以 Sharon Lockhart 的《Eventide》（2022）來說，雖然拍攝事件是瑞典哥特蘭島（Gotland）上可觀測到的英仙座流星雨，然而運用固定鏡位、於即將入夜的時分一鏡到底，卻讓觀者不禁一直留意畫面內的微小變化，像是天際間一逝而過的流星，或岸邊漫步拿著手機或手電筒找尋隕石碎片的民眾。這些不同光源，也伴隨著分秒流逝，與遠處的地景輪廓、海浪的反覆拍動，一併溶進越來越濃的夜色，予人一種身處此在頃刻、過後不存的感受。

Pablo Alvarez-Mesa 的《Infinite Distances》（2022），則賦予觀眾一片銀幕的全黑，從電話答錄機留言的訊息和語調，猜測其情境和背後附著的情緒。對比留言之人嘗試聯絡而落空，黑暗在此成為分隔，亦是想像前因後果敘事的起點；而在那些聯絡公務、推銷、約定聚會，甚至是唱歌、道晚安的情境中，也顯露「聯繫」這一舉動在人際與情感上的不同層次，反映著人我之間或遠或近的距離。短片思考形式的靈巧，長片挖掘主題別樣而深入的觀察，共同使本屆 Cinéma du réel 競賽單元的入圍作品顯得多樣而精彩。■

．封面照片：《Last Things》劇照；2023 Cinéma du reel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