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向歐洲東北、紀錄影像的活用實踐：記 2023 FIPADOC 紀錄片影展

一月底結束的 FIPADOC 紀錄片影展，位於巴斯克地區境內的法國西南部城市比亞希茲（Biarritz），雖說今年宣稱為第五屆，實際上前身是 1987 年法國導演及編劇 Michel Mitrani 因電視廣泛的影響力而於坎城（Cannes）創辦的 FIPA（Festival International de Programmes Audiovisuels，國際視聽節目展，亦稱 FIPA TV），側重於優秀的電視製作，包含戲劇、影集、紀錄片等內容。FIPA 在 1995、1996 年短暫移居尼斯（Nice）後，1997 年便移至目前的比亞希茲，並在 2019 年有感當今虛假訊息與假新聞氾濫，決定調整方向聚焦在紀錄片領域，並更名為 FIPADOC。

今年有來自 50 個國家的 177 件作品參展，寫下 32,000 人次到場觀影的紀錄。FIPADOC 與產業關深厚的關係，也展現在其超過 50 場的專業會議，涵蓋有各種主題的研討會、新計畫的提案、以及跟製作、編劇、新科技相關的培訓工作坊；此屆特別關注來自芬蘭與波羅的海國家（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的紀錄片工作者，除了安排特定的提案會、人才媒合與合製的交流場合，放映節目也規畫有「Focus Baltic Countries and Finland」，引介這些地區的最新作品。FIPADOC 九個競賽單元中，除了長片的「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中長片（59 分鐘內）的「New Talent」、短片（ 20 分鐘內）的「Short Films」，另有法國本地製作的「French Documentary」和法語系的「Panorama of French Speaking Creation」，以及「Impact Documentary」（重要議題如人權、環境、司法正義）、「Musical Documentary」（音樂相關）、「European Stories」（探索「歐洲」的組成、身分及社會問題）與「Smart」（運用新科技如 VR、AR 的作品）。

至於非競賽單元則偏向特定主題跟生活化，在前述的芬蘭及波羅的海國家相關單元外，「Visions of Ukraine」著眼烏克蘭生活現況，「Family Films」關注家庭主題，「Taste of Doc」挑選和烹飪、美食相關之作，「In the Scrum」則因法國為今年世界盃橄欖球賽（Rugby World Cup）東道主，且西南部的波爾多（Bordeaux）、土魯斯（Toulouse）兩地亦有賽事場地，因此選進與橄欖球相關的紀錄片向其致敬。此外，FIPADOC 今年也選入五部紀錄片影集於「Documentary Series」單元裡。

芬蘭與波羅的海國家的紀錄片之聲

在「Focus Baltic Countries and Finland」單元的內容，呈現這四個國家對自身及周邊國度現狀的獨特觀察。如 Elita Kļaviņa 執導的《Sisters of Longing》（2022），以拉脫維亞境內一所半開放式監獄的女受刑人為核心，藉由在獄內進行戲劇工作坊的機會，導演與這些女性們建立起深厚的信賴關係，她們也因而願意在鏡頭前訴說自己的過去，而這些經驗突顯的，卻是身受原生家庭問題糾纏的個體，如何在往後的伴侶及子女關係中，重現似曾相識的傷害，與事發後的悔恨糾結。

沒有敘事或形式的花俏，本片卻溫暖、實在地陪伴著這些受刑人，並引導觀眾一同面對那些駭人揪心的事件。從小遭受冷漠對待、暴力、性侵，以致她們成年後無力經營家庭，同樣遇到糟糕的男人，精神受困於窒息的環境，最後在衝突或崩潰中失手錯殺對方或不幸波及孩子，連原來的雙親手足也不願對受刑中的她們提供些許溫暖，甚至斷絕關係。

過去的創傷與被遺棄感，附骨之蛆般地糾纏著這些女人的人生。儘管她們也是家庭內的受害者，但回顧往事，卻仍為自己作為母親而無法給予孩子們安全的環境，懷抱極深的愧疚，這麼沉重的背負，更讓人為其際遇倍感心疼。「壞掉」的人沒有辦法重啟人生，但有沒有可能被救贖和療癒？面對片中這些眼裡盡是傷痛遺憾的面容，儘管此時沒有答案，卻也讓人不禁期盼未來她們終能找到內心平靜。

而紀錄片《The Mission》（2022）裡，Tania Anderson 記錄數名年輕摩門教徒遠赴芬蘭傳福音的旅程，映照兩地關於宗教、世俗看法的差異。芬蘭 550 多萬人口中信仰摩門教的人僅有數千名，但在這些選擇芬蘭的教徒眼裡，卻是很有挑戰性並值得開發的環境，更能在這近兩年的義務中，驗證自己對上帝的信心。鏡頭始於美國猶他州，環繞在 Sister Bills、Sister Field、Elder Davis、Elder Pauole（摩門教徒多只以姓氏稱呼）這四位甫滿 18 歲的教徒身上，呈現其家庭、啟程前的訓練、更著重在他們傳教之路上遭遇的事件。

雖和宗教相關，特別的是，影片卻用一種近似人類學的目光，觀察恪守教義、嚴謹自律的摩門教徒，碰上生活更為世俗、信仰不怎麼虔誠的芬蘭民眾（目前有 30% 的人不隸屬任何宗教）時，會產生什麼文化衝擊與反應。這些年輕教徒由宗教氛圍濃厚、重視家庭、社區成員同質性又高的封閉環境，來到全然不同的異鄉，雖有宗教使命，但某些程度上也可視為另類的壯遊，那些與陌生人的相遇、意識到彼此的觀點，也正是他們「認識世界」的寶貴經驗；儘管，對這些本性和善的主人翁而言，過程不見得會很舒服，也不僅是用「上帝的考驗」便能解釋心中浮現的疑惑與失落，有時，這樣認清自己的方式甚至很殘酷，如片中的 Davis 便因而爆發精神疾病而須中途退出。

但是，同溫層內外差異突顯出的成見，不僅適用影片聚焦的摩門教徒，也同樣適用外界看待他們的方式，例如 Pauole 會有「外頭的人好像都只留意到我們在街頭傳教，實際上並不清楚我們真實的生活」這類感觸，又如 Bills 和夥伴進入民眾家中，對方雖言語和善，卻也明顯透露出不以為然，想反過來「教導」她們。要接納自身相信事物外的複雜現實，事實上比起我們以為的要困難許多。不預先評斷這些教徒的作為，本片藉其傳教之旅傳遞的，其實也是不同生存信念在溝通上的距離，以及人的多樣，如何反映在這些殊異價值觀的歸屬。

本單元的幾部短片也很有趣。如 Jāzeps Podnieks 的《Time Here No Longer》（2022），從「時間只存在於記憶的變化」的概念展開。摻雜地景、家庭影像、染色技法和行為展演的視覺想像，結合聲軌訴說的寓言，成就出特異的實驗風格。世間的滄海桑田、個人轉瞬的心象，在其中靈活交織，百年千年的變化也於這樣的感知型態中，顯得既遠又近，追問時間的存在，同時也牽涉到意識連結意象的神秘運作。

而《Practice》（2022）中，導演 Saarlotta Virri 不動聲色地交錯呈現幾組家長接送孩子往返運動練習的車上景象，於車內言談間，精準捕捉親子相處的微細狀態。雖然談的盡是如練習狀況、日常行程、路上景物這類小事，但父母與年幼孩子也在這有一搭沒一搭的言語裡，營造出放鬆又親暱的氛圍；然而，開車時的父母多數心思仍要留意前方車況，望著車窗外的孩子有時也沉浸於自己的小世界，思緒不知飄向何方。這顯露出親子間儘管親密，終究為分離的個體。隨著片尾暮色愈深、黑夜來臨，這樣的景象變化是否也會在孩子日後記憶裡留下難忘印記，記得這曾經每週都會在雙親車上度過的微小時光？

至於 Jānis Ābele 的《81 Meter》（2022），則是封影迷寫給拉脫維亞老戲院的情書。不僅 2021 年疫情肆虐期間造成當地戲院關閉，事實上，拉脫維亞的實體戲院已在近年明顯銳減。片中探索的這幾間老戲院，不僅某些伴隨有導演個人的記憶，它們的身世及地理位置也連同街道的興衰起伏，一塊成為城市中曾有過的特定紋理。採用超 8mm 底片拍攝的本片捕捉下老戲院的年代感，門廳的裝飾陳列、牆上海報殘跡，皆是細數影迷文化跟實體空間密不可分的細節，更不用說那些影廳內發生過的、個人非常私密的經驗（導演就是在這看了影響他至深的電影），或是集體記憶裡的事件（某張椅子上曾有人被槍擊身亡留下血跡）。銀幕內是作夢的空間，銀幕外的戲院亦留下許多現實故事的細節，負載時間與庶民生活的重量，令人懷念之外又不免泛起傷感。

紀錄劇、影像挪用、證詞的科學檢視

Zohar Wagner 的紀錄片《Savoy》（2022），形式上也屬於一部「紀錄劇」（docudrama），處理的是 1975 年月發生在以色列台拉維夫（Tel Aviv）的薩伏伊旅店攻擊事件（Savoy Hotel attack），策畫攻擊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簡稱巴解）成員挾持人質，跟以色列安全部隊對峙兩日，最終以安全部隊衝進旅店、擊斃多名巴解成員告終。本片在運用新聞影像、旁觀民眾側錄的聲音磁帶外，另有很大一部分，是以當時人質之一，Kochava Levy 的回憶錄為本，進行戲劇化處理的段落；這些段落，正提供了檔案外觀未能觸及的真實面。

撰寫劇本、找來演員對回憶錄作更深演繹，豐富了觀眾對當事人內心狀態的理解；文字無法詳述的，也憑藉這一形式，詮釋出更多事件中一觸即發的氛圍。Kochava Levy 因通曉阿拉伯語，成為雙方談判的翻譯，這讓她在其中身處特殊位置，能觀察到面前挾持他們的人在敵對意識形態外，本身的情感與情緒，而這角度，也突顯出交戰雙方經常刻意抹去的、關於「敵人」的複雜性。

但 Kochava 之所以能敏感地察覺這些，或許因為她本身也是「被消音的人」，同樣有著個體無路可出的苦悶。雖受過教育，然而身為女性的她在當時以色列主流社會中，受困於家庭主婦的角色內跟不快樂的婚姻（而攻擊事件發生時，她其實正與人偷情，同樣不見容外界眼光）。這使她在這被挾持的極端情境裡，仍然微妙跟某位較和善的巴解成員，產生出類似友誼的交流，意會到對方也會恐懼及徬徨。可惜的是，事件本有機會在溝通合作中和平落幕，卻因以色列高層的強硬決定而急轉直下，許多人質也在部隊突襲、巴解成員引爆炸彈的混亂中身亡，走向雙方最不願見到的結果。當時在事後被汙名化的 Kochava 這段多年後才真實道出的私人經驗，珍貴地反映出在以巴衝突極為激烈的年代裡，仍有人試圖用別的思考和做法面對官方定調的「恐怖分子」，對比多數男人拿起槍枝和炸彈殺人，在這事件中的一個女人，卻是嘗試為了拯救彼此的生命在行動。

Guillaume Ribot 的《Seeds of Hunger – Ukraine 1933》（2023），則觸及 1932、1933 年間發生的烏克蘭大饑荒。當時訊息皆被蘇聯官方封鎖，幸賴有記者 Gareth Jones 揭發真相才為人所知。影片採用第一人稱的旁白去重述 Gareth Jones 報導文字中的親身見證，作為影片敘事骨幹；然而本片身為紀錄片遭遇的挑戰，更在於幾乎尋獲不到相關影像（僅有 Gareth Jones 途中經友人協助偷拍的 20 多張照片），在這種情況下，影片該怎麼完成？

導演極為聰明地從 1920、30 年代拍攝的眾多蘇聯電影裡尋找，從那些政宣意味濃厚的劇情片和紀錄片，找出可以貼近 Gareth Jones 文字情境的段落。於是，本來用來為蘇共宣傳、講述農民在解放前民不聊生的畫面，轉變成同樣可用來描繪烏克蘭飢荒的慘狀。政宣片中常會出現的人物典型跟象徵手法，也在重新嫁接脈絡的安排下，成為本片在視覺上的身歷其境，觀眾彷彿就像是真的走進 Gareth Jones 那趟旅程，跟隨他一同見證蘇聯官方的諱莫如深、秘密警察的隨時監視、烏克蘭鄉間雪地小屋內農民瀕死絕望的臉孔，以及當局在這場飢荒中的殘酷作為（搶走穀物和來年播種用的種子；封鎖車站交通和國境、不讓挨餓民眾逃離家園）。挪用的影像在脫離原先敘事目的後，其本身設計的渲染力，在此反倒成為加深觀眾主觀感知最有效的利器；影像內不經意拍攝進的其他細節，也成為我們認識生活在當時的蘇聯是何等情況的重要參照。

影像與事件的關係，也在本片引人思考。獨裁政權眼中，影像作為眼見為憑的證據，其消失，便意味著事件消失；然而認知事件的存在，實際上也建立在對真相的共識（consensus）上，儘管失去直接佐證的影像，當時經歷飢荒的人多已凋零，留下的文字卻依舊有提問真相的可能；影像的意義即便被特定目的扭曲，也有機會藉著鬆動原有架構、重啟另一輪的論辨。那麼，「記錄」的本質，除了證明事物「此曾在」之外，或許更重要的，是激發觀者追索全貌的企圖心和批判性。

判斷暴行是否存在，也意味現今如何據此追究加害者的責任。Ander Iriarte 的《Blue Files》（2022）不只呈現檔案、證詞，更深入探索以科學方法驗證的必要性。佛朗哥政權期間，西班牙警方為打擊巴斯克分離主義份子，多次對當地民眾濫捕刑求。導演懷疑父親也曾遭受警方迫害，但他始終沉默未曾提起；直到他父親參與一個廣泛的研究計畫，專門調查 1960 至 2014 年間警方在巴斯克犯下酷刑虐待的受害者，導演因此也有了這個檢視國家暴力的契機。

影片仔細走訪計畫相關的執行人員，記錄他們如何從多年前便開始採用「伊斯坦堡議定書」（Istanbul Protocol）〔全名為《酷刑與其它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之有效調查與記錄手冊》（Manual on Effective Investigation and Documentation of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的細則，訓練相關人員，以求將受害者提出的說法，經由驗證而成為法庭上能採用的證據。這當中除了牽涉法醫鑑識，亦有心理學家、精神病學者、律師等專業人員參與，受害者證詞不只要錄影存證，更得透過這些專業判斷，釐清受害與否的灰色地帶，尤其是在身體傷害之外，更不易判讀的心理損傷。

從本片中，我們因此看到定義「酷刑」所遭遇的難題，以及各種五花八門的虐待方式。毆打、水刑、強迫長時間維持固定姿勢不說，更有專門對付精神狀態的手段，像是單獨幽閉監禁、噪音干擾、言語恐嚇（特別是針對女性或同性戀者的強暴恐嚇）等。然而，影片更往上追問起國家暴力產生的關鍵：下令者往往不會見到受害人慘狀、執行者可說自己僅是「聽命行事」，由於這樣的結構，讓暴力行為一再發生而沒有反省的可能。

若片中羅列出來的統計數字跟專業人士判定，都是為了讓加害的體系無從辯駁；那麼受害者於事發後「認為自己不再是人」的苦痛，更從這些冷靜的證據裡，導向每一受害者皆有血肉靈魂的共感。這讓本片在最後 15 分鐘內爆發的情感張力，極為沉重而讓人無從閃躲。光是單一事件，便需動用如此龐大的人力、資源去修補，國家一念之下造成的暴力，與事後追求正義得付出的代價相比，實在不成比例，而即便再怎麼努力，也難以說受害者已得到應有的補償。

近五年才重新調整方向在紀錄片的 FIPADOC，可看出正在摸索深化自身紀錄片影展品牌的方向，以及它原本與影視產業組織的關係，如何在這轉型中扮演有效助力（例如觀察獎項贊助方，和產業單元所連結的網絡與專業人士）。或許目前 FIPADOC 還未有讓人眼睛極為一亮的策展概念，但其規劃上試圖面面俱到跟貼近觀眾興趣的用心，其廣羅內容的能力，已然毋庸置疑。■

．封面照片：《81 Meter》劇照；2023 FIPADOC 紀錄片影展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