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讓韓劇又煩又令人著迷？──論何書銘《花路阿朱媽》的挽回時間動力

編按：入圍第 59 屆金馬獎四項大獎，新加坡電影《花路阿朱媽》於 12 月在臺灣上映，本片描述一位熱愛韓劇的新加坡大媽前往韓國旅行，在語言不通、當地無朋友接應的前提下，一路上發生種種趣事。本期《放映週報》刊載作者趙正媛評論一篇，分析韓國通俗劇型如何連接泛稱華語世界的新加坡與臺灣，而通俗劇中時間張力的作用效果，又如何透過《花路阿朱媽》這趟華人女性的旅程被巧妙顯現。請見本篇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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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始談《花路阿朱媽》之前，我想先岔個題，來回顧李滄東的電影《綠洲》（Oasis，2002）是如何介紹人物出場的：主角穿著不合時宜的夏裝，在冬日清晨的寒風中走下公車。此時，從路邊攤販的收音機裡傳出如泣如訴的歌聲，唱出一位女子的苦大仇深，這首歌由韓國聲樂家曹秀美演唱，是當年獲得超高收視率的歷史劇《明成皇后》的主題曲〈若我離去〉（나가거든）。歌曲呼應著電視劇的主題，跌宕多姿唱出女子孤絕的心情，但是，當這首歌出現在片中早晨的通勤時間，卻變得格外滑稽。

《綠洲》上映的那一年，正是韓國文化事業積極在亞洲市場擴張，並取得空前迴響的時代。（注1）電視幾乎出現在所有場景裡，令人物不斷在重要時刻分心，可以說《綠洲》隱晦地將現代人真實情感匱乏的問題，與當時的電視流行文化連結。然而，電影無法預見的是，以韓國電視劇與 KPOP 為首的韓流文化，在日後更持續增強對全球受眾的影響力，甚至構成跨越疆界與世代的新文化認同。令人想繼續追問：是誰促成、擁抱了韓流文化？為什麼他們如此熱愛韓劇？韓劇迷的身分跟他們的背景，和這股風潮又有何關係？促成韓流的韓國電視劇又因為哪些面向或特質，而引人質疑？

今（2022）年，新加坡導演何書銘的首部長片《花路阿朱媽》（Ajoomma），可以說是直接以電影來回應這些問題。主角是一位愛看韓劇的新加坡「阿朱媽」（洪慧芳飾），被兒子放鴿子之後，便獨自從新加坡赴韓，參加電視劇景點巡禮的旅遊團。故事著重在她非自願偏離行程後，所展開的種種遭遇，與隨之而來的心境變化。敘事整體平鋪直述，但也有許多情節出現得生硬又浮誇，彷彿是刻意搬演大眾熟悉的冒險喜劇橋段，雖是惡搞，卻不帶有諷刺或否定的態度。而電影的笑點和重點，即是在這份充滿善意的刻意之中。換句話說，《花路阿朱媽》藉由這些通俗的敘事與美學元素，來影射大眾印象中的「韓流」電視劇，特別是如今華語圈觀眾會稱為「婆媽劇」，或韓國本地觀眾稱為「melo」的類型。（注2）

片中最直接的影射（allusion），即是啟用了「國民爸爸專業戶」的鄭東煥、童星出身的大勢演員呂珍九、近年電視劇上的熟面孔姜亨碩等演員，讓無論是熟悉早期韓流電視劇，還是剛開始追劇的觀眾，都能在《花路阿朱媽》中一認出來，便聯想到他們出演其他電影與電視劇的歷史；不管這些演員在這部電影中的形象，與觀眾記憶中的模樣是否一致，都能讓觀眾想起自己，曾投入在這些影視的經驗與時代氛圍。最重要的是，電影在重新詮釋韓劇元素之餘，更以精準的情節鋪陳節奏和情緒提示，來表現觀眾收看韓劇、擁抱韓流的可能內在動力。

韓流與新加坡華人性的共生背景

電影開頭便帶出韓流風行新加坡的情境：配合著掀起 KPOP 盛世的二代女團 SeeYa、Davichi，和即將出道的 T-ara 成員智妍所演唱的〈女性時代〉，鏡頭來到在新加坡常見的社區廣場上，穿梭在隨音樂認真舞動的中年婦女之間。休息時，主角林美華和與她有著相似面容、穿著的朋友們，談論著家人、生活與近期熱衷的韓劇演員。這種媽媽們之間的對話，對臺灣觀眾而言，也是熟悉又合理的風景。不過，不同於創造「韓流」概念的臺灣的情況，電影之所以將喜愛韓劇的主角設定為中生代的華人女性，除了是參考作為人物原型的導演母親形象，也與新加坡特殊的文化與社會脈絡有關。

韓國電視劇進入新加坡市場，最早是透過 2001 年開設的華語頻道「優頻道」，播放從臺灣或香港購買已經加上中文字幕，或是同時附有中文配音的版本，如一開播就大受歡迎的《All In 真愛宣言》（2003）、《大長今》（2004）。（注3）能不能理解中文、讀懂翻譯後生成的語境和弦外之音，成為當時在新加坡收看韓劇的基本條件，而新加坡社會中不使用華語的少數族群，便幾乎與這股風潮無緣。因此，可以說韓劇最初在新加坡的流行，不可避免牽涉到常見於官方論述中，透過語言、族裔作為分野，以建構並想像特定的「華人性」，甚至是所謂的「亞洲價值」的工程。（注4）此時期韓劇的主要受眾，即是如今的中年世代，相較於更年輕的世代，他們更容易直接接觸到這樣保守、國家所鼓勵的思維。

不過，《花路阿朱媽》在詮釋觀眾身份與韓流現象的關係時，並未不假思索就挪用身份認同或文化親近性的概念，來簡化不同個體甚至是群體的觀影動力，也不以天真的道德主義和無辜受害者邏輯，來區分你我、斷定是非善惡。電影中時常比較乍看同質的人物與關係，例如主角林美華與跳舞夥伴、林美華母子和旅遊團中的中國人母女，或是赴美追求事業的兒子，跟殘念帥哥導遊的對比。雖然對話總是離不開親子關係和教養，勸和不勸分仍是主軸，但卻很難說人物之間對於家的想像有達成共識，或是做出道德判斷。片中大量因語言不通而鬧出笑話的情況，或是使用同一種語言，卻發展出不同群體、世代和性別的表達方式，更強化了這一點。看似內容大同小異的對話，卻在語句交錯翻譯之際，始終保持著可能誤讀、再詮釋的張力。

終究，他人的經驗只能當作參考，主角經歷了艱辛的被丟包、追車救人的冒險之後，在面對兒子在視訊中主動出櫃時，仍得將思緒繞回自己身上，重新審視自己的感受。電影最精彩的便是在出櫃戲結束，林美華回到遊覽車上看著小螢幕上的電視劇，總算演到母子相認的戲碼，攝影機越過飾演劇中兒子的呂珍九背影，反打鏡頭中出現的是林美華自己，將呂珍九抱進懷裡的同時，畫面停格、跳出韓劇特有的粉色特效裝飾，響起煽情的 OST。或許嚴肅的觀眾看到這裡會翻白眼，覺得陳腔濫調有夠煩，不過，正是在此刻，我們才能看清《花路阿朱媽》所展現的韓劇觀影動力，不只是某些人所訕笑的「抱到歐爸，賺到了」，而是，主角看見影像反映了自己未竟的心願：希望在太遲之前，跨越地理空間的距離，追回過去或他們正在錯過的相聚相認時刻。

挽回時間的動力

雖然韓國本地使用的「melo」一詞，不能完全等同於英文中「通俗劇」（melodrama）的概念。（注5）但我想在這裡藉由電影研究者琳達．威廉斯（Linda Williams）對通俗劇特徵的分析，特別是「時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來解釋《花路阿朱媽》這裡運用到的敘事元素。在 1998 年的文章中，威廉斯統整過去對通俗劇和其觀眾研究的觀點，並將通俗劇重新定義為一種「認識論模式」，而非一種文類，更不是什麼「婆媽劇」（women’s film）。（注6）她認為，這種模式旨在激起觀眾的情緒、感觸與憐憫之心，並同時增強道德教化的功能。而這種模式其中一個重要特徵，便是藉由人物的行動，製造出讓觀眾的心情擺盪於「太遲了」（too late）和「及時趕上」（in the nick of time）兩種念頭之間的懸念。（注7）

觀眾之所以熱衷於通俗劇又為其苦惱，而為通俗劇中主角的遭遇哭泣，除了主角時常作為無辜可憐的受害者，也往往是因為我們知道，某些事物將永遠逝去而不得挽回。「時間本身即是最終失去之物。」威廉斯如此說道，例如我們會為喪禮而哭，是因為「我們為時間的不可逆轉而哭泣」。相對地，就算是快樂結局也可能讓我們感動落淚，特別是當故事的懸念解除、受害者得到拯救，進而逆轉時間造成的錯誤，而讓我們心底自知純真而不現實的心願，終於得到滿足。（注8）如果說人生最現實之處，就是無所不在的「太遲了」，那通俗劇便給了觀眾毋須現實的希望：或許永遠不算太遲，永遠有機會解除誤會、沉冤昭雪，重返正義秩序與美好時刻。

事實上，從韓流引領風潮至今，許多大受觀眾歡迎的電視劇，都特別放大這種「時間悲劇」的主題，例如經典的抱錯小孩、家人失散、因誤會和不幸而被拆散的戀人、失憶或投胎轉世穿越梗。不過，也正因為電視劇花了一定的時間，來演繹、延長種種錯過的發生跟後果，才會勾起我們對「挽回錯過的時間」或說「重逢」的期待，也才會讓「及時趕上」的情節如此扣人心弦。《花路阿朱媽》也是如此，電影前半都在演繹時間上的「錯過，例如兒子突然收到面試通知而無法一起旅行、主角錯過上遊覽車的時間、與回來找人的導遊擦身而過；電影也描寫了那些不可挽回的時間，如警衛的狗狗生病離世。而片中後半段出現的各種找人、追車、打鬥救人戲，甚至是兒子的出櫃戲，則展現了「追回」的主題。

不過，在《花路阿朱媽》中實際出現的追回和衍生發展，其展現的價值不全然關乎血緣、親緣離散後的重建，也不意在恢復被打亂的秩序。而是，讓主角林美華在一次次錯失與追回的過程中，長出自我價值跟行動力，以脫離原有的性別和社會角色，更重要的是，讓人得以面對或重新解讀失去的意義，因為，無法挽回的事物也可能生成全新的氣象。於是，故事來到最後，旅程終將結束，相知相惜的夥伴終將分別，林美華與兒子在坦露心跡後也將分隔兩地，但觀眾會知道，未竟的心願、拉開的地理距離與錯過的時間，本來就是促使我們挽回時間、展開行動，以及讓人一再為韓劇傾倒的最大動力。■

．封面照片：《花路阿朱媽》劇照；采昌國際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