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北影】在「野」青年的天真與倖存:《草原上,我們開始跳舞》之預知死亡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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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01

曾經,台北市中心有一片草原,夜幕低垂之際,草民們會從四面八方湧入,卸下白天的標籤、重負與生存,在上面唱歌、跳舞、創作、大肆生活——直到一場意外降臨的死亡。

這段聽似遙遠的故事發生於台北車站不遠處,被鐵路、捷運、公路、高樓環繞的華山大草原。2018 年,一群文青、憤青或通稱為「在野青年」,團體名稱「野青眾」,在此建立野性綻放的藝術聚落「120 草原自治區」。然而如今,那裡只剩一片平整的綠,以及「華山草原分屍案」的陰影。

紀錄片《草原上,我們開始跳舞》(2022)以三位野青草民——多次舉辦遊行展演的發起人莊奕凡、一同以木棧板創建自治區的舞者「平底鍋」、受自治區吸引而來的藝大學生「六雨」——的故事為軸,不只撥開陰影,為一座城市記憶草原曾經如何綻放,更將死亡置於前景,試圖打撈這一群背負死亡刻痕、活下來的青春信存者。

無形牢籠裡的天真

撕掉社會輿論的共犯標籤,這群青年究竟是誰?有點瘋狂的天才藝術家?以革命為正業的流浪漢?滿腔理想與憤怒的年輕人?除了大約二、三十歲的年齡區間,我們對於「青年」的印象,大致包括不符社會規範、衝撞既有體制等性格特徵,沒有固定位置而總是「在野」。不過本片則又以略帶懷疑的眼光,捕捉到他們「天真」的一面,或也是無形牢籠世代才有的特殊屬性。

發起人莊奕凡曾以「無形牢籠」形容我們現在身處的城市,並希望透過藝術行動刺激大家對於公共空間的想像。不過,所謂草原自治區,其實也不是什麼無政府主義的佔領行動,而是正正當當,向市政府都市更新處申請的合法計畫。他們雖然因為裸身、噪音、生火等各種因素不時與警察周旋,但在應對進退中,卻又顯露出與一身乖張服裝不符的乖巧應對:客氣、拘謹、避免衝突,拿著罰單也不忘說聲「麻煩了」。而在一場借鏡傳統民俗的繞境活動中,他們甚至超前部署,在警察尚未舉牌之前便擔心起行人道與路權的使用問題。

青年不滿無形牢籠的沈悶,但卻也成為這座無形牢籠的有形部分。這就是現代牢籠的威力,青年在其中顯得世故而天真無害。此外,草原上的共享生活也難逃資本主義的牢籠。草創初期,他們開著小貨車走遍盆地撿拾沙發、以一根捲煙向萬華老伯換來一疊木板,並用八百塊的材料在一千萬的住宅面前蓋起一棟房(平底鍋手工釘作的「舞者的門」,一正一反開,只有自由的身體可以通過)。然而,越到後期,繳罰單、補燈箱、修音響、叫瓦斯、清垃圾(「原來在台北市倒垃圾要那麼貴!」)⋯⋯無形牢籠裡的自由越趨昂貴,做夢都要錢。


(圖/《草原上,我們開始跳舞》劇照,2022 台北電影節提供)

本片的遺憾,或在於略過草原上的日常實踐與多元群體,觀眾對於自治區只留下感官奔放的夜之烏托邦印象。不過導演選擇將鏡頭聚焦幾位野青與體制交錯的特殊時刻,正也凸顯出無形牢籠的無遠佛屆。這本應只是一場有期限的夢(「120」指的是他們向市政府租借而來的 120 天);他們本應離死亡、離謀殺距離遙遠。

預知死亡觀眾

我們或許很難想像與死亡擦身而過是什麼感覺,尤其殺手竟然曾與你一同唱歌跳舞、做過同樣的夢,而你卻一無所知。命案發生後,草民被貼上共犯標籤、驅離草原,而《草原上,我們開始跳舞》便試圖藉由「預知死亡」的敘事結構,重探那些活著的人的傷痕可能如何產生。

紀錄片一開始,導演以幾則新聞畫面,預示悲劇的必然發生。台下的全體觀眾都知道,死神即將造訪,而只有鏡頭中的草民與鏡頭外的掌鏡者從未聽聞。因此,當我們看到殺人犯曾一派正經受訪,一邊對傳統射箭文化侃侃而談、一邊與路過的母女學員微笑寒暄,便會油然升起一股深刻恐懼。而在警察找上草原的那一夜,殺人犯依舊悠閒,反而是導演的鏡頭晃動(注1),為這名「朋友」著急著,不斷向警察重複——「你不要傷害他」。先知的悲傷漫溢台下,恐懼已不足以形容。

基本上,所有紀錄片都是事件之後的驚悚倒敘。看電影時,已知結局通常只有爆雷的風險,但若只要一剎那意識到影中人物的現實結局,感受卻是加倍衝擊。


(圖/《草原上,我們開始跳舞》劇照,2022 台北電影節提供)

青春倖存者的笑與淚

三位主角中,大概只有熱愛打獵的六雨與加害者有比較深的聯繫,因此困惑更深。不過即便他親自走一趟監獄,與那位變態殺人犯面對面也依然無解:那位「他」竟然還是與記憶中草原上跳舞的「他」一模一樣。六雨在讀殺手來信時總是在笑,那種「有失體統的笑」,讓我想起日本社會學家岸政彦的一則隨筆〈笑與自由〉。除了咬牙忍耐的「受害者」與高聲反駁的「抗爭者」,在無法逃脫的艱困命運中,我們至少還保有不被綁住的笑的自由。

離開草原之後,三位主角各有不同的發展。莊奕凡返回鄉間老家,獨自承擔高額罰金,而團隊的耳語又比社會輿論更讓他洩氣。平底鍋的精神則如他的木屋一般被強制拆除。他剪掉長髮、不再跳舞,做個徹底「醒來」的人。其中,似乎只有六雨的生命狀態並未劇烈變動,依舊赤腳搭車。六雨最初並不是抱著改革公共空間的偉大理想而來,而是嗅到自治區的相近氣味才來此創造樹屋,因此即便安身之處也遭拆除,他也可以繼續前進,尋找下一顆樹。然而他的完好如初,或也是草原悲劇的反面,暗示對社會期待越大者,才會受傷越深。

紀錄片尾聲,導演剪入這一群前草民觀看這部紀錄片的畫面。平底鍋直視五年前的自己,泣不成聲。《草原上,我們開始跳舞》是給青春倖存者的撫慰。青年或沒有了草原,也不再跳舞,但我們將背著草原的世界(注2)繼續前行。

封面照片:《草原上,我們開始跳舞》劇照,2022 台北電影節提供

林月先

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曾任出版社編輯。合著有《百年不退流行的台北文青生活案內帖》、《台北城中故事:重慶南路街區歷史散步》,評論散見報導者、釀電影、映畫手民等。關注文字與影像中的歷史,文學與電影外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