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北影】《正義的現跡》——揚．馬圖申斯基與有影無蹤的真相
本屆（2022）台北電影節的國際新導演競賽單元中，不乏以政治社會議題為主題的電影，其中，波蘭導演揚．馬圖申斯基（Jan P. Matuszynski）入圍第 78 屆威尼斯影展正式競賽的政治驚悚片綿密而沉重，《正義的現跡》（ Leave No Traces，2021）改編自真實事件、以同名報導文學為藍本，是導演的第二部劇情長片。
本片梳理一樁 1980 年代鐵幕波蘭底下的國家暴力事件，以明快的手持鏡頭開場，不到幾分鐘就掉入冷戰時期官僚腐敗的陰鬱色調：在波蘭剛結束戒嚴的 1983 年春天，抗爭運動青年展望未來， Grzegorz Przemyk 和朋友 Jurek Popiel 上街慶祝自高中畢業——這天也是當局視為敏感人物的逝世紀念日——卻被共產黨警察抓走。隨後，警方叫來救護車，宣稱 Grzegorz 是毒癮者，要送往精神療養院治療，家人聞訊趕到醫院接他，他尚有意識，表示自己遭受警察私刑，而且下達「外觀不要留下痕跡」的指令。隔天，家人帶 Grzegorz 再度就醫，卻在當天因胃腸道穿孔過世。
影片自唯一目擊者 Jurek 的角度，到受害者家庭，軍警與司法機關，牽連至國際媒體、群眾輿論與抗爭活動，儘管餘波不斷，卻似乎不足以搖撼些什麼。
早在 2017 年，揚．馬圖申斯基讀到波蘭新聞工作者 Cezary Łazarewicz 於同年獲得波蘭尼刻文學獎（Nike Award）的同名報導文學，便打算面對複雜的威權歷史，製作這部電影。由於波蘭共產時期結束之後，可供檢閱的相關檔案與事件龐雜（就算僅限此案發生的 1983- 1984年間），甚至可溯及死者 Grzegorz 活躍於 1970 年代的詩人暨工會運動者母親 Barbara Sadowska 之個人自傳，他和製作人原本曾討論是否以電視劇方式呈現，最後則打算聚焦這個案子的幾個重要枝節，歷經了四、五版劇本修改，最終以電影形式呈現。雖然原本的警察暴力事件發生在 1980 年代，但揚．馬圖申斯基在許多訪問中挑明立場：「這些事其實一直在發生，這個故事至少還有一位目擊者，但在波蘭或世界各地，時常連一個倖存者、目擊者都沒有留下」。對他來說，至少有 Cezary Łazarewicz 的著作，提供一位見證者去描述這個案例，於是他不能無視這點，畢竟，這類事件可能正在發生——他是個電影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拍一部電影，或許出於恐懼，或許出於希望這些事不再發生，希望能改變什麼，一點也好。
就像許多轉型正義路線的創作，當呈現發生在四十年前的真實事件時，對立的兩造都還在世，揚．馬圖申斯基也只能提供自己的表現與詮釋，於是，從原著中改寫的「倖存的目擊者」，或許對他而言更具有象徵意義——活下來的人們的責任，被諸多死亡與倖存所推動的，所有活著的人的責任；以及目擊本身的綿延，那也是看到「有人看到了什麼」的責任。於是，不是以有許多資料可作參考資料的詩人母親作為主角，而是另一個更具虛構性的主角，除了不讓真正的目擊者身分和家庭隱私「現跡」之外，也作為追尋真相的視角切入點，或是，那是種「只要追尋任何真相，必然遭遇阻卻」的視角——對揚．馬圖申斯基來說，以電影表現這件事，繼續反映著那個大哉問：真相到底是什麼？真相等於「我們看到了一切」嗎？人們只能從自己的角度看待事物，在代表波蘭競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時，他在接受 Awardswatch 的訪問後強調這點。比如，安東尼奧尼的《春光乍現》（Blow-Up，1966），「放大照片」就是在表現「看到」的操弄性和侷限性。又或是「聽到」的侷限性，他也提到《正義的現跡》跟法蘭西斯．柯波拉導演的《竊聽大陰謀》（The Conversation，1974）同為政治驚悚的連結。
有趣的是，比起以上他自己提到的幾部作品，對於「真相被建構」的形式經營，或是對於影像「看到／聽到」本質的後設思考，《正義的現跡》本身卻是謹慎平穩的室內劇群像。若與時常拍攝政治驚悚片的科斯塔加夫拉斯（代表作如《焦點新聞》［Z，1969］）作比較，又非科斯塔加夫拉斯那種「不平凡的平凡英雄」所展現的鮮明立場對抗，令觀眾緊隨主角心路的高潮迭起。《正義的現跡》中後段雖著重 Jurek 和 Grzegorz 兩方家庭的各有無奈，但更以觀察式的鏡頭呈現 Jurek 等人難以施為，甚至疏離到——連 Jurek 和朋友母親可能的曖昧情感，都只以敵方提供的說詞呈現，是汙名？還是「自由派詩人」的生活面向？為維持「真相」的難以觸碰，揚．馬圖申斯基謹慎到不直接賦予這兩人逸出本案之外的層次。
而《正義的現跡》中，年輕人的死亡和真相無法現蹤要怪誰？私刑的警察，運送救治的醫護人員，官官相護的各級機關，態度微妙的媒體，立場搖擺的家屬，原先就從事政治運動的受害者母親，跟受害者母親傳出緋聞的友人身兼目擊者⋯⋯？「真相」到底是什麼？ 2010 年代主要耕耘於紀錄片的揚．馬圖申斯基，以凝實的多線佈署讓《正義的現跡》的悲劇事件更具波蘭政治和社會的全景，但反面來看，從開始就毫無出口的情緒也籠罩全片：唯一目擊者不是被體制逼入絕境，而是令觀眾拉遠來看，並非如《春光乍現》那樣「放大照片」，卻是「縮小比例尺」的宏觀視角——一塊從未撤去的黑幕，始終覆蓋在所有人上面。■
．本篇文章，由 2022 台北電影節與《放映週報》合作完成。
封面照片：《正義的現跡》劇照，2022 台北電影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