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花樹人家寫字」──專訪《願未央》導演朱天文、《我記得》導演林俊頴
張婉兒；圖／《願未央》劇照，左起林俊頴、朱天心、朱天文、朱天衣，目宿媒體提供
17歲初到朱家，林俊頴一直記得辛亥路的那間老房，屋前生著兩株桂花樹，民國61年入厝時由朱西甯親手栽下。年輕的朱天文與朱天心廣邀好友在家興辦三三讀書會，母親劉慕沙放狗放到了後山上。入夜時俯瞰朱家，燈火通明，每個房間都亮著光，在喀擦喀擦地運作著，像極了一座小說工廠。
如今高樓漫上山腰，屋厝繁密，空曠山景不復在。1998年作家朱西甯留下未竟的遺作《華太平家傳》與世長辭，2017年文學翻譯家劉慕沙花葬陽明山上，總自嘲有「攝恐症」的朱家姊妹不再婉謝《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的邀約，決定為父母留下幾幀光影紀錄。朱家三代，作家滿堂，最終由朱天文接下上集《願未央》的導演筒，聚焦父母的文學成就與生平始末，再邀來40年好友林俊頴執導下集《我記得》，勾勒朱家姊妹的文學與生活。
蹲點，我們蹲了一生
作家出身的林俊頴說，成為導演是「一連串美麗的誤會」。自知文字和影像是完全不同的系統，林俊頴與朱天文初作紀錄片功課，除了遍覽《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舊作，也看盡當時院線放映的紀錄片，如《RBG：不恐龍大法官》（RBG，2018）、《赤手登峰》（Free Solo，2018）等。朱天文與侯孝賢合作電影三十載，深知小說與電影是兩回事，這回初涉紀錄片領域，更笑稱很心虛，「老覺得拍到的東西太少，當時我們在做紀錄片一個很大的阻礙是，覺得人家紀錄片真的很厲害，要蹲點，可是我們幾乎半年就把該訪問的訪完了。」
上下集素材共用，是一開始定下的策略。2018年10月10日開鏡，8月先搶拍大舅媽和行蹤無跡的耶穌會神父小舅舅，正式開鏡4天後即赴中國大陸南京、宿遷拍攝父親故地，再到北京參加父親的簡體書首發活動。返台後展開密集訪問，搶拍難得回台的作家劉大任、擔任金馬獎評審的華語電影學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等人，也曾赴桃園拜訪前《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桑品載。2019年3月底再訪日本東京胡蘭成墓，上集的拍攝即告一段落。
兩人原先忐忑的心情，終以一句「蹲點，我們蹲了一生」捋平。朱天文蹲了一生的父母，林俊頴蹲了40年的相知好友，雖然初期拍攝很快結束，但剩下的工作即是該如何整理素材。比起導演，林俊頴其實是以「編輯」的身分自居。
父母在我們的聲音裡復活
然而初剪完成，朱天文與剪接黃芝嘉陷入困境。作為傳主的父母缺席，使得上集的素材只剩下大量訪談，摻以些許家庭場景，難以撐起整部片。朱天文不得已，返家翻箱倒櫃，拿出過去從未打開的父母私人物件。每天在丹堤咖啡頁頁細讀父親的1949年來台日記，從小聽聞的「投筆從戎」四個字，也第一次在浩大的歷史背景下，如此鮮活地躍然紙上——
朱西甯響應孫立人招募知識青年，棄學從軍，在上海等船來台，不想一等就是20來天。直叫人等到老，等到心志潰散，消弭了滿腔熱情與雄心壯志，荒謬又悲慘，讓朱天文不覺感嘆，「光是一個『上海等船』就可以拍一部電影。」
她再讀當年父母魚雁往返的「非情書」，夜夜與齊聚一堂為貓打點滴的妹妹天心和天衣分享。製片林靜憶說：「為什麼不把這個拍下來呢？」於是她們循著原有的生活作息，不刻意擺拍，花了2個晚上讀日記，4個晚上讀非情書。直到這時，朱天文才體驗到自己的導演角色。她在白天揀選段落，晚上安排天心讀父親，天衣讀母親，再襯上此前拍攝的片段。原先是為了以聲音呈現父母的不在與不可拍，竟意外成了一種形式。「在我們的聲音裡，好像父母再次復活。」她說。
紀錄片就像農業時代的採集
朱天文生動地將紀錄片比作農業時代的採集，要非常安靜，非常有耐心。沒有預先劇本，只有採集路徑。路上會採到什麼，皆不可知。「我們就一路去東採西採，採回來看看材料不夠，再補，再去採。」她說。就像她們重返出生地黃埔新村，適逢高雄市長選舉前夕，便恰巧捕捉到了陸軍官校學生放假出來投票的難得景象。
「可是選擇題材真的好難。」朱天文也強調。已是文學堂奧中人的他們難免有盲點，因為早已「不在乎」文學，更關注「人怎麼走到今天」，於是一開始險令文學篇幅太少，直到被旁人點破，才終於恍然。
與此同時，說起高雄鳳山一帶「王生明路」和「一江街」的由來，談及孫立人練兵的紀錄片與當時美國人在台拍攝的新聞宣傳片，朱天文的眼底也是滿滿的光芒。當人一頭鑽進史料裡，便會發現人類歷史總是一再輪迴，還有什麼比看那些第一現場的時代紀錄更過癮？她直言幾度難以抵抗誘惑，在組織影片的過程中被那些影像拉跑。但最終還是決定割捨，全數剪掉，回歸到三個女兒讀信的結構，回歸到純粹跟著影片邏輯走，回歸到「從人來看這個時代」。
但或許也正因為胸中有歷史，不知不覺間，關於母親家庭光復前後的期盼與創痛，關於父親少年從軍的志氣與挫折，其實也早已鑿刻進了影格中，叫人能從他們的際遇裡，見證整個浩瀚時代的縮影。這是理想與悲劇的一代。
「父親一生作品這麼多，幾經遷徙，滿地珠璣，要用什麼串起來？就是用『願未央』的繩子。」這是朱天文為上集找到的採集路徑。她說，父親是始終盯著現實的人，一直寫到了最後一刻。寫作的容器因現實而改變，這個軌跡其實始終存在。為了讓拍攝團隊了解，她寫了一萬字的〈腳本與背景〉，詳述父親每個時期的重要作品、社會背景與生活環境。以父親的悲願為軸，大願未完，只盼後繼有人，作為子女的她們承繼父親的身教，繼續在這條路上尋找著。
她們是還在崗位上繼續寫作的人
比起上集的「蓋棺論定」，林俊頴說下集是完全不一樣的狀況。因爲朱家姊妹都還是在崗位上繼續寫作的人，他並未如天文詳列傳主的寫作歷程與轉變，而是在提出幾本標竿性著作——如天文的《世紀末的華麗》、《巫言》、《荒人手記》，天心的《擊壤歌》、《古都》、《漫遊者》——之後，當場整理出幾個重要的採集區塊。
林俊頴直說，每每聽見有人以封建標籤稱呼天文為侯孝賢的「御用」編劇時，他都會為之不服氣。在他看來，朱天文與侯孝賢之間如空谷回音般、耗時數年的對話往返，絕無法僅以一個簡單的「御用編劇」涵括。於是編劇與電影將是描繪朱天文必須著墨的面向。除此之外，朱家姊妹從小涉足的街貓關懷，以及朱天心對朱高正創立的中華社民黨的政治參與，同樣與她們的寫作密不可分。
40年的情誼讓林俊頴對朱家姊妹寫作之外的經歷所知甚熟。朱天文不止一次感嘆，還好當初把俊頴「拉下水」。她傳神地將紀錄者與傳主的對談比作鏡子反射，正因為是林俊頴，話問得深，她自然也答得深。而林俊頴也善用撇步，為了不讓天文尷尬，將訪問題綱交付製片，自己坐到一旁，也成功錄下天文的自然應答。同時，正因為林俊頴並非影像工作者，沒有特殊堅持，導演與傳主之間可能出現的剪接拉鋸也終究沒有發生。
為文字找到影像化的鑰匙
只是，下集的挑戰在於：「文字的長處是影像不可能去建立、取代或消化、轉化的。」林俊頴和朱天文都不喜歡摘錄小說文段的呈現手法，「熟知的讀者不需要看，不熟知的看前後沒有脈絡，也不知所以然。」他們只希望將紀錄片當作提示的開胃菜，若觀者有感，便能自己再去尋書品嚐大餐。
那麼，究竟該如何影像化這些靜態的寫作者？
如果要從影像來理解朱天心，那便是「走路」。從《擊壤歌》的中山北路，到《古都》的青田街、溫州街、淡水、大稻埕，朱天文曾為天心下過一個註解：「她是漫遊者。」走路本是林俊頴和朱天心日常重疊的一部分，作為多年的寶可夢抓寶好友，他們沿著書中路線遊走，一路相聊。天心的即席反應，成就了下集的精彩對答。林俊頴也說，好在有天心愛走路的生活習慣，讓下集找到了影像化的鑰匙。
不同於朱天心整天在外趴趴走，朱天文的日常是宅在家。她說：「我不是在家中就在咖啡館，不然就在咖啡館和家中的路途上。」那張寫就《巫言》、折映天光的方桌，便是她的一方宇宙。當初林俊頴寫下〈我所知道的辛亥路朱家〉作為下集索引，想盡辦法拍攝朱家裡裡外外，結果攝影師姚宏易（小姚）不僅捕捉到了去年夏天攀牆而生的九重葛，還從對面鄰居家拍到天心口中「天文好像在作法」的一刻。
林俊頴請小姚找出當初拍攝《刺客聶隱娘》（2015）考慮過使用的古董手持Bolex攝影機，底片影像配上林強的樂曲，登時創造出彷如魔法的瞬間。雖然朱天文直呼「弄神弄鬼」，笑言每次都很怕看這段，但震撼的美學營造，仍恰到好處地演繹了她的文字的神采。
侯式電影心法與影子兵團
侯導的技術班底撐起了兩部紀錄片，朱天文將他們稱作「影子兵團」，「完全讓你不會感覺到攝影機的存在。」團隊三四人，靜靜地來，悄悄地走，機子默默運轉，叫人渾然不覺，就像《願未央》開場一幕，實際是朱天文在向工作人員講解父母，不想卻已經開機。她笑說，有時候作家、天心丈夫謝材俊（唐諾）走過去看她們努力弄弄頭髮，畫個眉毛，都會說來不及了。
延伸閱讀
侯導訓練出的這組團隊，讓作為傳主的朱家姊妹可以全然交付信任，但他們所給予的也絕不只是技術支持，事實上他們所時時恪守的紀錄片倫理，與侯導一路以來始終貫徹的電影理念兩相輝映，一脈相承。在《我記得》中，朱天文深刻闡述了與侯導的創作過程——
在彷彿具有生命的漫長討論中，兩人激盪無限可能。之後朱天文再將筆記與侯導繪於女兒作業簿上的「天書」，整理成供工作人員閱讀的施工藍圖，故而她說：「電影死於劇本作業」。但在拍攝當下，「電影再次復活。」侯導不畫分鏡，不看劇本，專注於現場的環境，營造他要的春風春水。侯導在意的是那些發生在框框外的事情。最終「電影死於底片」，侯導秉行著「剪接機上剪接」，不依分場，不看分鏡，不顧邏輯，全看素材。朱天文引策展人王派彰的形容，彷彿是將布掛到人身上的「立體剪裁」。
「侯導的東西對我們拍紀錄片是一個助力。」朱天文說。與侯導的長年默契，讓她在開展紀錄片工作時不會對闡釋的內容先作預設。她形容紀錄片其實也是「剪接機上剪接」。倘若是依循一般劇情片的思路，或許會讓她容易先作預想，安排大量擺拍，進而違反紀錄片的倫理，但恰恰是侯導這樣的拍攝心法，培養了小姚等人的工作模式，也在潛移默化中滋養了《願未央》與《我記得》如採集般的創作歷程。「最後會怎麼樣其實我們都不知道。」她說。
人一生只能實踐一種人生
一直要到紀錄片拍畢之後，朱天文才恍惚意識到，她所拍攝的《願未央》，其實是對父親的懺悔錄。同為小說家，作為父親的同業、同行、同道，朱天文說這是還父親一個公道。
年輕時朱家姊妹辦三三，奉的是西漢辭賦家揚雄的那句話，「詩賦小道，壯夫不為也。」以如今的語境理解，便是要做公共知識分子。懷著做天下事的抱負，她們與一眾好友在讀書會上論政經，談國際，僅將小說視作一門技藝，「非常看輕小說這門行當」。那時，比起父親朱西甯，作家胡蘭成其實對她們的影響更深。
她們在青壯年時曾對父親出言不遜，對他的小說實驗有些看輕，只道彼此路數不同，然而一直到了50、60歲，也約莫是父親希望上天再給他10年寫《華太平家傳》的年紀，朱天文才猛然發覺，「人一生只能實踐一種人生。」
她再引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的那句話，「我對技藝情有獨鍾⋯⋯因為它是人活在這個宇宙上立足的根本。」職人若能將一事遂行到底，便能知這裡頭自有其價值觀、人生觀與立世之基。就像以小說為志業的父親，始終肩負著開拓的意識與自覺，寫到生命最後一刻，何其不易。
朱天文直嘆她們年輕時說的都是「大話」，一藝之難，倘能專心致志，堅持做好，那都是一輩子的事情，也正是父親在以身踐行的事情，「這上頭比起來，我和天心就是個業餘，我們的量也不夠，我們對小說這門行當也實在太沒盡到本業和本分，某方面我們都分心了。」
然而朱天文也明白，當她們有了這層覺悟，事實上也是反叛了胡老師當年的教悔。可人生本就要不斷有新的擴展，她想胡老師該是高興看到她們有這樣的自我思省與批判。當然凡事皆有兩面，也正因為年輕時立志做公共知識分子，書讀得雜廣，讓她們較之同代人生出了一種「獨特性」，能為一家之言，寫別人所不及。「現在我們就是把小說寫好吧。」朱天文如是說道。
小說家拆毀他的生活之屋
林俊頴一再強調，《我記得》相當有優勢的一點是「傳主完全能自我表達」。她們能表述自己，解說自己，就像朱天文始終未歇的內省，也如朱天心在片中為自己下的那句動人註解，她說她想不出這世界上還有哪件事情比寫作更寬待她。她不與人為善、她脾氣火爆、她直言傷人，放諸現實世界，作為一個人她或許失敗，但這些「缺點」卻也令她在寫作世界裡自由馳騁。這樣的自我說明，終成就了《我記得》與其他職人紀錄片不同的地方。
朱天文將創作比作火力發電，寫作者的孤僻與不近人情燒得周遭寸草不生，第一個遭殃的往往是親人。可是，偏偏在這個幾匹孤狼強碰在一起的家，每個人又都活出了自己的生活軌道。
「桂花樹人家寫字」，這是林俊頴曾為下集發想的片名。有句話林俊頴覺得很能用來形容辛亥路朱家，那是作家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的話：「小說家拆毀他的生活之屋，為的是用那些磚塊建造他的生命（小說）之屋。」也如同朱天文某次在看初剪時脫口而出，「何以我們會把生活過成這個樣子？」她常笑說其實一開始拍攝時覺得這個房子太破落，「我們也有自尊心。」然而最後呈現出來的，還是她們在家最原始的樣子。
林俊頴相信文學與生活是彼此互文的，「也是因為她們過這樣的生活，才能夠寫出這樣的小說。」這是父母的身教為她們留下最多的——「過簡單的生活，獲最大的自由。」朱天文說，如此，她們便可以專心致志做文學的事。
辛亥路的老房住滿了老貓，都已經接進屋裡十幾年了。日復一日，朱天文的早晨從餵貓開始。終日穿著那款只在日本買得到的素色圍裙，她解釋是因為家裡貓太多，為了避免冬日頻繁換洗，必須找到長袖圍裙。也因為圍裙口袋多，讓她能在裡頭裝滿每隻貓的藥，擦的、餵的、注射筒的。穿著圍裙宅在家，朱天心稱她是「荒野女神醫」。
她們的生活看似簡單，卻也好生豐盈。
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還有一句話：「小說家的傳記拆掉了小說家所建起的，重建了小說家所拆掉的。」細細一想，這便是《願未央》與《我記得》所戮力做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