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的雷奈的《夜與霧》——兼談「台映試片室」及其延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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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27

編按:影迷皆知李大師(李幼鸚鵡鵪鶉小白文鳥)深愛雷奈,不過在這篇名為「記憶中的雷奈的《夜與霧》」文章裡,李大師不是要對雷奈作品《夜與霧》表白,而是要以此片為引,帶領我們航入他的記憶之海⋯⋯回到那尚在「蔣氏王朝」威權統治下,金馬影展還未成立、許多藝術電影無緣一見的70年代,我們要側起身子,越過銳利的鐵絲網,攀抓文如其人的李大師文字,延伸再延伸、離題又切題地,探入「台映試片室」這個啟蒙一代人的重要空間。

本文將拆成上下篇刊載,為即將出刊的《FA電影欣賞》187期中,由作家房慧真執筆的長篇專訪〈時間裡的癡人——試片室、七〇年代影癡、李幼鸚鵡鵪鶉小白文鳥,以及其他〉暖場,敬請期待。

李大師備註:本篇文字粗糙,非投稿稿件,且係TIDF借用《放映週報》網站⋯⋯寫作初衷是想努力記住那個時代那些人與事,但時間久遠,必然掛一漏萬,錯誤百出,率先拋磚引玉,期待各家賜贈增補⋯⋯

在我幼年,譬如淡江法文系的學生時代,同班同學齊隆壬、同校同學(淡江建築系的吳永毅與林洲民、淡江西班牙文系的朱全斌和王家倫)要籌組電影社,校方職掌課外活動組的高層職員丁洪哲一副蔣氏王朝國民黨黨棍嘴臉:「學校每星期六在學生活動中心放映一部影片,還要搞什麼電影社團?」齊隆壬只好向外發展,結識世新的楊立通、沈富祥(按:應是廣電系電影科),而讓我接觸到許多外校同好,e.g.輔仁的蔡祝惠、邱夢雷、趙正人、師大的韓良露、文化的黃建業(以及東海畢業,讀文化戲劇研究所的劉森堯)、台大的李道明、李泳泉、黃翰荻、沈勤(以及台大視聽社⋯⋯)、世新的舒國治、林銳(林生財)、更少年的李宗賢、軍方政戰的卓明(林啓星)、王墨林⋯⋯另外還有馮華濃(原名馮龍海)⋯⋯我感謝其中先驅開疆闢地,在台北市西門町漢口街二段的台映試片室三不五時有跨校的藝術電影欣賞聚會。

凡是放映(准映)執照過期、未被片商銷毀的影片拷貝,有些可以(但也有很多不行)提供觀賞。那幾年,我們看了狄.西嘉的《單車失竊記》、柏格曼的《處女之泉》、黑澤明的《羅生門》、《紅鬍子》、小林正樹的《切腹》和彩色的《怪談》、成瀨巳喜男的彩色片《亂雲》、費里尼/維斯康提/狄.西嘉各一個短篇的《三艷嬉春》⋯⋯凡是從未在台灣的電影院放映的,免談、休想,因為從無拷貝(膠卷);明明有緣在台灣電影院面世的,e.g.雷奈的《廣島之戀》和費里尼的《八又二分之一》卻因准映執照過期而影片拷貝早已銷毀。(當時的)今年不賣座的傑作也常即時在台映悄悄回籠,e.g.庫柏力克的《亂世兒女》、安東尼奧尼的《蝕》(也就是亞蘭.德倫主演的《慾海含羞花》),特別是費里尼的《愛情神話》、《羅馬》(又名《羅馬風情畫》),朱爾斯.達辛的《母子淚》(Promise at Dawn,法文文學原著晚了超過半世紀才在台灣以《我答應》的中文書名亮相)。影壇各路大師,各有一兩部零零星星在台映讓我們見識,唯獨雷奈電影完全從缺。突然有一夜,雷奈的《夜與霧》在台北驚喜登場,並非台映,而是台北的耕莘文教院!

 

圖:《夜與霧》劇照,取自TIDF。

1955年法國出品的33分鐘的紀錄片《夜與霧》(Nuit et Brouillard)彩色和黑白交替映現。在那個影壇普遍黑白片的1950s(甚至直到1960s中期),雷奈的《夜與霧》比起他同輩的大師們(費里尼、安東尼奧尼、高達、克里斯.馬克⋯⋯)早了好幾年就拍攝了彩色影像,而且美麗如詩,美麗的背後卻是深沈的悲愴,卻是永恆的記憶。

不過,克里斯.馬克(Chris Marker)是雷奈一輩子的摯友,是《夜與霧》的副導演,不能說彩色電影克里斯.馬克比雷奈起步的晚,不妨說並間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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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期【放映頭條】
 

學生時代,跨校愛電影的我們,需求量(看電影的機會)漸大,同好人數漸增,台映試片室的同業同行見有商機,第二間、第三間「試片室」紛紛冒出,譬如「永安試片室」,後來江泰墩也開了一間試片室。多少年後,這些試片室逐漸沒落,其中兩大原因:(1) 1982年以來,金馬國際影展每年引介大批全世界的電影佳作,十之八九是全新出品,誰還要在片源有限的小試片間(只有三、四十個座位)一潭死水,重新考古?(2) 台灣海盜版錄影帶盛極一時,何止各類全新院線片?各家各派大師經典大批出籠。

可是,學生時代的我們,有朝一日,有位體貼的德國先生,居然攜帶雷奈大師傑作《夜與霧》的電影拷貝來到搞屠殺與暗殺的、蔣氏王朝白色恐怖操控下的台北,而且在耕莘文教院放映法語原聲,大銀幕的《夜與霧》!台灣人能懂法語的寥寥無幾,電影的旁白沒有英文字幕或中文字幕,於是,這位德國好心男在影片放映時,把每一句法語當場、即席、立刻口譯成英語。縱然全場觀眾英語聽力泰半不好,但起碼或多或少能領會一些!

那個年代,台灣還沒有明顯的「台灣」(或「台灣意識」或「獨派」)與「中國」(或「中國意識」或「統派」)之別,被蔣氏王朝洗腦大家(按:指在台灣的大家都是中國人〔按:蔣氏王朝定義的「中國人」不涵蓋中國大陸,大陸的都是「共匪」以及「任由共匪擺佈的順民/賤民」〕)。那一夜,那位德國好心男的大恩大德,讓我更有理由傾向胡適的世界主義,更加憎惡蔣介石的民族主義。中國人蔣介石蹂躪我們這些中國人,我們在大學組電影社團都被蔣經國的爪牙鷹犬打壓、禁止,這樣的民族主義不要也罷!這又使原本就崇拜墨子的「和平、平等、博愛」而討厭孔子搞小圈圈遠近親疏差別待遇的我,更加「強化」了信念。我敬佩這位德國先生為台灣文化荒漠帶來甘泉,為台灣電影漫漫長夜帶來陽光、栽種向日葵。他可以舒舒服服留在德國,他可以快快樂樂遊走巴黎、紐約,他卻遠來台灣送暖、照明,這不正是胡適神往的超越國界的世界主義嗎?這不正是墨子「兼愛」的偉大實踐嗎?

 

圖:《夜與霧》劇照,取自TIDF。

雷奈紀錄片《夜與霧》在台北天主教耕莘文教院放映,或許是跨校電影同好們在台映試片室佳片共賞的延伸。但,耕莘文教院在文學、哲學、劇場、電影的播種與呵護更早也更久長。圖書室有1960年代台灣《劇場》每一期絕版雜誌(邱剛健、黃華成、莊靈、張照堂等人參與的前衛電影/劇場引介),有費里尼電影《愛情神話》(Fellini Satyricon)劇本與全部電影劇照的專書,更有法國沙特(Jean-Paul Sartre)與英國羅素(Bertrand Russell)這些無神論哲學家的論述(試想,天主教的耕莘文教院可以包容無神論書籍;21世紀台灣「護家聯盟」那些基督徒居然打壓異己、迫害同性戀與跨性別,行徑嘴臉恰似古羅馬時代羅馬人之於基督徒!)

台北市天主教耕莘文教院早在1960年代就提供場地讓《劇場》雜誌的那些前衛人才演出舞台劇、放映自己拍攝的實驗短片。1970年代中後期,逐漸形成/成形的「蘭陵劇坊」早先也有多齣戲在耕莘文教願亮相、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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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期【放映頭條】
 

「蘭陵劇坊」的創始成員中,金士傑、卓明(林啓星)、黃承晃、高淑斌(烏梅)、澳洲男孩杜可風(Christopher Doyle)、劉靜敏(後來改名「劉若瑀」)、蔡宏榮(「蘭陵劇坊」很多齣戲的配樂與美術,以及平面設計/宣傳海報)以及這些人的親朋好友,譬如黃慶綺(她看了當時一部北歐動畫電影,深愛其中一個卡通「人」物「童大龍」而以「童大龍」作為筆名,一些年後,另有筆名「夏宇」寫詩),也都是台映試片室跨校電影欣賞的成員。愛電影的這股熱潮,連已經大名鼎鼎的人物(譬如作家李昂、影星演員胡因子/胡因夢/胡茵夢)都會蒞臨杜可風、金士傑、蔡宏榮共同分租的小公寓(一般俗稱「蘭陵劇坊」所在地)談文學、談電影、談社會、談人生,甚至嘲諷蔣氏王朝。

進出台映試片室的未必全是學生,詩人管管是常客,周夢蝶、徐進夫、畫家鄭在東有時驚鴻一瞥。有些人,往後大放異彩(未必是在電影界),譬如時尚界的蘇瑞華、航空界的單華興。陳傳興這位電影學者,或者加上張啓明、陳國富,當時我不認識,但要說他們跟台映試片室無關,沒人會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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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期【放映頭條】
 

電影同好的台映試片室那段歲月,經歷了「電影圖書館」(1989年改名「電影資料館」)與「法國文化中心」的前後設立;遭逢過「美國新聞處」(在台北市南海路「建中」隔壁)運作多年並隨著台美斷交而撤離;法國電影人魏延年(René Viénet)中文流利,在中國逗留多年,晉見過毛澤東主席,這位「中國通」深諳怎麼跟台灣官方「玩」,特地與「電影圖書館」掛鉤,先下手為強在台北堆出「第一屆法國電影節」,放映的影片數量驚人,從尚.雷諾(Jean Renoir)與馬賽勒.卡內(Marcel Carné)的經典名片、「陽光劇團」(La troupe du théâtre du soleil)《莫里哀》(Molière)到新一代法國導演們貝特杭.布里葉(Bertrand Blier)、克樓德.索戴(Claude Sautet)、克樓德.米勒(Claude Miller)、伊夫.侯貝(Yves Robert)的近作各有佳構登場。說魏延年先聲奪人是他對於台北法國文化中心主任這個職位志在必得,但法國政府高層對他未必青睞,他才急於表現,還帶來3位青春正盛的藝文人才,男的是畢安生(Jacques Picoux),女的是施蘭芳(Françoise Zylberberg)與妮妮(Nini),後來法國文化中心的主任另有其人,魏延年白忙一場,黯然離開。施蘭芳在台北開了專賣法國刊物的「信鴿書店」;畢安生在台灣開過畫展,並為楊德昌、侯孝賢、蔡明亮電影的對白譯成法文字幕!施蘭芳與畢安生為台灣文化藝術的推廣、譯介盡心盡力,也為台灣文化沙漠提供、引介法國藝文璀璨。往後各自英年早逝,魂斷台灣。

 

圖:魏延年(René Viénet)這位熟悉中國的法國電影人,曾將屠光啟的動作片《唐手跆拳道》(1972)重新配音,製成一部十足歪斜的情境主義國際式電影《辯證法如何破磚?》(La dialectique peut-elle casser des briques?,1973)劇照,取自IFFR。

黃承晃的與眾不同有兩種意涵,一是他自己說的,我們都還是學生,沒有工作(在那個沒有7-11、沒有Family Mart、沒有Hi-Life、沒有OK、沒有McDonald’s、沒有Carrefour的年代),他早已踏進社會,是台北電話局的外勤,是勞工階級但也是公務員,他說他有固定薪水。他比較體諒學生們沒錢。所以他衝得快,居然弄來一些不可能看到的電影在台映試片室讓大家分享。那個年代,蔣氏王朝外片在台灣上映是要有配額的,特別優惠美商「八大公司」(派拉蒙、華納、福斯、環球、米高梅、聯美、聯藝、哥倫比亞),法國、英國配額較少,日本更低(等於變相禁映日本電影),共產國家的影片全面禁止。可是,如果有誰擁有一個(或多個)配額不用,會引起公憤,不使用的後果是台灣官方認為你的需求量沒那麼大,明年縮減你的配額。後遺症是,美商有間公司把羅勃.阿特曼的傑作《納許維爾》送電影檢查過關領到准映執照,但考量上片的廣告費用可能比票房收入高,不願吃賠帳,於是,故意不上院線公映,等兩三年後准映執照過期就把影片拷貝「砍掉」(銷毀),免得被人誤拿、放映、受罰,你說可惜不可惜?可恨不可恨?黃承晃居然神通廣大,電影公司高層不上片,公司小弟卻被黃承晃打通在台映試片室讓我們研究切磋。馬丁.史柯西斯的《最後的華爾滋》也「拜訪」過台映試片室。這是黃承晃的另一項與眾不同。

有個寫廣告文案的傢伙王小痴,1960年代為中國國民黨旗下的電影院(新世界、大世界、中國、真善美⋯⋯)上映的影片打宣傳,常用惡毒字句醜化,打擊同一時期別家電影上映的影片。一些年後,他胡裡胡塗自己買進一部非主流的美國電影來台灣發行,被王墨林檢舉是部共產黨拍攝的電影!

 

圖:《強尼上戰場》小說,2015年由麥田翻譯出版。

王小痴買到台灣上映權的是美國作家道爾頓.楚姆波(Dalton Trumbo)根據自己早年小說拍攝成的電影《強尼上戰場》(Johnny Got His Gun)贏得1972年Cannes/坎城/康城/戛納影展的亞軍大獎。台映試片室有緣接招, 我們人人驚喜,不免抱怨王墨林敗事。我甚至以為軍方政戰學校的王墨林是蔣經國的人馬!原來王墨林是在打行政院新聞局電影檢查的耳光,你們一天到晚反共、恐共,真正共產黨人的電影進來卻通行無阻!

道爾頓.楚姆波1940年代受到美國參議員麥卡錫白色恐怖的迫害,失業、被捕⋯⋯各種折磨。1953年威廉.惠勒導演、奧黛麗.赫本主演的《羅馬假期》,1960年史丹利.庫柏力克導演的《萬夫莫敵》,1965年文森.明尼里導演、伊麗莎白.泰勒主演的《春風無限恨》,都是楚姆波編劇的輝煌成果。他匿名編劇的《鐵牛傳》還得過奧斯卡最佳編劇劇本獎呢!

 

圖:道爾頓.楚姆波的個人故事改編為《好萊塢的黑名單》(Trumbo,2015),傳影互動提供。

托亞蘭.德倫這位超級巨星之福,台灣上映過他主演,梅爾維爾導演的三部片。那些台映試片室的跨校電影同好,還結合《武士》(台灣譯名《午後七點零七分》)、《紅圈》(台譯《仁義》)等片做過專題研究。

台映試片室的主人早年沒露面,場地由老闆的親戚胖胖的、俊帥的李先生與拘謹穩重的林先生共同經營。後來,李先生不見了,林先生獨撐。據說,李先生個性瀟灑豪邁但容易賠錢,林先生辦事認真不易虧損,為了繼續存活,只好分道揚鑣。再過一些年,陳先生夫婦收回自己經營,我們才知道李先生與林先生都是外人。

台北西門町的電影院,歷史最久的是「新生」(後來改名「新聲」,位在現今中華路/衡陽路的「錢櫃KTV」)、美都麗(現今的「國賓」,成都路/昆明街的「國賓影城」)、台北(現今廢墟,武昌街二段)etc.。然後依成立先後順序是「樂聲」、「日新」、「豪華」、「獅子林」(現今的「新光影城」),正巧都在台北市武昌街二段。其他各電影院,族繁不及備載,我只想簡明告白台映試片室的位置。

倘若你站在武昌街二段,面對兩間電影院(左邊是「豪華」、右邊是「日新」)的一條小巷(所以背後是昔日「台北大戲院」、現今廢墟)一直往前走,穿出巷子,就是漢口街二段,迎面那個樓房,就是台映試片室了。老闆陳先生收回以後很久,我才曉得原本賣茶葉(一罐一罐的),可能也賣茶具、品茶用品,2F才是試片室。林先生在附近小巷從事廟會放映工作,租的房子沒有放映設備,也無空間,非關試片。小巷另外一處是江泰墩的試片室,但跨校電影同好的試片室時代已一去不返,好電影有各電影節、各影展可看,有DVD、有網路服務;至於讓媒體記者與影評人先睹為快的,是聲光效果高品質的新式空間,譬如「福相」、「遠東字幕」。陳先生、林先生各自退休歇業。江泰墩穩住的是廟會露天電影放映,堅持的是再窮再苦也要為35mm放映機、16mm放映機抱殘守缺,為各電影節在數位Digital電影全面化的現今服務突然需要的膠卷拷貝放映,也因而深受台灣電影界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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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期【放映頭條】
 

一些年前,台映試片室的陳夫人告訴我,李先生英年早逝,離世多年。2019年12月,我遇見一女孩自稱是「台映的女兒」,說她幼年見過我們這些電影發燒友,說她父親已逝。

「台映的女兒」普通話字正腔圓得接近(北京話)的京片子。咦,她不是台灣本省人嗎?原來她特地去上過語文訓練的課。現今,台映試片室一樓租給別人賣咖啡。自己賣茶,到外人賣咖啡,多少世事滄桑。她歡迎我再訪台映舊址。一些天後,我去拜訪她,一樓的咖啡店人員說無此人;說她不住在這;說不知她住何處。

前次與她相見,我拿DV拍攝她,她拿手機拍攝我。與我同來同往的攝影家/電影導演Lizemin(Li Zemin)好像拍攝整個過程。生活與影像,有時會有⋯⋯落差?

我好像同時經歷了雷奈的《穆里愛》(Muriel, ou le temps d’un retour)、費里尼的《八又二分之一》(Otto e mezzo)、安東尼奧尼的《放大》(《春光乍洩》),關於真與幻、關於生活與影像的辯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