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永不遺忘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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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15

  

「謊言說上一千遍,就會成為真理。」

——納粹德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長Joseph Goebbels

 

一趟公路復仇之路,還是一場贖罪之旅?

導演艾騰伊格言(Atom Egoyan)別於過去探討納粹迫害猶太人電影傳統,嘗試拋出問題:「納粹餘孽如何度過餘生?」由加害者(行刑官)角度探究,惟如此觀點隨著加害者本身角色認知與身分認同逆轉而隨之翻盤:賽夫(一開始為了生存)偽裝成被害者,甚而沿襲被害者傳統文化(賽夫妻子的喪禮上,男人們均佩戴Kipa小圓帽,並採傳統猶太宗教儀式),內化為猶太人,弄假成真,到耄耋之年罹患失智症,已無從得知賽夫內心真正的身分認同究竟為何了。

誰是戰爭犯行下真正加害者/被害者,疆界已模糊削弱;艾騰再次探問:「何謂真正的和解、正義及寬恕?」,賽夫探訪二號庫蘭德,得知此人亦為集中營受害者,以「同樣為受害者」的身分愧疚道歉擁抱,是否可視為賽夫對當時集中營受害者遲來的懺悔,又最後賽夫得知真相後的抉擇,是否代表公路旅行是洗滌人生汙點的救贖之旅?是義憤填膺的復仇之路,還是滿懷罪愆的贖罪旅途?囿於男主角失智症設定,觀影者無法得知,艾騰以高明手法四兩撥千斤,控訴戰爭對於加害者、受害者同樣殘酷,無一倖免。

耄耋版猶太獵人尋仇記?精準的反轉與再反轉

不知多少觀影者與筆者相同,受介紹文字誘導,進戲院前已有「男主角賽夫是二戰猶太人屠殺的生還者」之預設前提,於是故事進程被觀者理解為--耄耋版猶太獵人復仇記。男主角賽夫受阿茲海默症之苦,一覺醒來便忘記所有事項(此處預留伏筆,主角對於真實與虛構之認知已混淆失能),惟獨與安養院友人麥斯共謀謀殺奧斯威辛集中營行刑官奧圖華里胥(已化名為魯迪庫蘭德)之事不可忘,特意寫於手上以免遺忘。麥斯書信所定計畫幾近天衣無縫,從事先搜查準備、槍枝購買至旅途安排等細瑣繁雜事宜,時間掌握近乎完美,於是出現了四位魯迪庫蘭德候選人,分別代表德國年長一輩對於猶太集中營的觀點:事不關己、毫不在乎;或是本身即為納粹迫害受害者;抑或盲目崇拜納粹主義、貶抑猶太人,種族優越情節甚而延續後代;當然,有人選擇遺忘、背棄納粹背景,甚至偽裝成猶太人以求自保。

電影第一次反轉為賽夫偽裝身分,找尋第三號庫蘭德,其子約翰出現,告知父親已逝,父子倆皆為納粹主義狂熱膜拜者,隨著時間推近漸生破綻,約翰發覺賽夫是其深惡厭絕的猶太人種,緊急危難下賽夫出手槍殺約翰與其飼養的德國軍犬,觀影者見血花迸射,頓時驚覺:本片並非詼諧黑色喜劇,賽夫正式走上復仇不歸路。而後賽夫尋訪第四號庫蘭德是第二次再反轉,謎底揭曉,男主角長久游移現實/幻境、真實/虛構、善/惡之際,最終以極致悲劇作結,控訴國家機器暴力造成傷痛的永恆性,邪惡是否能藉時間弭平一切傷害?結局已告訴我們答案。

記憶不可信?

對於「人類記憶的真實性」,導演採取質疑態度,探討虛假記憶(False memory)電影中,最為複雜曲折的當為《記憶拼圖》,《別相信任何人》及《謊言的烙印》亦是立基虛假記憶進而延伸發展,導演在部分片段隱喻暗示賽夫的身分:賽夫第一次彈琴彈奏孟德爾頌的曲子,旋律尚能彈奏,和絃卻無法搭配,七零八落;在第四號庫蘭德家中彈奏華格納樂曲,卻是不假思索流暢地表現。孟德爾頌作為德國浪漫樂派作曲家,死後卻因其祖先具猶太血統而遭納粹禁演其作品,推崇反猶太主義的華格納,其樂曲深受希特勒喜愛,為納粹德國的精神象徵之一;而賽夫「第一次」使用手槍射殺約翰與狗,毫無演練下手法異常嫻熟精準,在在為真相揭發預藏伏筆。

永恆烙印的傷痛逾恆

艾騰伊格言題材向直指人性,善/惡、真相/謊言、永恆/片段、虛幻/真實辯證構成電影基調,大膽挖掘人性羅生門的闇黑幽微面,峰迴路轉已是特色,如《赤裸真相》(Where the Truth Lies)、《色誘》(Chloe)。爬梳本片,賽夫手臂上的刺青編號成為關鍵,不得不折服於導演大膽思維。刺青編號永遠地落下,永恆記錄集中營受害者的傷痛,也時時提醒賽夫,那永難抹滅的邪惡印記。

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在2005年播出二戰期間集中營真實記錄片《安妮的集中營》,由著名恐怖片導演Alfred Hitchcock擔任腳本指導與剪輯,他曾說:「如果我們未從這些畫面中汲取教訓,夜幕終將低垂」。或許在國際大屠殺紀念日已屆滿70年的今日,《我記得》捨棄自我、進而以介入他者之姿召喚遠去的傷逝者,斑駁歷史烙印的刻模,更加清晰可見。
 

 

關於作者

楊璨寧

怪奇蚊親妹,嗜電影、劇場,評論散見於國家兩廳院《PAR表演藝術雜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國藝會《表演藝術評論台》、獨立評論@天下、IATC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