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yhood《年少時代》：「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於奧斯卡「爆冷」未獲最佳影片的Boyhood，台灣將其名譯為《年少時代》，中國為《少年時代》——如此直譯，不算有錯。但我更贊同其香港名：《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我們」，可用來指稱身份認同（identity）趨向一致的某社群，即粵語的「我地」。約兩個月前，香港特首在其施政報告中，針對港大學生刊物的觀點「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出路」提出批評，傳遞出其對香港青年「我地」意識的高度擔憂。

Boyhood的諸位人物，皆努力「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出路」，廣義上可視他們同屬一個社群。十二年內他們做了系列人生決定，透過身體、容貌及行為的遞進變化，講出了「這群人」的hoods。拍過「Before三部曲」的編劇／導演李察林克雷特（Richard Linklater），這次應不會再拍Boyhood的「續集」了。只因影片結束時，「這群人」或早或晚都已「長大」（找到或看到了「出路」），有的先自立再自決，有的先自決後自立。

憑藉十二年的製作時間和故事時間，Boyhood不斷啟發觀眾自我設問三個問題：第一、我是否已自立，即是否擁有獨立人格？第二、我的人生至今，是否由我獨立做出決定？第三、對前兩個問題的回答和判斷，我是否能做到不藉助別人的意志而獨立完成？——在165分鐘的放映時間內，觀眾與屏幕上的「我們」共同生活、感性思考，進入一個由人物、演員、觀眾，乃至編劇／導演共同構成的社群，對「我們」的「出路」提出問題。

由此可見，Boyhood最有價值的地方也許是：借用人類學（Anthropology）的研究方法來寫作、拍攝和演出。劇情片屬性的製作、傳播只是載體和路徑，以知性行動對身份（identity）進行感性拷問，才是目的。

人類學紀錄片（anthropology documentary），有以視覺資料搜集為其任務的，也有偏向敘事寫人的。兩類的共同特征為：拍攝者長期（長達數年、十數年，乃至數十年），與被攝對象同吃同住同勞作，在積極同化的過程中，經長期拍攝，累積出大量接近對象「情境」（context，包括社會語境、歷史脈絡和權力關係等） 的素材，並找到相應的剪輯方案。影片敘述的話語權力，因此被部分地「返還」到被攝對象的手中。雖然Boyhood的shooting day只有30多天，但12年的跨度，每次拍攝前的詳細調研，對演員及人物的重新觀察、發現，編劇／導演與演員在事實上形成了長期共同生活的關係，這些都是非常人類學的觀念和做法。話語權力關係的扭轉，令整個創作組擺脫掉所謂的電影規則，盡情擁抱在劇情片創作中罕見的巨大可能。

表面看，紀錄片與劇情片創作規律、方法涇渭分明。其實不然，只是「未知」與「確信」的比例不同而已。大部分紀錄片沒有劇本，有些內容無法拍到第二次，其最大魅力是沒人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紀錄片作者認為：既然生活的想象力遠遠高於我們，那麼當確信自己是無知的時候，便能對現實做到可以做到的有限把握了，即所謂「知己之無知」——此乃紀錄片之「未知」與「確信」的關係。大部分劇情片有劇本，每個鏡頭拍3次以上（演員重複動作3次以上），大部分人在大多部分時段裡知道接下來會如何。劇情片的最大魅力（也是對作者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在「確信」的世界中，創造出「未知」（驚喜）。劇情片作者認為：屏幕上的人物是活生生的，他們的世界是完整存在的，人物命運的抉擇由他們自己做出，而不是由「我」去替他／她做出，即所謂：“每一部電影（劇情片）都有其自己的生命。”（韋家輝語，出自紀錄片《無涯：杜琪峰的電影世界》）——此乃劇情片之「未知」與「確信」的關係。

劇情片中原本很「確信」的因素，在Boyhood中被大大「未知化」。比如，劇本不會（無法）一次完成；比如，沒人知道演員在未來12年內將變成什麼樣子（包括氣質）；比如，工作合同不可能簽8年以上；比如，有些想在第二、三年重複使用的景，也許會徹底變化……這些都還算不上最關鍵、最難的部分，可能最具顛覆性的是：在超長的製作時間跨度中，編劇/導演、演員等主創，對故事和人物的態度、觀點、立場等，總會隨著時間和自己生活的改變而發生程度不同的改變，乃至主創們很可能對正在拍攝的、即將拍攝的、以及已經拍完的內容，出現顛覆性的「覺悟」。由於大部分劇情片在短時間內製作完成（長則1年，短則1個月），創作者總能站在某個時間點上去講述人物（的過去、今天和未來），其觀點、態度、立場都由那個點發出，基本是統一的。但Boyhood有點類似中國畫，散點式的製作時間也進入了敘事，影響並構成了人物及其命運的一部分，也在放映時內悄悄進入觀眾體內，進而形成同一社群的身份認同。

這樣的創作，令屏幕上的人物可以「找到一條自立自決的出路」。同時，由於演員與人物間的巨大張力（紀錄片也有，但很難如此大），導致影片超越了劇情／紀錄的邊界，完成了一次顛覆性的電影化表達。儘管得獎與否有偶然，但Boyhood沒得奧斯卡最佳影片（Best Picture）也不無道理，因該片完全沒有工業示範的價值。

Independent的反義詞是dependent，即「依附」。也就是說：「獨立」實為每個人、每個社群的必需常態，也是創作者及其作品的必需常態。在此，我反思身為一名「獨立電影人」的自我標榜，同時也表達一下對「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出路」之信心，以及為創作自由而爭取並奮鬥的決心！

關於作者

應亮
中國電影導演，策展人，電影教師。代表作為《背鴨子的男孩》、《慰問》、《我還有話要說》等，現為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客席講師，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發起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