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之光：簡評莫杭的經典研究《大明星：慾望、迷戀與現代神話》
比較半個世紀前法國社會學家莫杭（Edgar Morin）的著作《大明星》（Les Stars, 1957年初版，1972年刊印第三版），以及由群學甫出版的譯作之封面設計，前者在老牌出版社界限（Seuil）的構思中，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面對鏡子映射出三屏幕的影像，教人無法辨識出哪一個是真人與虛像；後者則延續女性形象，並不以某影星為主，只將肖像簡化為線條，俐落簡單。一西一中的版本，無獨有偶地都透過高度鮮明且透亮的色塊（橘色與亮粉紅），勾勒出所述主體的特質：明星，璀璨奪目的亮光，不可趨近卻又誘發無限想像。
相隔五十五年後在台灣譯介這本在明星研究（star studies）裡扮演拓荒者角色的論著，不管就國外典範思潮的轉譯、歐美電影理論與美學的引介，乃至當代華語電影研究的推進等方面，意義均顯非凡。
首先，電影評論與學術研究在二次世界大戰後進入一個嶄新紀元。「義大利新寫實」電影、巴贊（Andre Bazin）影評以及法國「新浪潮」電影的崛起，帶起了有關現實與紀錄、作者與藝術等複雜向度的論辯。另一方面，以索爾邦大學為研究基地的「影片學」（Filmologie）亦同時興起，多位人文社會學科的教授聚焦於感知精神－心理學、結合社會學和教育學的觀眾研究，以及電影美學語彙的探索。值得一提的是，1950-60年代的巴特（Roland Barthes）有關電影表意作用及莫杭針對電影觀眾的論文，即曾發表於《影片學國際期刊》（Revue internationale de filmologie）上。這兩組發生在1950年代的重要電影事件，與其說是差異，不如說是促成戰後電影研究邁向嚴肅化、學術化及思想化的觸媒之一。撇開別的不談，兩肇對演員或明星的關注甚至迷念－－從好萊塢明星玉照佈滿《電影筆記》（Cahiers du cinema）封面、高達（Jean-Luc Godard）等同儕導演對類型片演員的狂熱，到巴特於1954-56年期間在左派雜誌《新文學》（Les Lettres nouvelles）對嘉寶（Greta Garbo）與赫本（Audrey Hepburn）臉面的考察－－都可被視為是「作者政治」（Politique des auteurs）以外的另一種電影書寫策略或路徑之展現。由此語境下來看待莫杭的《大明星》，尤其顯得關鍵。如同巴特的《神話學》（Mythologies, 1957），莫氏有意圖地凸顯使群眾蜂擁、著迷甚至瘋狂的明星（普遍被認為是狗仔新聞不登大雅之堂的議題），具有探究社會學、心理學、產業經濟邏輯等深度結構與潛伏症狀的重要介面。
《大明星》的切入角度與分析方略，深具時代意義。就方法學而言，莫杭的思想啟蒙可上溯至歷史前衛主義的艾普斯坦（Jean Epstein）與巴拉茲（Bela Balazs）對神祕臉面與幽微影像調性之書寫軌跡。但相較於泛靈論的筆觸，法國社會學家更在意超乎演員與角色身分的明星，其私生活與形象如何透過動態且多變的現象廣泛地影響觀眾的想像、投射及認同。《大明星》主要以兩大結構，「明星時代」（Le temps des stars：共分六章節）與「時代明星」（Les stars du temps：共分兩章節），再佐以個案研究﹝狄恩（James Dean）、卓別林（Charlie Chaplin）、嘉娜（Ava Gardner）等﹞，鉅細靡遺地闡釋命題。書的前半部「明星時代」，從〈群星的創世紀與蛻變〉、〈天王與女神〉、〈明星崇拜儀式〉、〈明星商品〉、〈明星與演員〉到〈明星與我們〉，莫杭爬梳古典好萊塢夢工廠如何構造明星體系的輝煌系譜（1910-1960）。多虧明星體制，演員從凡人幻化為眾星拱月的萬神，其形象因男性或女性、類型電影或角色人物乃至時代語境而有所不同。古典體制的明星可以是妖姬、情人、清純聖女，也可以是英雄、壞男孩甚至反抗者，形象魅力無窮、光芒四射。如同莫杭所言：「庫存明星的好萊塢替電影底片的價值做認證。黃金與明星是兩股傳奇力量，散發令人目眩神馳的吸引力，捕捉所有人類的野心」。而戰後古典好萊塢的沒落，帶來的不只是明星光環的殞落，還有歐洲「新浪潮」重新置換了電影明星的嶄新形象，世俗化取代了神秘化、悲劇化替代了神格化，平凡化更換了崇高化的演繹。
即便如此，明星形象仍然教人嚮往，媒體、群眾或影迷是亙古不變的追隨者。《大明星》從八卦新聞、明星俱樂部、獻祭行為到青少年次文化，描繪痴狂份子對銀幕內外的明星情慾、性靈之種種崇拜及模仿未曾減落的現象，並在書的後半部「時代明星」闡釋明星的死亡與不朽的可能原因。其中，莫杭有關心理投射、認同、拜物乃至演員－明星－分身（double）的書寫，深具獨創性，一方面這無疑承接了其首本電影論著《電影或想像之人》（Le Cinema ou l’Homme imaginaire, 1956：2012年出版簡體字中譯本）有關電影是營造想像世界與神奇氣氛的機器之命題。此種思索動態影像的存在與缺席，如同巴贊的評論一樣，處處流露著戰後沙特（Jean-Paul Satre）式哲學思想的痕跡。另一方面，莫氏的剖析方式更啟發爾後梅茲（Christian Metz）的《想像能指》（Le Signifiant imaginaire, 1975）對觀眾情感乃至主體性認同之思辨。
論及明星研究，莫杭的《大明星》影響甚鉅，英國學者戴爾（Richard Dyer）的《明星》（Stars, 1979：2010年出版簡體字中譯本）即屬一例（首版封面更透過夢露的「嘴唇」構成設計的視覺重點）。戴爾在莫杭將明星作為生產、消費現象及文化現象的研究基礎上，透過結合社會學與符號學細緻地分析明星作為社會現象（生產消費、意識形態）、形象（愛情、社會典型、特定形象）以及建構為符號（人物、表演、作者身份）的深層涵義。顯然，相較於莫杭，學術訓練養成於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戴爾更強調種族、性傾向、文化、宗教及少數族裔與多數族裔的政治議題，此舉既是將明星的系譜往後－古典體制發展，也透過結構性的方法與概念擴延了明星研究的視野。
自此之後，明星研究的書籍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書寫題旨與方法論從社會學、精神分析學、後殖民研究、性別研究、酷兒研究到形體分析等面向，不一而足，異常豐富。至於華語電影的明星研究，近幾年來也開始出現質量精彩的著作，超脫往昔《劇場》雜誌、《雄獅美術》月刊（尤指1978-79年期間）、《影響》雜誌、但漢章乃至李幼新等人的評論方略，邁向更具方法論與認識論的分析架構。其中，《華語電影明星：表演、語境、類型》（Chinese Film Stars, 2010：2011年出版簡體字中譯本）裡中外學者對黃柳霜、阮玲玉、黎莉莉、梅蘭芳、趙丹、張瑞芳、仲星火、凌波、林青霞、李康生、李小龍、成龍、周潤發、張國榮及李連杰的論述，可讀性與分析性兼具，值得一提。
期盼《大明星》譯作的問世，能起著結合中外相關領域重要參考著述的作用，進一步催化明星研究之能量與深度。
（作者孫松榮為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 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