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義下的種族政治：《衝擊效應》

《衝擊效應》(Crash, Paul Haggis, 2004) 拿下奧斯卡2006年最佳影片，此刻再書寫這部片不純粹是影評，而是記下這部片在教學現場所引發的討論及思考。

正如許多奧斯卡的最佳影片一樣，《衝擊效應》並非人人叫好，肯定與批評兩派立場頗為鮮明。支持者認為Haggis一反政治正確的陳腔濫調，巧妙地呈現了種族主義的幽微——無論理性的我們平日裡是如何大力抨擊種族歧視，在危機時刻面對非我族類，每一個人（包涵所有種族背景的人）都可能是潛在的種族主義者，而種族正義作為背後的成因可能是政治角力的酬庸算計；但同時Haggis又暗示人性的本善也有可能引導我們跨越種族疆界，看到彼此真正的內在價值，讓歧視者得到救贖。反對者則認為整部片多線敘事的結構稀釋了角色的深度和情節的完整，導致整部片全是樣板，少數族裔依舊沒有擺脫以往被以負面刻板印象再現的夢靨，而洛杉磯也停留在1992年的形象，是一個批覆著偽善、充斥著歧視的惡都，不同種族之間的緊張關係仍舊是一觸即發，就等一場車禍引爆。

《衝擊效應》前前後後看了數遍，除了第一次是為了看電影本身進戲院外，其餘都是在課堂、座談會等探討多元文化的場合。雖然影片彰顯偏見歧視的手法的確有些做作，城市印象也被刻板化，但整部片毫不隱晦地在人物互動和對白中將日常生活中的種族偏見搬上銀幕，而近乎十個以上的敘事線使得每一個場景都以快、狠、準的方式讓觀眾立即接收到敘事衝突中種族的關鍵意義，也因此我一直認為《衝擊效應》提供了檢驗種族偏見的機會，正如Matt Dylon所飾演的雷恩警官體現了LAPD面對少數族裔的不當執法、非裔電視製作人(Terrence Howard飾演) 面對白人警官利用職權對其妻子上下其手時的無作為，則道破了個人面對制度性種族主義的無助、波斯裔的雜貨店老闆因為「種族形貌」 (racial profiling) 而被質疑其買槍動機、拉丁裔鎖匠被Sandra Bullock所飾演的角色認為是幫派份子不安好心……。類似的例子不少，再加上淺顯易懂，因此選來做為探討種族相關議題。課堂放映後，就幾個情節提出答案（應該）很清楚的情節做為討論的起點，包括，第一、兩警官的頂頭上司為何不接受對雷恩種族歧視行為的檢舉；第二、漢森(Ryan Phillipe飾演)最後誤殺搭順風車的非裔少年(Lorentz Tate飾演)是否是「種族形貌」作祟。

我自以為答案該是不證自明，但學生的回應出乎我意料之外。就第一個問題來說，事實上，兩警官的頂頭上司並非不接受漢森的檢舉，但他要求漢森必須自己具名提出，因為LAPD內部的白人至上主義可能會讓他揹上挾怨報復白人的罪名，當然他也不會獲得任何支持。然而，對大部份的學生來說，他的做法只是自私地想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至於第二個有關漢森拔槍動機的問題，則被解讀為出於正當防衛，許多人說，非裔少年衣履上的塵土和從口袋中拿出聖徒肖像的舉動，「難免」讓人誤會他有威脅性，換做是他們，他們也會和漢森做相同的決定。這些的答案讓我有些困惑，怎麼會看不到漢森所想像的威脅正是源自對黑人的恐懼，又怎麼會沒發現正是這個「黑人等於壞人」的預設讓他們捕捉不到LAPD裡制度性種族主義所形成的壓迫，反而譴責該名上司的自私自利。正當我想點醒他們欠缺種族意識的盲點時，我也從他們提供的解釋中看得更清楚《衝擊效應》在敘事上的巧妙陰謀。儘管角色因為多線的敘事結構顯得扁平，Haggis也總在刻意運用刻板印象時，適時插入反應鏡頭以為評論、註解，但角色卻是以族裔背景與情有可原程度（即可容忍程度）兩者來搭配進行二分。以漢森的例子來說，間歇出現的片段依舊積累出觀眾認為漢森具有良知善意的看法，也導致其作為乃正當防衛的說法，而非裔少年卻在一開始就被以劫車犯的身份建立。「警察/正義 v.s. 罪犯/邪惡」的文化符碼，使得非裔少年在種族議題上的相對寬容及交友不慎的個人因素都無法幫他的悲劇跳脫「罪有應得」的結論，而其同夥，做為影片中言談內容最具有種族意識的角色，卻是選擇以暴力方式（劫車）對白人加以報復、洩憤，而他的犯罪行為不但大大減弱了他的論述力量，甚至讓他成為針對白人的種族仇恨者，兜了個圈，暗地裡再次肯定漢森誤殺有理。多線敘事的穿插結構，看似打散了觀眾對特定角色的認同，但其實是以一種類似跳棋的方式迂迴達到目的。而這個打造文化多元主義的可容忍程度 (tolerance)下，如同Homi Bhabha 接受訪問時曾指出的，鮮少透露其建立文化和政治判斷的普世性和規範性立場(“The Third Space,” 1990: 209)。《衝擊效應》表面上抨擊了種族主義，因為每個人都是種族主義者，白人當然也是，但影片骨子裡之所以是種族主義乃因它巧妙地依據白人的標準定義、分類了哪些是可以被原諒的歧視， 哪些是不行的。

（作者王君琦為國立東華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暨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