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族流散：《應許之國，雙重人生》
對北韓的認識幾近於零，對南韓又有非理性的偏見，所以我鮮少接觸來自朝鮮半島的電影。在今年（2013）的「新北市電影節」，我特意選看兩部海外韓人作品（電影、動畫各一），主要是受「國族流散」這個主題吸引。自1950年代晚期到1980年代初期，前後約莫有九萬名在日本定居的韓裔僑民，響應北韓政府號召「榮歸祖國」，建設社會主義天堂。《應許之國，雙重人生》反省的即是這段骨肉永遠離散，喪失選擇自由的歷史悲劇。
本片是韓裔日籍導演梁英姬的劇情片處女作，她以家族故事為本，編導此一自傳色彩濃厚的電影。梁英姬在日本出生、成長、完成大學教育（後負笈美國修習電影研究），以拍攝紀錄片起家。她多次深入北韓，以至親（三位兄長、姪女）為拍攝對象近距離觀察，完成兩部紀錄片：《Dear Pyongyang》(2005)；《Sona, the Other Myself》（2009），直到2006年被北韓政府列入黑名單，禁止入境為止。梁英姬之所以改拍劇情片，理由應該和中國導演李楊相近：許多情感張力強烈的戲劇場景，唯有摹擬實境，讓人直觀逼視，比較能全面觀照陰暗角落，如實呈現人性的黑暗、極權的壓迫。
電影的第一個畫面是特寫鏡頭：紮著馬尾的年輕女子趴在早餐吧台上，百無聊賴卻又煩躁不定。鏡頭一直微調晃動，觀眾感覺得到緊繃的張力，原來這焦急的一家人在等候消息；接下來是跟拍的場景，從側面拍攝在路上急奔的中年男子，他一路疾行到店裡報信：北韓政府終於放行，准許他們離散25年的至親（兒子／哥哥）到日本治療腦部腫瘤。戲至終局，又回歸開場的早餐店，鏡頭依然微微晃動，氣氛異常凝重，瀰漫著絕望、悔恨、悲憤，因為平壤當局忽然來電，命令所有到日本「保外就醫」的國人次日飛回北韓。片中絕大多數場景，攝影機都在「運動」，其「動能」不同於手提式攝影機那種外放狂亂、讓畫面失焦的爆發力，它相當節制，因為「老大哥」的監視無所不在，劇中人屢受壓迫，攝影機節制而緩慢的移動／晃動，很能傳達隱藏在平靜表象之下的焦慮與不安。
《應許之國，雙重人生》讓外人有機會窺看因閉鎖而神祕的北韓，如何嚴密監控海外僑民，造成家庭／國族悲劇，終究導致絕大多數人對社會主義幻滅。全片最撼動我的幾句話出自那位被迫回歸祖國的兒子之口（大意）：我無法質疑，更不能發問，只能聽從，我終究不再思考這些問題，因為我要生存，我要活下去。最令人悲傷的對白也是他被迫回歸時坦承的疑惑。其父左派信仰堅強，堅心將年僅16的他送回祖國。上船前他躊躇又恐懼，對一路伴隨送行的叔叔說：「如果我反悔不去，爸爸是不是會有麻煩？」極權政府最可怕之處，在於利用人性弱點，親情牽絆，讓人民為求自保言聽計從、相互牽制，造成恐怖平衡。
影片的結局採平行剪輯：哥哥形容平靜，坐在急急駛向機場的轎車裡，凝視著窗外流逝的風景，不經意哼起少年時代和死黨們最愛唱的日本歌謠；妹妹悲憤難抑，拿了錢包衝出家門。最後一幕，只見妹妹表情略顯慍怒，在人車喧囂之中行走，拖著一只昂貴的鋁製旅行箱（要價超過三萬台幣），那是之前兩人一同逛街時，哥哥非常喜歡卻負擔不起的名牌製品。這個終結的流動意象，雲淡風輕，好似沒有確切的結局，卻餘韻無窮，巧妙呼應「旅行」、「流放」、「流浪」、「遷移」等主題。
梁英姬以私密的家族故事映襯大時代的悲劇，不免讓人聯想起侯孝賢的名作《悲情城市》。電影學者葉月瑜曾引用何米‧巴巴（Homi K. Bhabha）的國族流散論，評論《悲情城市》，文中有一段話也適用於《應許之國，雙重人生》：「一方面以個人的書寫來反對教導式的（大）歷史，其指導原則下的人物雖是剝奪掉發言權的客體，但也能成為主述歷史的主體」（註）。梁英姬因為是女性，幸運躲過被送回祖國的命運，卻以邊緣／女性／藝術的身分，向中心／男權／政治發出抗議之聲，為「女性在邊緣書寫歷史」下了絕佳的註腳。
接受《韓國時報》 （The Korea Times）和幾個媒體聯合專訪時，梁英姬曾自陳：「我是在日本出生的南韓國民，在成長的過程中卻被灌輸一個信念：北韓才是我的『祖國』，一個我從未居住過的國家。」這段告白也是許多海外韓僑共同的困惑。臺灣、中國在某種程度上和南北韓面臨同樣的矛盾認同、政治困境，但是海峽兩岸的導演似乎還不曾以影像，深刻地直視此一議題。近幾年的臺灣電影以溫馨小品居多，偏愛生活中的小確幸，卻少了前輩導演直接碰撞敏感政治現實的視野與勇氣。梁英姬的《應許之國，雙重人生》或許可以啟示台灣影人，指引出面對社會／政治現實的方向。
註：林文淇、沈曉茵、李振亞編，《戲戀人生：侯孝賢電影研究》，麥田，2000，頁191。
後記：已經很久沒有這種觀影經驗：坐在前面、左右兩側的人都在哭，遠處還不時傳來抽泣聲，自己也是幾度熱淚盈眶，黑暗中在提包內摸索，卻遍尋不著面紙，只能狼狽地用手背擦，用袖子抹。
作者簡介：
黃香
自由撰稿人，大學主修英文，後負笈英國修習電影／戲劇。性喜文字與影像，譯有英美文學著作三本，現任職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