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電影中的日本人形象：1960、70年代的抗日間諜片
1962年美國好萊塢的銀幕上出現了一位性感又機智的英國人，他只要一開口說：“I’m Bond, James Bond.”全球的影迷都為之瘋狂，女性觀眾也都臣服在他魅力帥氣的外表之下。不用說，大家都知道，他正是影史上最有名，至今仍能打造票房奇蹟的英國情報員007。詹姆斯龐德的魅力眾所皆知，《007》電影系列中的元素也深植人心：經典音樂、綁架暗殺、間諜情報、007女郎、高科技武器和小機關、高級房車與名錶，每項元素都缺一不可。《007》系列對於影壇的影響之鉅，可在日後其他間諜片中看出端倪，每種元素的運 / 引用，都再再顯示《007》系列的不朽價值。
在同一時期，遠在半個地球外的台灣，出現了一系列國台語的間諜片，也許因國俗民情及歷史上的差異，這些間諜片並無直接承襲《007》的風格，但不能忽略的是，這些電影的確看中了國內電影市場中這塊熱騰騰的新需求。就像《007》一樣，這些台灣的間諜片名大部分是情報員的代號，讓人感到撲朔迷離卻又充滿期待，舉例來說：《情報員白牡丹》、《間諜紅玫瑰》、《第七號女間諜》、《天字第一號》……等，這些片名不但只是代號而已，它更融進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舉例來說，牡丹算是中華文化中的花王，有富貴之意，用來形容女子美麗動人。 「天字第一號」出自《千字文》，「天地玄黃」則為《千字文》的開篇四字，又因其中以「天」為首，故「天字」為「第一」。
就人物而言，與《007》系列不同的是，這些居功厥偉的情報員幾乎都是女性。巾幗英雄們沒有詹姆斯龐德的多情，但她們並非冷漠，反倒情感細膩充沛，然而，為了建國大業，卻寧願拋下一切兒女私情。就內容而言，這些間諜情報片的背景都在對日抗戰時期，不約而同的將日本人當做剷除、諜報的對象。中華兒女與日本鬼子的對比形成了一個清楚的二元對立：中國人機智良善；日本人愚蠢殘暴。藉著三部間諜片，分別是兩部台語片《間諜紅玫瑰》、《金雞心》(註)及一部國語片《重慶一號》，想在這週與讀者分享如此看似不意外卻又充滿玄機的負面形象。
1955到1965年是台語片的黃金時期，若不論品質，台語片量曾經有發行年逾百部的記錄。當時剛播遷來台的國民政府並沒有因為國語政策而打壓台語片，相反的，根據李天鐸的《台灣電影、社會與歷史》一書，國民政府不但不排斥在文藝活動與電影中的方言使用，反倒利用台語的文藝形式來闡揚國家意識形態。如此一來，政府的支持加上當時民間大量的投資，台語片便邁入了高峰期，而《間諜紅玫瑰》、《金雞心》便是在這樣資金充裕與政府支持下誕生的產物，商業和抗日政宣的影子在電影中如影隨形。在《間諜紅玫瑰》中，特務出現的時後背景播放的是《007》的音樂，片末除了有國語的愛國歌曲，情報員4337還要帶著大家在犧牲者的墳前用國語大喊：「中華民國萬歲！」，日本無疑是眾人所憎恨的過街老鼠。
導演梁哲夫1966年的《間諜紅玫瑰》講的是女特務代號「4332」，她在地下抗日組織重慶份子中擔任類似匿名領袖的工作，混在日軍中，是日本特務長佐藤的乾女兒，平常在歌廳駐唱。不但日本人摸不著4332的真實身分，就連重慶份子自己也不清楚。4332常常化身為黑衣人拯救不時陷入危機的其他重慶份子，事後都會留下一朵紅玫瑰向日軍宣示曾經來訪。張英導演1965年的《金雞心》則是《天字第一號》系列的第三集，是全系列中最精彩的一部影片。《金雞心》中的特務化名為「白牡丹」，她在一個服務日本軍官的劇團裡擔任要角。其間，她以戲女的身分搭救了中國游擊隊長嘯天，和《間諜紅玫瑰》相同，白牡丹的特務身分要到戲末才會向中日兩邊公開。
在這兩部影片中兩位女間諜平日的身分都是演藝人員，她們表演的場合是許多日本人或是親日的台奸平日聚集休閒的場所。這樣的安排暗示觀眾日本人好逸惡勞的天性，平日除了想盡辦法危害中華人民的安樂，喜愛刑求不幸被抓到的抗日份子，其餘的時間都耗在休閒場所抽菸喝酒、親近女色，跟自律的中國人比起來，是個沒有紀律的民族。
另外，在間諜片中，日本人的粗心大意是理所當然的。日本人實在傻得誇張可笑，襯托出中華兒女的果敢機智。《間諜紅玫瑰》片尾，日本特務長佐藤發現4337即為自己的乾女兒千紅，就在佐藤準備開槍殺死千紅的時候，千紅不疾不徐的向左藤身旁輕瞄一眼，佐藤轉頭過去，千紅便拔出了槍，精準的射中左藤胸口。在這段場景裡，佐藤的粗心就如同小孩般，只要大人隨意一指：「你看那裡！」，馬上轉頭落入大人的圈套，堂堂一個日本軍官就這麼栽在小女子手中，怎們看都有卡通逗趣的效果。待千紅短短訓斥佐藤這日本魔鬼是如何欺負中華民國的同胞，佐藤這才嚥下人生最後一口氣。不只如此，間諜片中的日本人通常沒有察覺到埋伏在窗邊的槍管，一分神，常常都是背後中槍而亡。在槍法上，一個漢人可以持槍解決不少日本人，但一群日本兵同時鳴槍，卻不見得能殺到倉皇逃跑的漢人。
《金雞心》大部分的間諜片元素與《間諜紅玫瑰》相同，愛上歌廳的偽政府官員(應該是算台奸)與日本軍官不曉得戲女白牡丹的身分，即使因懷疑突襲檢查或盤問，白牡丹美麗又無辜的外表，加上看似真摯的回答，總能幫她隱瞞真相，使得盤查的漢奸及日本官兵落入謊言之中。我們前文提到，當時國民政府不排斥使用方言的文藝演出以配合政宣目的，然而，當影片摻雜了中日兩種國籍，不管有沒有配音，影片裡面仍以一種特定語言為主。在間諜片中，為觀眾清楚的區分正邪雙方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正也因為間諜是遊走於正邪雙方的角色，不只影片中的人物不曉得誰是間諜，就連觀眾也需要耐心觀影才會真相大白。在等待的同時，就筆者個人觀影的經驗，在這些影片中正邪雙方實在不好區別。就語言來說，當所有的角色都以台語為主(日本人的台語甚至說的比中國人清楚，偶爾參雜一兩句日語)，只能以對話內容和服裝來區分。若日本人與台奸一起以便裝出場，在畫質跟音質都不太理想的狀況下，會突然出現霧裡看花的狀態，這是台語間諜片中會出現的情形。有趣的是，與台語片相反，被配上國語的《金雞心》與梁哲夫1970的國語間諜片《重慶一號》在語言方面反倒較為容易辨認。在這兩部影片中，日本人的中文參雜著一種奇怪的腔調，很明顯是裝出來，而非像《海角七號》中是真正有日本口音的中文。
情感，通常是判定一個人有沒有人性的簡易法則，冷漠而沒有情感的人是禽獸，是反派角色的特色。但感情充沛的英雄為了更高的使命，必須學會壓抑、犧牲情感。在《重慶一號》中，中日之間的人性及情感對比十分深刻，不只有兒女私情，更有親情、母子之情。《重慶一號》中所出現的年輕中國人幾乎都為抗日組織南京情報站效命，唯一擋在他們與日本人中間的阻礙是母親袁靜儀，她是日華親善委員會的會長，與日本人的關係相當友好。袁靜儀的兒子劉文麟是情報站副站長，當他被朋友問到關於母親是否會影響他們的抗日行動時，他回答到：「我總認為，是人就有人性，除非他失掉了人性，連自己的兒女都不要，才做出違背良心的事。」朋友再問：「若忠孝不能兩全，你怎麼選擇。」劉文麟說：「沒有選擇，只有盡忠。」中華兒女的情感層次，使日本人一心只想趕盡殺絕的想法顯得單薄而沒有深度。在影片中，中國人的部分都以情侶、家人、朋友的方式出現在螢幕上，而日本人卻只有長官與部屬的關係，缺乏家庭與朋友這兩種元素。在《間諜紅玫瑰》中當4332的身分曝光，身為乾爸的佐藤連一絲心碎、猶豫下手的感情都沒有，翻臉如翻書。
以這三部影片為間諜片代表，我們看見其中的日本人形象是簡單的反派角色，他們好逸惡勞、成天花天酒地，面對攻擊時輕而一舉就被打敗降服。依照這樣的情形，實在讓人很難想像當年國軍竟然花了八年對日抗戰。政宣片時常流於形式，刻意簡化敵軍的智慧，消除敵軍的情感，以彰顯國軍患難但最終成功的偉大，而間諜片無疑是讓國家展現優秀長才的最佳舞台。
註：根據黃仁的《台灣電影百年史話》，《金雞心》被歸類在台語間諜片的範疇之內，但國家電影資料館的《金雞心》卻是以國語發音。因研究資料缺乏，《金雞心》的原始發音無從判定，故先將《金雞心》視作為台語片。